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8月9日，在日内瓦发布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新评估报告指出， 科学家们一直在观测全球各个区域和整个气候系统的变化，观测到的许多变化为几千年来甚至几十万年来前所未有，一些已经开始的变化（如持续的海平面上升）在数百到数千年内不可逆转。报告预估，在未来几十年里，全球所有地区的气候变化都将加剧。从未来20年的平均温度变化来看，全球温度升高预计将达到或超过1.5℃，而变暖将加速水循环，可能出现更多的洪涝与更多的干旱。

气候变化的恶果正在显形。在河南暴雨洪灾之后，长江流域再次进入降雨期，被网友戏称为今年的第二个梅雨季。湖北随县的极端强降雨截至13日晨已造成8000余人受灾，21人死亡。我们当然不能说单次气象灾害一定由全球变暖导致，但正如IPCC最新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升温将不仅仅使人类进入一个更热的未来，那同时也是一个更涝也更旱的未来。所以，这就是智人的终结了吗？

在《自私的人类：人类如何避免自我毁灭》一书中，迈阿密大学生物学教授尼古拉斯·P.莫尼（Nicholas P. Money）专辟一章探讨了气候问题——《温室：人类如何搞砸》，这是倒数第二章，而终篇的题目是《感恩：人类如何谢幕》。从创始、孕育、伟大到谢幕，这一天似乎已不断迫近。

人类走向谢幕的路上几乎包含了我们地理课本讲过的一切：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灾害频率加剧、农业减产……不过，似乎气候变化已成为了大国博弈的角力场，或一直以来因太过宏大和遥远而被普通人漠视，尼古拉斯在《温室》一章中写道：“尽管正在进行中的地球毁灭故事牵涉一些相当邪恶的企业，但每个人都难辞其咎。”

中文版译者喻博雅在序言中引用了臧克家的那句诗歌，“有的物种，他活着别的物种就不能活。”而就算不考虑其他物种的安危，就算只是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过度纵欲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终究会让我们自己深受其害。如果别的物种难以为继，人类也就距离灭亡时日无多。

如果说道金斯《自私的基因》这个书名带有某种修辞或讽喻的味道，《自私的人类》则是一个清晰的、直白的、名副其实的判断。在这一则“警世通言”的终篇，尼古拉斯带我们走到智人文明史的尽头，一窥自私者那最终的谢幕。

《人类如何谢幕》（节选）

文 | 尼古拉斯·P.莫尼 译 | 喻博雅

能源生产和交通运输方面的创新，加上导致人口持续增长的农业和医学进步，迅速把我们带进了这个变暖的世界。这一危险后果是西方科学和工程学的产物，建立在弗朗西斯·培根的实验法原则之上，并将导致文明的崩溃和人类的最终灭绝。那么，对于这一令人痛心的结论，我们该作何反应？

若要预测末日，看上去可能的情况是，拥有任何一种享乐生活方式的人都会尽可能寻求长时间地维持现状，而在减少碳排放方面几乎不采取任何行动。如同18世纪的法国贵族，我们将一种漫不经心的社会风气发挥到了极致，沉湎于那些让我们感到最快乐的消遣。只要庆祝者能忍受炎热，就会有否认末日的节日。接下来不久，我们将远离喧闹的舞台和青春的欢愉，为可用的农田和淡水资源而战，围墙和栅栏将在大地上纵横交错，军队将被部署用于防止穷人的跨边境流动。

随着气温的上升，贵族们将以极地移民的身份寻求庇护，或者乘坐全副武装的远洋客轮启航。数以百万计的人将生活在地下城市以及任何能躲避阳光的地方。有关能吸收10亿吨二氧化碳的新方法这类令人眼花缭乱的报道将激起热情的涟漪，然后在下一个新闻周期中消散。渔业和农业将会崩溃，毒品将不会提供多少安慰，每个人最终都会蜷缩成胎儿的姿态，就像火山灰埋葬的庞贝受害者，在无法逃避的炎热中呜咽。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烟雾的升腾，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在21世纪初的这些年里，否认地球遭到破坏的声音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反弹，尽管针对地球炎热的机制和进程的多层次科学证据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听上去越来越滑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谈到这一现象的紧迫性时，那些接受这一事实的人会达成共识。2017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中西部的大多数玉米种植者认识到天气要比过去更难预测。他们做出的应对是减少耕作，种植最新的杂交作物，并实施其他战略来保护农田免受更频繁的干旱和洪水的影响。他们还增加了农作物保险。不过，他们仍然相当冷静，认为气候变化可能不会对农场的盈利能力产生显著影响，人类的聪明才智会解决这些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在有生之年目睹了农业领域惊人技术创新的劳动人民持有这种乐观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有迹象表明，预计短期内美国中部将出现更温暖潮湿的天气条件，这将有利于农作物的高产。

别处农民的日子更艰难。印度的谷物种植者目睹了自己的生计以及对一个更加凉爽、潮湿的未来的希望在持续了几个夏天的炎热中化为泡影。这些农民的自杀率上升了，我们已经具备在发展中国家制造精神卫生流行病的条件。加拿大北部的土著因纽特人社区和澳大利亚的麦农对生态破坏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这两个群体都经历了区域气候的显著变化，这给他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重大改变。调查报告称，这些人口正体验着与其环境的物理变化相关联的“生态忧伤”，他们对未来感到绝望。

即使是那些并未感受到气候变暖影响的人，也替子孙后代感到严重的担忧。在美国，由于不能“稍微更确定地知道会有一个合理的世界让孩子继承”，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表达了对生孩子的担忧。每少生一个婴儿，就会少一个受苦的人、少一份碳足迹。抑制消费主义可能有助于改善环境前景，却遭到了我们的基因反抗——还有那么多的人继续相信生命的意义在于制造婴儿。我们对目前的情况似乎无能为力，很可能也的确如此。

作家罗伊·斯克兰顿总结说，我们已经跨过了卢比孔河，技术性修复不太可能给地球降温，他建议我们“学着不是作为一个个体，而是作为一个文明去死”。按照类似的逻辑，加拿大医生亚历杭德罗·贾达德和默里·恩金在2017年的《欧洲姑息治疗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挑衅性的社论，建议我们将临终关怀的实践推广到整个人类文明。姑息措施包括进行必要的国际投资，以消除饥饿和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所，并承诺进入一个节俭的新时代。他们认为，由自然资源减少所引发的冲突，可以通过将军费转移给全球维和特遣部队来加以控制。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在最好的情况下进行过合作的文明来说，这些行动看起来像是某种变通。诉诸民族主义——显而易见是自恋的一个例证——是我们人类更惯常的处理方式；而随着环境压力的增加，部落冲突也会增加。如果我们把人类推离自己想象的进化顶峰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即使在灯光熄灭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更好一点地相处呢？

为了论证在这个气候变暖的时代重塑人属的重要性，有必要重述一下本书的基本主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孕育了生命的“金发姑娘”星球上，它绕太阳运转了几十亿圈。动物是从在海洋中蠕动的类似精子细胞的微生物进化而来；大猿，也就是人科动物，出现于2000万至1500万年前；像我们这种名为人族动物的猿类更晚近才出现在非洲，而骨架纤细的现代人类则在不到10万年的时间里四处阔步行走。植物从二氧化碳和阳光的能量中装配它们的组织，我们通过吃它们和吃以水果和蔬菜为食的动物的肉来获得能量。消化系统释放出来自我们所吃食物的小分子，这些小分子通过血管运转到全身各处，以维持每个细胞的生存。还有一本杂乱无章的说明书对人体的构造和操作进行了详细说明，这本说明书上写着2万个基因，点缀在总长2米的DNA上。建造人体需要耗时9个月，包括给一个大脑袋安装线路，它会赋予主人一种自我感和自由意志的错觉。身体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大约几十年后，这个动物会停止运作并开始腐烂。

灵巧的身体与脑力的结合使得人类能够操纵环境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其他物种都不具有这种有意识的能力。手是至关重要的：那些有鳍和鳍状肢的高智能动物没有能力改造它们的环境。在很短的时间内，科学和工程学的进步为人口的迅速增长提供了支持，并通过燃烧化石燃料让现代生活变得奢侈，相伴而生的大气变化则导致地球表面变暖。

类似的事情或许已经在整个宇宙到处上演过。如果生命已经在其他星球上进化出来，也许有的外星人已经发展出相当于或超过我们的勤奋所能做到的技术的复杂水平。恩里科·费米问道，那为什么一切都这么安静：“大家都在哪儿？”1950年，费米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午餐时间提出了这个问题（或者很接近于此的问题）。爱德华·泰勒也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这个故事具有惊人的讽刺意味。费米是“原子弹之父”，泰勒后来则成为“氢弹之父”。如果费米把抖包袱的时机安排得更好，他应该在接应自己的提问时看着泰勒，睁大眼睛说：“啊，是的，当然！”

宇宙的寂静（silentiumuniversi），又称大寂静（GreatSilence），存在许多解释，而物理学家费力地运用德雷克公式来估算与外星人接触的可能性。计算的变量包括形成恒星的速率（R*）和外星文明生产出可探测信号所需的时间长度L等。发展核武器可能是限制L的一种流行方式，但我敢打赌，对外星人来说，通过焚烧化石自杀是更常见的结局。

我想外星人教室里的孩子们会学到一个普遍规律，即任何生命形式只要发展出自我灭绝的技术，就会在短时间内灭绝自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几个步骤，可以与癌症的发展阶段——从病灶仅在一处的第零期到癌细胞扩散到其他器官的第四期——相媲美。正如我们在第七章遇到的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在生病期间所写的那样，“第四期的问题是，没有第五期这回事”。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已经在第四期徘徊了超过10万年。泽塔星球上的老师问道：“人类在地球上还能活多久？”教室里的孩子们纷纷热情地举起了面条状附肢。

每一代人都在减少能留给后代的收益方面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如果在20世纪70年代的我劝告我的父亲上班不要开阿尔法·罗密欧轿车，应该改骑骡子，这会很荒谬；而到了现在，既然开车造成的大气变化很明显，我们至少可以试着拼车，但这与资本主义的个人控制欲背道而驰。当我们考虑到破坏已经造成，现在停止排放所带来的任何好处在之后几十年内都不会感受到时，遏制碳排放的想法也是令人泄气的。有些网络评论员知道，即使现在停止所有的碳排放，地球也会继续变暖。于是，他们对此做出回应，说最好的办法是坚持排到底，如吉姆·莫里森所言，“在整个茅房起火之前”尽情享受；从而摧毁人类，让地球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重新启动。

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将庆祝我们的离开。如果外星人用麦克风对准地球，就会探听到最近几千年来持续增加的动物惊叫声：在体育场、斗牛场和熊坑里遭受仪式化折磨的动物发出的呻吟和咕噜声逐渐增强，追加的音量则来自现代对猫、啮齿类和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解剖——极度惊恐的动物被绑铐在椅子上，受到各种仪器探测，这会耗尽天主教审判者的色情创造力。哲学家叔本华说：“人生若不以承受苦难为当下的直接目标，我们的存在则定然全无目的。”今天，这些恐怖做法的辩护理由包括善待动物的经济负担和进行实验的医学必要性。我们一如既往地倚仗于令人震惊的狂妄自大，这一直是我们的特点。

这种对其他动物缺乏共情的想法有悖于我们本能地热爱自然的观念，即“亲生命性”（biophilia）。哈佛生物学家E.O.威尔逊普及了“亲生命性”这一概念，他认为我们保持了在与非洲草原上的野生动物进行史前接触时感受到的共情。然而，这种行为的证据并不存在，这个概念也没有任何进化意义。人类对自然界的友善程度，就如我们对它的破坏所显示的那样。每个喜欢在小溪里翻动卵石的孩子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后者一看到青蛙或挥舞着钳子的小龙虾就会惊恐地退缩。如果说有什么是本能的话，那就是追逐和杀戮的倾向。博物学的教育项目可以奇迹般地重塑儿童的行为，否则他们可能会成为终生的生物恐惧症患者；但只要有其他分心的事情可做，更多孩子会无视观鸟的魅力。

野生动物纪录片的制片人助长了数十年的一厢情愿，以为自己的节目可以挖掘对自然界的神秘敬畏，帮助拯救地球。在电视上体验热带雨林的壮丽景象让我们兴奋不已，节目结尾的简短片段显示伐木卡车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呼啸而过则让我们感到难过。做得更好的动物园以类似的方式接待游客，基于动物的娱乐价值展出它们，并在栅栏或玻璃上附上说明标签，列出它们的濒危级别。孩子们对着大猩猩尖叫，享受着冰激凌，然后坐车回家。关于动物园激发了人们对动物保护的持久热情的证据是站不住脚的。

保育生物学家可能会对其他形式的生命产生共情，但是，他们对地球的破坏几乎与他们患有生物恐惧症的邻居一样多。各处的慈善捐款也不会改变什么，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不过是给地球的葬礼装饰品。其中的困难之一是，过着现代简单生活方式的我们被动地给地球造成了最大的创伤。约翰·列侬说：“生活就是当你忙于制订其他计划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气候变化也是如此。在等待戈多时，爱斯特拉冈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弗拉基米尔回应：“这是你的想法。”

人类的自私自利让我们陷入了生物圈崩溃的危险境地中。身处这一历史关头就是身处一个不受待见的独有位置，就像公元79年恰好住在维苏威火山附近的罗马人的窘境。在14世纪目睹大瘟疫的人也同样感受不到一丝希望。像我一样，这场瘟疫中浑身脓肿的受害者相信他们面临的是文明的终结，也是他们自己的死亡，但至少现在的我们将不必担心永远的天谴。面对这种令人震惊的局面，或许我们最终会克服根深蒂固的自恋。无论是名人还是农民，没有什么能拯救你，将来也没有人会在这里惦记你的遗产。你可能卖出了数百万本书或者专辑，体育场里挤满了欣赏你运动英姿的粉丝，但很快就没有人会在意你了。

感恩——我的意思是对有意识的人生体验和我们短暂参与到自然界的感谢——似乎是最舒缓身心的做法。在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中，阿耳戈斯长老们的领队说：“高贵地赴死会让人得到一些恩典。”这话是说给意识到自己将被谋杀的卡珊德拉听的。在面对一个人的死亡时，总是要像这样做一些感恩的表达。文明正在走向灭亡，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那么感恩的价值就不应该受到轻视。我们现在对自然界这场盛大嘉年华的关注点应该有所不同：正视我们所干的糟心事。承认这些错误，我们就获得了一些解脱感，即使我们的受害者是整个自然界，而我们自己也在受害者之列。

在《失乐园》中，夏娃开始将死亡理解为对她堕落的惩罚，于是她建议与亚当做个约定：“我们为什么要在恐惧之下久久地战战兢兢？”（第十卷，第1003行）她为自己和他们未来的后代感到恐惧，并认为自杀将带来惩罚的终结，“如果这样，‘死亡’就将令他的胃口感到失望，就不得不用我们两个满足他饥饿的肠胃”（第990－991行）。最终，人类的第一对夫妻还是选择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惩罚，同时继续准备成为父母。亚当和夏娃遵照了他们的规划。我们正在效仿他们的做法，不能或不愿改变方向。在天塌下来之前，我们中的任何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更友善地相互对待，并人道地对待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它们正在这个水汪汪的星球上与我们一起受苦。谁知道呢，如果我们变得更好，也许大千世界会继续运转，比我们所期望的时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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