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专家认为，民办教育为中国教育世界做出了贡献，但近年来的商业化、资本化加剧了教育不公平，改革势在必行，但也要依法治教，让公办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
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编辑 | 黄月
今年两会以来，教育新政频出。教培行业在监管收紧的趋势下迎来寒冬，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比例下调，另一面，又有公办教育内的配套措施出台，例如暑期托管服务试点、职业教育分流等等。本月24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称“双减”文件）正式公布，新东方、好未来等公司股价下跌，学生家长焦虑观望。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从已经开始实行的暑托班入手讨论，各地办班的具体效果与问题折射出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内卷”焦虑、升学压力等现实困境，也反映了教育领域中公办与民办的复杂关系。
与暑期托管服务试点通知引发的大量争议相比，暑托班落地后得到的关注寥寥。从各地实际参与情况来看，北京、广州、泰安等地的大部分学校只有十余人报名，唯有上海的暑托报名人数较多，需要家长“拼手速”。
暑托班正式开班前便有部分家长担心，目前暑托班的主要任务在于看管，活动单一，怕孩子去了无聊，又学不到新知识。这个担心成为了北京等地暑托班 “遇冷”的主要原因。据《南方周末》调查报道，暑托班报名少的情况主要发生在初次开班的地区，这些地方办班经验不足，加之准备时间仓促，导致课程单一，对家长和学生而言缺乏吸引力。
尽管从教育部印发的通知来看，学生的暑期托管应当由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共同完成，但许多地方还是把任务交到了学校头上，动员起来的志愿者也基本只有教师，在“不上课”的原则下，学生到校后能做的事情十分有限。听说父亲想给她报名暑托班后，一名四年级的女生反问：“去学校不上课不是浪费时间吗？”而且现在实行分期报名制度，每一期只持续十余天左右，即使报上名了，家长也需要另想办法解决剩余的大部分假期。
上海市暑托班报名火爆，离不开前几年的探索和经验积累。自2014年创办以来，上海市爱心暑托班已经累计服务小学生超过18万人次。与北京不同，上海暑托班更好地调动整合了社会资源，本地的科技公司、高校、社区自治平台、家长联谊会等都参与了中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学生在暑托班不仅有人照看，还能接触到金融理财、法律、围棋等课程，增长见识。
随着生活与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家长不再满足于孩子有人管，而是希望孩子在继续学习的同时，过一个丰富有趣的假期。暑托班试点通知发布前，校外培训机构以及一些提供补习课程的民办托管机构，往往是家长的第一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在接受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采访时说，以90年代末为分水岭，中国中小学生托管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公立学校资源较为均衡，办学又依托单位、社区，通常配备“少年之家”、“小饭桌”等组织，学生就近入学，“看管难”的问题并不突出；但上世纪末以来，公立学校办学质量差距越来越大，择校情况严重，再加上民办教育机构的崛起，学生放学后托管难、花费高成了普遍现象。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曾在界面文化的专访中表示，当今教育的培育和筛选功能发生了分离，“学生在学校里的过程性考试都是高分，可一到利害相关的选拔性考试，分数就很低，差异非常大。”公立学校减负，考试中最核心的知识被外包到校外培训机构，只有那里学到的才最顶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公办暑托班价格便宜，大部分家长和学生却持观望态度：只要竞争依旧激烈、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把长达两个月的暑假投入只有看管功能的暑托班就会被视作“浪费”。
暑托班看似直接回应了“三点半”难题（指学校放学早，家长下班晚，孩子接送、看管难），但联系今年补习机构整改、职教分流等举措来看，暑托班只是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小环节，作为“双减”的配套措施推出。
5月21日，中央深改委通过了“双减”文件。7月24日，“双减”文件正式公布。“双减”指的是校内减负与校外减负，涉及校外的部分影响更大更广。该文件明确要求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不允许在法定假日、休息日与寒暑假补课，各地不再审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现有机构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不得上市融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长杨东平在近期举行的一次教育研讨会上谈到了今年教育新政频出的背景。他认为，民办教育（包括民办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为中国近二十年来的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但其“商业化、资本化的发展，极大地加剧了大城市的择校竞争，加剧了家长焦虑，并且也并没有出现大家期望的教育多样化和创新性”。他指出，中国现在很多城镇民办教育比重过高，这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反常的、不健康的。一是政府可以借机把教育的责任推给市场，缩减大量财政经费；二是这个过程中存在利益勾兑，名校挂牌再推动房地产炒作即是典型，改革势在必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与顾明远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认为，校外机构对增加学生负担推波助澜，“破坏了教育生态”，“双减”政策出台正是针对“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问题。
“双减”文件发布后，今年本就较为低迷的暑假补课市场顿时风声鹤唳，新东方、好未来等公司股价断崖式下跌，教培行业从业者与许多家长也陷入了“未来该怎么办”的焦虑。有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可能出现的问题，诸如大力度整改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何去何从；在升学压力面前，“校外补课”是家长学生焦虑的“因”还是“果”；禁止补课后，会不会有更贵的“一对一”培训出现，加剧权贵阶层对教育资源的垄断等等。
目前，教育行业与一些专家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一些应对和回应。据36氪报道，“双减”文件发布前后，培训机构已在向素质教育、成人职教和托育转型，好未来正在进军职业教育领域，而新东方开始招聘美术、书法等素质教育教师，中小型教育机构则谋求与公立学校合作，不过有业内人士分析，年轻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将处于劣势。杨东平虽然支持改革，但也在法理方面存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聂辉华则认为，办好教育不能只依靠行政命令，而是需要“市场和政府两只手”。
教育“内卷”严重，一些教育界人士在肯定改革的决心时也意识到，仅仅依赖“双减”政策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双减”如何落地也是一个考验。顾明远指出，校外减负的同时要注意加强公共教育的供给，推进各学校、地区均衡发展。杨东平特别强调，教育新政首先“必须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保护私人财产，保护民办学校的合法权益”，切忌用粗暴的方法“没收充公”。
过去提得较多的是校内减负，校外环节被忽视，造成了减负不成、反而增负的结果。与之相比，“双减”政策对问题的诊断更为全面，然而，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关系远比“补课”更复杂，且各地情况存在差异，例如在上海是私立强于公立，而北京的公立虽然看起来很强，但又与校外培训机构嵌套。如何因地制宜地进行有效改革，而不是“一刀切”，需要立足于翔实的调研和谨慎的判断。
在新政与舆论中，公立与民办似乎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但或许正如杨东平所说，在“学习化社会”的框架下，应该“逐渐淡化学校的所有制性质”，教育是以公益性为主的事业，公办民办都应该在非营利组织的框架中加以规范，一视同仁，共同发展。
参考资料：
《暑托班来了：有的报名者寥寥，有的要“拼手速”》
https://mp.weixin.qq.com/s/VzWtodnOhBS108OVGhE9eQ
《双减新政下的K12，两条快车道在浮现》
https://www.36kr.com/p/1328964109359362
《北大教育学院刘云杉：教育已经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319667.html
《杨东平： 学习化社会视野中公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制度设计》
https://mp.weixin.qq.com/s/ELuqKNAzM473sQTMTMydUw
《十问“双减”新政》
https://mp.weixin.qq.com/s/LyGrRwtE3Uqqxq8_ZJEgjg
《民办教育到了敦刻尔克时刻吗？》
https://mp.weixin.qq.com/s/DyGYqy3Yvuq7dDLLVySD4Q
《“双减”文件落地，实施过程中有哪些问题需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