“是快速变化的生态系统塑造了中国后浪。他们以‘中国速度’成长起来——或许你也是。而快速变化的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全国十几亿人的三观中。”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2011年上半年，一位叫Zak Dychtwald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借校际交流的机会来到香港大学。在他前往香港之前，所有人都告诉他，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但他很快发现，要明白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只待在香港是不够的——这里几乎人人说英语，非常西化，而河的另外一边才是令世人为之惊叹的巨变发生的地方——这个美国90后决定搞明白“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只身一人来中国闯荡，得到了“戴三才”这个中国名字（他的中国教父给他起的），苦练在学校里学得一团糟的普通话，搭火车游历了许多城市和乡村，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并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记录在《中国后浪》一书中。
对中国的认知是从比较开始的。在序言中，戴三才援引了“生活变化指数”的概念，来解释他和他的中国同龄人所经历的世界变化：从1990-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增长达32倍，这个数字在全球前40强经济体中遥遥领先（同期美国的人均GDP增长为2.7倍）。书中还散落着许多比较数据，它们不仅让外国读者震惊，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或许也是一记强有力的提醒，让我们意识到“中国速度”的真正含义：2011-2014年，中国浇筑的混凝土比美国整个20世纪浇筑的还多；从1980年代末开始，总量相当于整个欧盟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1990-2015年，中国城镇人口所占比例从26%上升至56%；美国2016年“网络星期一”，所有电商平台的销售额总计为35亿美元，虽然打破了上一年的记录但不敌当年“双十一”阿里巴巴各购物网站的销售额——在凌晨一点，销售额就已突破50亿美元。
“是快速变化的生态系统塑造了中国后浪。他们以‘中国速度’成长起来——或许你也是。而快速变化的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全国十几亿人的三观中。”作为同龄人，戴三才发现中国年轻人是他最方便接触观察、并可借此了解中国的对象。美国人习惯用“千禧一代”（出生于1984-2002年）来形容年轻人，中国约有4亿千禧一代，但中国人更习惯用年代来划分，因此“千禧一代”在中国大致相当于80后、90后和一小部分00后。他们也大多都是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独生子女”，是曾被媒体和学者称为“小皇帝”的一代。戴三才记录了许多他在和中国年轻人打交道过程中的见闻和感想，它们未必有当代中国研究者的见解那么深刻，但的确是他真挚直观的感受。随着与中国朋友交往的深入，他渐渐看到了这些“小皇帝”的皇冠之下，一张张踌躇满志但焦虑重重的脸。
1990年代初，西方媒体开始称中国独生子女为“小皇帝”，意思是他们是被祖辈四人、父母二人围着团团转，被溺爱的一代年轻人。这个称呼或许来自1987年中国国内播出的一部宣传片《中国的“小皇帝”》，讲述的是在抚养第一代独生子女时有哪些事情不应该做——彼时，中国最早的独生子女7岁了。这个凝结了“年轻人娇生惯养、难以承担责任”等社会焦虑的词语，塑造了戴三才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某种刻板印象。当他在苏州一家培训机构教英语，目睹四五位小学生在30多名由家长构成的“随行队伍”的热切注视下上着昂贵的私教课程时，这种刻板印象被加深了，然而很快地，他通过观察与他差不多年纪的中国年轻人，又意识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中国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极端重视有着非常现实的原因。1975年，义务教育只到初中阶段，只有约11%的中国人学历为高中毕业及以上。1999年高校扩招改革改变了这一切。当年提出要扩招50万大学生，这比上一年的大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随后15年间，中国每年的高校毕业人数激增了7倍，每年都是大学毕业生人数最多的一年，每年春夏之交都是“史上最难就业季”。
戴三才注意到，当大学毕业生新增人数在15年间从100万增长到700多万，就业机会的创造速度要赶上这样的步伐极为困难，尤其是适合大学毕业生的高端工作岗位。曾几何时，中国现代经济的腾飞是由独生子女的祖辈和父母辈撑起来的——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有着吃苦肯干的超高职业道德，“那几代人干起活来如拼命三郎，在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要求老板让自己加班，也因这样的勤劳而著称于世。同样是这些父母，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但中国还没有完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与如此多的大学毕业生相称的白领工作岗位不足，年轻人就业竞争以及学历膨胀的激烈程度自然水涨船高。
接受更好的教育，意味着中国父母对子女获得更高端体面的工作抱有强烈期待，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这也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目标。在传统儒家时期，中国的人口结构呈金字塔型，庞大的年轻人群体支撑起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而如今中国的人口结构因老龄化程度加深正在发生变化：戴三才指出，中国制造业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红利”，即由婴儿潮一代构成的劳动力，他们任劳任怨地从事了许多廉价工作。然而中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正在不断上升，年轻人的人数已不足以支撑依赖制造业的经济发展模式，年轻人本身也不再满足于一份流水线上的工作。“如果他们想负担起老龄化的工作，就需要赚更多钱，干更好的工作。”
“这代年轻人，推动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创新。他们也知道，要么更有创新精神，创造更有价值的就业机会，要么就会在老龄化人口面前败下阵来。”无论是对家庭而言还是对国家而言，这代中国年轻人的责任都重大。正如人类学家冯文（Vanessa L. Fong）在1990年代研究中国独生子女家庭时所发现的，中国官员希望借由独生子女政策实现生育转型，集中资源培养出新一代高素质人才，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以提升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对个体家庭来说，生育转型是现代化文化模型的一部分，该模型敦促限制生育、大力投资教育、寻找高薪工作——在日益不平等的现代经济中，中国城市青年几乎都被父母寄予了精英梦，他们既是父母爱的焦点，也被期待供养将来退休后的父母。为此他们需要在学业上取得成就，进而找到精英工作。独生子女是一个家庭“唯一的希望”。
诚然，这一代年轻人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代基本不用考虑温饱问题的人——在戴三才看来，这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惊人成就——然而他们可能也是受相对剥夺感困扰最严重的一代人。“30年前中国的人均GDP尚不足200美元，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人们对如何才能过上美好生活的理解变化得比经济发展速度还快，”他写道，“电视节目和电影展现了中国发展的最新趋势。中国年轻人的期望——他们对自己想要过的美好生活的梦想——和他们的经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往往比世界上任何国家这种类型的差距都更大、更广，也来得更让人痛苦。”一位在贵州毕节某银行工作、从底层成功跻身新中产的年轻人李告诉戴三才，虽然自己结了婚，有房有车，在外人看来是妥妥的“成功人士”，但一看电视，就觉得自己“落后”了——他的妻子向往《北京爱情故事》里的那种时髦生活方式，但电视剧中的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是巨大的，“我们的工资水平比他们落后10-15年。”
在了解到这些后，戴三才才明白为什么有一次他抱怨他的学生是被宠坏的“小皇帝”时，一位中国朋友会反应激烈。那位即将数学硕士毕业、正在广投简历找工作的年轻人素日寡言，难得一口气说那么多：
“全家人都觉得只有靠这个办法，才能让自家孩子领先一点。所以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会盯着他，培养他，精心引导他，确保他能考个好成绩，上个好大学，找份好工作，年纪轻轻就能结婚，买房，最后能反过来赡养自己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我们得到了更多关注、更多食物，还有更多资源。作为交换，我们放弃了自己的青春。”
外国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习语，对戴三才来说，“剩女”无疑是其中一个——中国人有“剩菜”的说法，但他们会用残羹冷炙来指代女性吗？很快他就了解到了“剩女”背后的逻辑：中国女人要是过了27岁还没结婚，就是有问题、有缺陷的。他还发现，婚恋问题是中国人彼此寒暄的“常规操作”之一，根据一系列回答，比如挣多少钱、有没有男朋友、是否结婚生子，人们就找到了TA在社会衡量机制中的坐标，得以判断其成功或失败。
在戴三才看来，这种在某个特定年龄前必须结婚的观念暗示了中国这个国家虽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但在文化观念的某些方面依然是非常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同时拥有了旧世界和新世界、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也同时拥有了品茶的传统主义和使用高科技的现代主义。”
中国的年轻人因此受到“传统和需求的双重挤压”：一方面，他们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积累找到好工作所需的文化资本，在校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并为结婚攒够钱；另一方面，父母又希望他们早早结婚生子，成家立业，而这个结婚的最迟可接受年龄对女性来说尤为苛刻和不公平。
戴三才注意到，随着中国年轻人的“社会性断乳”延后，他们与父母的依赖关系也在不断加深。2014年尼尔森的一项调研发现，62%的中国90后称世界上跟他们最亲近的人是父母。但略显讽刺的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往往无法跟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中国的大规模城市化意味着许多年轻人离开家乡，进入大城市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国家统计局2014年的数据估计，约有三亿人至少有6个月的时间在家乡以外的地方工作。
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需要给予他们经济支持。戴三才发现“啃老”在西方和在中国的含义截然不同：在西方，年轻人啃老的最大原因是全球经济衰退和技术发展造成的白领工作岗位数量减少，年轻人失业率上升；在中国，许多啃老的年轻人其实都有工作，不少人甚至工资不低。
“今天的啃老是一种奇怪的突变，是年轻人为自己所费不赀的城市生活筹资的一种变通方式。”他发现，住房成本是困扰他中国朋友的最重要问题，“随便问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中国主要城市目前的房价是多少，他们都会带着一种宗教般的敬畏，以科学家的精确度背诵出来。”让他惊讶的是，整体而言房产在中国其实供大于求，然而它的定价却奇高，远远超过年轻人的工资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住房价格/工资比，全球住房价格最高的10个城市中，有7个在中国。
在与中国朋友交流后，戴三才意识到，啃老和高企的房价实际上是中国年轻人婚恋问题的重要一环——房子往往被视为获得资格结婚的第一步。他的毕节朋友李的婚房是集合他父母和爷爷奶奶三代人之力买的，因为不买房的话，他从大学时代开始谈恋爱且感情甚笃的妻子的父母不可能同意这桩婚事。在一次饭局上，李借着酒意抱怨称，“只有中国才有这种事。我们有一个靠婚姻撑起来的房地产市场。丈母娘经济。”
这个说法显然让戴三才印象深刻，他因此将之记录在书中，但值得注意的是，将拥有房产作为男性结婚前提是单身男性的压力之源，另一方面亦有可能造成性别间的财富流动不公。上海大学的两位学者在分析“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2010-2015年的数据后发现，近70%的男性单独或与家人一起拥有住房，但只有不到一半的女性拥有住房。由于男性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婚房购买者，且房价飙升迫使年轻人必须在购房时依赖父母的经济支持，多子女家庭的父母更有可能优先满足儿子的购房需求，导致女性所能获得的家庭资源减少。
参考资料：
【美】戴三才.《中国后浪》.中信出版集团.2021
【美】冯文.《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他有房 = 她有房？ 多少女性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China Review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