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室主任、研究员 曾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不能一策定论、一蹴而就、一劳永逸，需要一系列政策和一揽子举措来促进形成和加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要协同和统筹好政府功能和市场机制，实现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人民有劲，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良好条件、奠定坚实基础。

认识政府功能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需要数代人不懈努力才能最终达成。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科学谋划、稳步推进、久久为功，关键要从三个角度处理好政府功能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一是从权衡共同和富裕的角度认识共同富裕过程中统筹政府功能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共同富裕本身隐含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共同”隐含着生产关系，而富裕则隐寓着“生产力”。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丰富劳动资料，优化劳动对象，提升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持续促进生产力发展，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形成符合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的形式，不断健全生产关系，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重要制度和政策保障。

二是从协调公平和效率的角度认识共同富裕过程中统筹政府功能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权衡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通常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更重视效率，随着经济深入发展公平和效均衡度逐步提升，到了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阶段更强调公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九大提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正逐步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有效统筹效率和公平”，目的是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以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持续均衡发展。

三是从规避外部性和失灵的角度认识共同富裕过程中统筹政府功能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在共同富裕过程中，市场主导的高效生产是拓展收入的来源，市场作用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特征，市场价格机制推动了收入分配的传导，市场激励机制提升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效率。然而，市场往往存在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主体要素禀赋差异、运行存在外部性等缺陷，导致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现象，需要政府通过营造公平市场环境、矫正要素配置失衡、实施二次分配调节、提供相关公共物品等政策手段予以弥补。当然，政策工具也有不足，存在政策干预的成本相对过高、有过度干预的倾向等问题。为此，必须有效完善市场机制和更好发挥政府功能，推动形成高质量、均衡、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切实优化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市场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当中，要切实发挥市场在提高发展质量效益和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中的作用，完善要素层面的市场机制，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为共同富裕提供基础保障。提高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的供给能力和效率。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快发展生产力来实现，市场机制能够发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作用。一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面向人民生活需求和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深入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增强数字化对产品质量提升和体验优化的赋能作用，满足人民产品消费升级的迫切需求。

二是持续繁荣服务业市场，扩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鼓励社会力量扩大多元化多层次服务供给，推进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跨界融合，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提升人民的服务获取便利度和改善服务体验。

三是坚持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加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满足人民对绿水青山、蓝天白云等生态产品的现实需求。

四是创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精神产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构建有利于完善一次分配的要素市场化机制。尽快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关键性条件。

一是推动经营性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建设用地市场体系，开展土地指标跨区域交易试点，有效弥合我国区域差距。

二是推动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劳动者同工同酬，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和人民收入差距。

三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建立常态化退市机制，完善资本市场金融监管，保障居民金融投资安全，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四是加快发展知识和技术市场，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促进技术要素与资本要素融合发展，不断健全科技人才按贡献分配的合理机制。

五是积极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不断提升数据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功能地位。

形成各类主体平等对待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竞争不公平是加剧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垄断市场主体凭借强大的独占优势，不断攫取高额利润，并在内部人控制下实现高福利、高工资，因此要加快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准入、公正监管、诚信守法。一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面落实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二是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增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加强和改进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推进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三是进一步落实《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完善市场主体司法保护机制，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维护社会诚信与市场秩序，健全涉外司法保障机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更好发挥政策和制度的保障功能发展经济学中反映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呈现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自然过程，并没有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得到普遍验证。因此，要有效发挥政府功能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在二次分配甚至三次分配层面强化政府调节和引导，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完善再分配机制。我国现有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相对有限，因而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共同富裕中的兜底作用，加大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

一是集中更多财力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提取比例，降低行政成本和一般预算开支，加大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支出。

二是推进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三是优化税收调节机制，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和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

四是改革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优化社会救助和慈善制度，健全退役军人工作体系和保障制度，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五是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因地制宜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完善住房保障基础性制度和支持政策。

六是加强对困难群体救助和帮扶，健全城乡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七是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在全社会宣传和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财富观，研究制定企业和个人慈善捐助免税条例，积极鼓励有条件和有意愿的企业和个人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区域间的差距是制约共同富裕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条件。一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实现区域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二是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为目标，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三是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统筹推进革命老区振兴，推进生态退化地区综合治理和生态脆弱地区保护修复，推动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和转型创新试验区建设，推进老工业基地制造业竞争优势重构，解决高海拔地区群众生产生活困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四是建立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提升区域合作层次和水平，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支持欠发达地区的机制，优化区域合作与利益调节机制，加大对民族地区发展支持力度。

调节行业间收入分配。随着产业发展以及行业分工深化，我国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正在加深，特别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正在加剧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应该从抑资本、管行业和调税收三个方面对于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进行管理，避免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妨碍国民收入分配优化。

一是从金融体系监管和行业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等方面，重点防止数字经济领域和平台经济领域的资本无序扩张，夯实资本制度，推进行业反垄断，避免寡头经济对我国行业收入分配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是要强化重点行业管理，针对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超额利润的问题，加强对于不合理的资金进入这些行业和领域的行为监管，推动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三是注重行业税收调节，适当调高部分奢侈消费品和专营产品的税率，逐步降低实体经济和中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

四是建立健全促进农业行业收入较快增长的长效机制，健全农业补贴制度，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优化收入分配秩序。我国是典型转型加转轨的国家，收入分配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乱象，需要更好发挥政府监督和矫正的功能，在确保良好收入分配秩序中实现共同富裕。一是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落实清偿欠薪的属地政府负责制度，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二是清理规范党政机关工资外收入，健全国有资本收益分享机制，完善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制度，健全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发票管理和财务报销制度。三是建立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不断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收入信息监测系统，支持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四是推动落实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