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酒，没有文化。
文|陈根
随着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一事的发酵，酒桌文化也再一次被广泛热议。这一次，对酒桌文化的批评，似乎比以往来得更坚定，也更强烈。
事实上，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中，酒扮演着多种角色。曲水流觞，诗酒风流；大碗喝酒，英雄侠气。酒和诗，酒和剑，都是世间绝配。古人饮酒讲气氛，重内心情怀，更重酒品。
然而，当下的酒桌文化却越来越被异化，酒桌变成了功利的场所，充斥着虚假、野蛮、腐败和庸俗。异化的酒桌文化，只有酒，没有文化。现在，随着酒桌文化的频繁翻车，这一文化糟粕，也是时候休矣了。
酒桌文化的说法，并非没有渊源。中国的礼仪很多源于祭祀，而酒一直是祭祀中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比如，《周礼》中，对祭祀用酒有严格规定，用“五齐”、“三酒”共八种酒。在原始社会，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多为巫师，权力极大。后来也因此演化出了“祭酒”等官职。
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很多礼仪就是来自酒文化。可以说，酒自诞生之初，就与权力结缘。最早有关饮酒的礼仪和规定都出自帝王家，有着极强的政治含义。酒被当作强化统治地位和君臣伦理的工具，一开始就被统治阶层把控，慢慢演化出一系列的礼仪，以便让统治更为庄严和牢固。
传统社会的酒文化与人的身份、地位、权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始终闪烁着强制与被强制的关系。席位的秩序、器皿的多寡、摆设的位置，与当事人在社会上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完全吻合。家庭酒桌上森严的等级，加上严格的长幼尊卑秩序，能最直观地反映出当事人的血统、地位、权力。
酒的生产也是受官方把控的。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惯例是，国家高度垄断酒类的生产、销售、使用等。每个朝代都有管理酒类的机构，被称为“酒政”。周有酒正、汉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唐宋有良酿署。未经官方允许，私自酿造、贩卖酒类会受到严厉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酒文化与饮食文化并没有关系。早期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与祭祀、庆典等礼仪结合紧密，是属于皇家与当权者的上层文化。酒的稀缺性与神秘性，为各种仪式做点缀，用庄严与宏达的场面诠释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酒是奢侈品，是稀缺资源，唯有皇室与贵族才可以享有。而皇室与贵族的宴饮行为多披着政治的外衣。后来，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的发展，酒的产量大为提高，这才下沉到整个社会生活中。从最初的政治统治工具，到普通大众的消费品，酒与酒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深入到中国人心中。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酒桌宴席成为中国人重要的精神舞台。无论悲欢离合还是喜怒哀乐，都能在一席觥筹交错之间畅饮而尽，欢谈而散。几千年的沉淀发展，酒席之上诞生了异彩纷呈的中国饮食文化，而相伴中国饮食文化而生的则是一个个悠久而鲜活的酒席游戏。
这些酒席游戏是我国封建文人和士大夫阶层闲情逸致生活方式之下派生而出的独特文化形态。它将娱乐、文学、情感、技艺等相互嫁接、融合，融入到平民百姓的生活，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然而，当下的酒桌文化却越来越被异化，酒桌变成了功利的场所，充斥着虚假、野蛮、腐败与庸俗。异化的酒桌文化，只有酒，没有文化。几乎每一位身处职场的年轻人，都被酒桌文化狠狠“教育”过。
大部分人内心即使再讨厌酒局应酬，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席，否则就会被视为不服从工作安排、和领导客户对着干，往后的职场之路便会走得比别人艰辛许多。被困于酒桌文化的职场人，以身体健康为代价，活得惶恐而卑微。
所谓的酒桌文化，大概可以分为四种场合。首先，是上级对下级的劝酒。不管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还是企业，有新员工入职，年会或节庆，又或者大型项目结束之后，总要去饭店“犒劳”一下。饭桌上，下属向领导敬酒，领导往往意思一下。轮到领导回敬，下属就得受宠若惊，加倍表示。
比如去年8月曾被新闻报道的“新员工不喝酒被扇耳光”事件。正如在厦门国际银行这位扇人耳光的部门领导看来，一个新人，不肯喝大领导敬的酒，那就是不尊重领导，就是不服从。而且，这种不服从，不仅仅是新人员工自己的问题，还会连累自己，让自己在大领导面前也去了面子。
事实上，这种酒桌文化不仅对职场新人不公平，助长了一种强权文化，也使得“弱者”被迫通过喝酒向“强者”献媚，助长了一种奴性文化。
其次，客户对业务人员劝酒。经济下行，生意难做。为了把产品卖出去，光是价格低、回款慢、回扣多还不够，销售员或业务员还必须“伺候”客户。这就是为什么会说“你陪客户多喝一杯酒，客户就多签一张单”的原因。为了把业绩做上去，销售能不喝吗，敢不喝吗？这种场合的酒桌文化，实则是一种交易。
最后，是男性对女性劝酒。酒桌上往往男性多于女性，此时男性往往要求女性“陪酒助兴”。如果女性光喝饮料或茶水，就无法融入酒局，甚至无法介入话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压力下，女性往往被迫参与。这种劝酒场合也最令女性深恶痛绝。作为一种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其背后折射的更是一种男权文化。
此前，就曾有女子在下班时间被要求接待男客户，导致急性酒精中毒。其丈夫联系公司领导，不仅未曾得到回复，反而被踢出公司所有相关微信群。公司负责人则称该女子是自愿前往饭局，之所以将她从微信群移除，是因为其丈夫在群内发表不当言论，对公司名誉有影响。
尽管酒桌的场合不同，但不难看出，不论是上级对下级的劝酒，客户对业务人员劝酒，还是男性对女性劝酒，其本质都是一种权力规则，“酒”成为了权力的介质。强迫喝酒成为彰显权利和地位的表现，用喝酒来逼迫人们服从命令，喝得越多，劝酒者则越能从中享受到征服的快感。而大多数人迫于权势的压力，只好忍气吞声，喝酒赔笑，则更进一步刺激了对方征服奴役的快感。
显然，当酒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大多数人也就不愿意带入自己日常的生活中了。所以如今的人们谈到酒桌文化，负面看法往往占压倒性优势。人们并不讨厌喝酒，人们讨厌的是喝酒背后的权力规则，毕竟少有听说，和朋友喝酒会有这般压倒性的负面看法。
可以说，“酒桌文化”几乎是病态的权力等级文化的延伸，充斥着上位者放肆的玩笑、严苛的规则与恶作剧，而下位者也乐于以自虐来表示顺从与归附。并且，东亚文化圈以中国为主导的“酒桌文化”还在韩国、日本的酒场蔓延开来。
日本职员也很爱喝酒，下班之后，公司员工往往集体到居酒屋喝酒，喝了一家再换一家，直到一醉方休。半夜走在日本街头，就常能看到许多西装革履的人醉酒后丑态百出，或是直接就躺倒在路边。日本人虽然不直接劝酒，但如果一个男性员工不跟同事去喝酒，就会被认为缺乏“团队精神”，会遭到同事排挤。
韩国人除了自己爱喝酒，而且还爱拼命劝酒。新加坡虽然禁止在公共场所喝酒，但是私下场合喝酒时，也存在劝酒现象。酒不是自己要喝的，而是被逼着喝下去的。劝酒的不嫌事大，喝酒的如临大敌。
值得欣喜的是，当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了酒桌文化的恶劣性质，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加注重自身感受，试图摆脱“酒桌文化”带来的人身桎梏，让“酒桌文化”回归酒的本质，还原到最初的“酒文化”。对于他们来说，只要不为功利，都能找到喝酒的快乐。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不喝酒”的行列，整个职场氛围也在慢慢改变。事实上，在一些市场主导的领域里，游戏规则已经改变，酒桌文化悄然式微。主宰职场命运的，不是领导个人的好恶，而是个体在市场竞争中获取资源的能力。能为团队创造价值的员工，不需要通过酒桌来刷存在感，他们自身就是不可替代的存在。
传统文化既是一种资产，也是一种负担，关键是如何扬弃。如果错误地把负担当作资产，那不止是陋习，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错配”。
社会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推动下进步的。今天的年轻一代，生活在更富足、文明和多元的社会里，比起他们的父辈，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们不愿成为被迫社交中的工具人，不愿为了职场生存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当新一代成为社会的主流，酒桌文化就是时候退出江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