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书公开等方式可能会激起面临相同困境的人模仿自杀，但这不代表不可以谈论自杀事件，恰当地谈论此事，重点还是在于采用的言说方式能否帮到他人。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最近几年，自杀者遗书在网络上被公开已渐为常态。这些遗书中的内容因涉及劳动权益、家庭矛盾、社会不平等、教育压力等问题而获得广泛关注，并引发讨论。其中有一些声音质疑，遗书不应该被如此传播，尤其是在违背死者生前意愿、未取得家属同意以及可能造成“模仿性自杀”效应的情况下。
如何报道自杀事件，传统新闻媒体有其行业规范，考虑到伦理及社会影响等问题，自杀相关细节、死者隐私都不宜公之于众。但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的时代，这些准则的约束力大大降低。在关注遗书所揭示的社会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遗书公开所涉及的伦理、心理以及社会问题，反思我们谈论自杀事件的方式。互联网的信息发布者更应当明确自己谈论自杀事件是为了什么，是否能帮到处于困境中的人，而在点击发送前，则应该检视自己写下的东西是否与这个目标一致。
自杀者的遗书在互联网上公开传播正变得越来越常见。那些引起大量讨论的遗书，其内容往往与当时的社会热点议题有关。例如去年年末，北京某高校大三学生自杀后，他的遗书因涉及教育“内卷”、阶层晋升困难等问题而被当作以血泪刻画时代的文本来解读分析，一些文章更将他视为“小镇做题家”的悲情典型。
类似的遗书还有很多，“996”、职场PUA、原生家庭矛盾、社会冷漠等问题都曾出现其中。随着儿童、青少年自杀者遗书的公开，校园霸凌、家庭暴力、高期待高压力等问题也愈发受到关注。每一次的传播与讨论中，都不乏对社会弊病的批评以及建设性意见，也有不少人借此机会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和感想，获得舒缓和安慰，但即便如此，我们依旧无法回避自杀者遗书是否可以公开的伦理问题。
部分遗书在微博等社交平台面向所有人发布，但另一些遗书则事先划定了其读者范围，自杀者生前未必希望这些文字被更多的人看到。像上文提到的那位大学生，他的遗书发布于个人微信朋友圈，最后却突破熟人圈，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广为流传。最近两天，网上流传的中学生遗书也是从微信群聊里被截图转发出来。发帖几小时后，微博心理博主刘昭删除了原贴，并发文致歉。他表示，自己将聊天记录公开的做法欠妥，“给当事人家属带来了困扰”。
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教育专家陈默首先指出，无论成年人还是儿童、青少年的遗书，都不应该被这样流传，尤其是违背当事人生前意愿、未取得其家属同意的情况下。“另外，从心理上来说，看到遗书的青少年越多，造成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她强调。
据陈默解释，青少年间的同伴影响显著，当另一个孩子看到同龄人做出这样的选择，而其遭遇又与自己类似时，负面影响会被放大，甚至激起相似行为。担心在青少年间造成“模仿性自杀”现象，也是刘昭删除原贴的主要原因之一。原贴发布后获得的转发量和评论量大到惊人，刘昭在后来的道歉贴中说，自己当时立刻反应过来，这个帖子一定被很多未成年人看到了，在几百条陌生人私信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以“模仿性自杀”为由劝其删帖。还有不少网友直接指出，尽管可以理解大家的共情和义愤，但对遗书不加选择的公开可能引发“维特效应”，造成更多悲剧。
“维特效应”得名于歌德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小说中，主人公维特因无法与自己爱慕的女性结婚而自杀，这一情节引来多人模仿，导致这部小说曾在欧洲一些国家被禁。如果说“维特效应”只是基于简单推断得出的概念，那么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媒体报道形式不当将会诱发更多的自杀行为。美国社会心理学家D.P.菲利普斯是第一个对媒体报道和自杀行为关系进行研究的人。他发现，在1947-1968年间，每当美国出现轰动性自杀新闻报道时，其后两个月的平均自杀人数要比往常多58人。据世卫组织于2017年发布的《预防自杀：供媒体工作者参考》统计，自菲利普斯的研究之后，全球有一百余项研究探讨并证实了模仿性自杀的存在，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更容易受刺激性报道的影响，名人自杀则会引来更多人模仿。
一般来说，这类诱发模仿性自杀的报道存在以下共同点：直白抢眼的标题、自杀方法的详细介绍、死者私人信息的公开。然而，这些聚焦于媒体报道伦理的研究已经不足以应对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由于社交网络的发达，遗书等自杀细节的传播比以往更不受控。一方面，信息发布者事前可能缺乏伦理、心理学等视角的考量；另一方面，许多平台尚未投入足够的成本，对自杀相关的信息进行筛选分类，并制定相关介入政策，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此举又会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
并不是说媒体和公众不能公开谈论自杀事件，事情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为什么谈，以及怎么谈。就目前大部分的遗书讨论情况来看，死者与他生前最后留下的文字，似乎正在成为社会性议题的脚注，而如果要讨论这些议题，未必非得以此为例，去挖掘和剖析死者的生平。大部分关注遗书的人总是希望世界上能少些痛苦和悲剧，或许将落脚点转移到如何进行自杀干预，所采用的语言更能给困境中的人以力量和希望。
世卫组织面向媒体工作者发布了报道自杀事件的快速参考指南，其内容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六要”和“六不要”。比较重要的有这样几点：“要提供寻求帮助的准确信息”、“要教授公众有关自杀和自杀预防的相关知识”、“要谨慎采访自杀者家人和朋友”、“不要使用煽情或者自杀正常化的语言”、“不要传播自杀相关的流言”。
虽然这些准则针对的是媒体工作者，但对普通互联网使用者来说也可作为参考。譬如说，当我们谈及某个可能造成死亡的社会性因素时，我们是采用绝望的语调来描述社会，还是以冷静客观的口吻进行分析，对一个深受该因素困扰的人来说，是有天壤之别的。自暴自弃的语言很容易被说出，也容易流于虚假，它的另一个极端可能是盲目而浮夸的盛赞。
关于私人博主如何发布与自杀事件的相关消息，自杀干预组织SAVE（Suicide Awareness Voices of Education）曾编写了一套指南。它建议，个人在编辑消息前应当设定一个写作目标，例如提高公众的自杀预防意识、提供求救资源等，并在完成后检查内容与目标是否一致。关于内容方面，除了参照媒体报道准则，个人还应当避免将自杀行为归咎于单一的原因，因为自杀行为远比此复杂得多。另外，在消息发布后，博主需要定期浏览和管理评论区，留意是否有读者表现出自杀倾向，并及时寻求专业人士的介入，确保讨论与主题相关，避免在评论区争论吵架等。
与“维特效应”相对，负责任的报道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带来“帕帕盖娜效应”。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帕帕盖娜和维特一样，曾因失去爱人而想要自杀，但在最后一刻，他想起并选择了其他的应对方式，活了下去。谈论自杀，不是为了使人死，而是为了让人活。
不过，有关自杀事件的报道和讨论再怎么努力地制造“帕帕盖娜效应”，也是悲剧之后的勉力尝试。从出现心理情绪障碍，到走向实施自杀，家庭、社会在每一个环节都应当有足够的支持和干预机制可以介入。譬如说，搜索引擎可以将心理危机干预热线作为相关关键词检索结果的头条显示，社交媒体平台可以与专业的自杀干预组织合作，采取主动干预模式。
Facebook曾与撒玛利亚慈善组织合作推出了一个自杀警报系统。Facebook根据用户数据筛选出有自杀倾向的人，然后再把剩下的专业评估和干预工作交给撒玛利亚组织来完成。从事AI研究的学者黄智生曾经开发出一款“树洞机器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从已故自杀者的评论区中筛选出具有高危自杀倾向的评论，再由志愿团队设法通过社交平台与对方联系，但这个过程往往充满波折，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发现潜在的轻生者，却不能为其提供心理方面的支持。
建设可以在早期进行干预的心理健康咨询网络尤为必要。仅就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而言，陈默介绍说，国内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已经建立了校内、校外两套心理健康系统，学校里的心理咨询老师主要承担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和病理性心理疾病筛选功能，社会上的医院和心理咨询机构则承担治疗工作。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瑜曾告诉界面文化，近几年休学的孩子日渐增多，有近30年临床一线工作经验的陈默也预言，儿童、青少年抑郁会愈发普遍。随着社会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度变高，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孩子情绪出现问题时，应为其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意识到，孩子心理问题的症结也许不在他们自己身上，而在其他家庭成员或者老师、同伴身上；心理咨询不是孩子一个人去咨询，而可能需要整个家庭一起参与。“有些时候家长做一些事情，意识层面上是为孩子好，但潜意识层面可能不是这样的，这还需要追问。”陈默说道。
参考资料：
《预防自杀:供媒体工作者参考》 世界卫生组织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258814/WHO-MSD-MER-17.5-chi.pdf?ua=1
Social Media and Suicide: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477910/
Recommendations for Blogging on Suicide. https://www.bloggingonsuicide.org/
《自杀干预在中国 | 有数》
https://mp.weixin.qq.com/s/lf74bWgARxGVhyCOHpkyqw
《孩子被当作考试机器，而他们想要追问活着的意义 | 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