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缩减、淘汰过剩产能，疏解安置规模庞大的员工，做去产能的“减法”；另一方面，大型钢铁企业则希望先进产能置换落后产能，以实现优化钢铁产能布局和提振钢铁企业的竞争力，做供给侧的“加法”。与武钢一样，时下很多钢铁企业也在加减法之间，做着抉择和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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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汉生觉得自己很幸运。尽管因为工伤提前退了休，但比起几个月后离开岗位居家退养的老同事们，他已经很知足了。虽已年过五十，但刘汉生看上去也就四十出头，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皮鞋擦得锃亮。
刘汉生是2015年上半年退休的，那时候武钢的效益还不错，根据《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那一年1-6月，武钢实现营业总收入345.18亿元，利润总额7.04亿元，净利润5.35亿元。
从账面数据来看，此时还略有盈利，但钢铁行业下滑的趋势已开始显现——2015年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出现近20年来首次下降。由于传统用钢行业增长动力不足，钢材需求持续下降，而市场供大于求的结果，就是钢材价格持续下跌。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6月末的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66.69点，和2014年底的83.09点相比，降幅达19.7％。与此同时，铁矿石价格却出现了两个多月的向上反弹，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由4月10日的每吨46.84美元，上涨到6月末的每吨59.19美元，涨幅高达26.4％，而同期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下跌10.2％。
所以，刘汉生离开时，公司看上去还一切如常，他按部就班地办完离职手续。从此，他的工资关系不再隶属于武钢，一个月四千多元的养老金足以让他在武汉过得衣食无忧。
“我的点子蛮正（运气很好）！”他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30多年来，刘汉生一直生活在这个以武钢为圆心的圈子里，半径不超过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范围——家在红钢城附近，上班也在红钢城，周围的朋友既是街坊，又是工友。因此，尽管已经退休，他依然对有关武钢的新闻格外关注。
就在他退休后不久，武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武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崎琳落马；紧接着，第3季度武钢的财务数据中出现了代表亏损的负号。《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当年7-9月，公司营业总收入144.34亿元，利润总额－18.79亿元，净利润－15.24亿元。
对于净利润亏损的原因，武钢从两个方面做了解释，一方面下半年央行改变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使得人民币急速贬值，公司确认汇兑损失8.26亿元。另一方面，钢材市场低迷，下游行业需求不振，钢材价格持续走低。
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钢铁行业效益最差的一年，整个行业都遭遇了真正的“严冬”。中钢协统计数据显示，其会员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从2015年7月份开始，连续12个月亏损，每月亏损额都在100亿元以上。主营业务全年累计亏损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亏24倍，加上投资收益等项目合计全年利润总额为亏损645.34亿元。而就在上一年，利润总额却是盈利225.89亿元。
“必须承认，效益差与产能严重过剩直接相关，这是供求之间的逻辑关系。”在4月7日召开的钢铁行业财务工作座谈会暨财务与价格工作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兼秘书长刘振江一语道破钢铁行业的痛点。
2015年，中国钢铁生产与消费进入峰值区，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异常突出。2013年，需求出现了7.65亿吨钢的峰值，之后开始下降，逐年出现负增长，从正增长3个点降到负增长5个点，“这8个点的落差带有断崖式的味道，涉及5000多万吨钢卖给谁，钢厂对这个突变一时难以适应，一时又刹不住车，产量继续增长。”刘振江说。
即使这个时候，钢铁产能利用率已经很低，2014年还是出现了钢产量8.23亿吨的峰值。随着内需的减弱，中国钢铁企业为寻找出路开始拼命出口，2014年出口增长50.5％，2015年出口增长19.9％，达到1.12亿吨。
中国钢材的大量出口引起了全球范围内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恐慌和反对，各种质疑、反倾销、增加进口关税、贸易保护主义不绝于耳，钢材出口的国际环境在恶化。国内外的市场需求变化倒逼着钢铁工业必须化解过剩产能。
今年2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在近年来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基础上，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并在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五个方面设置红线，凡有一项不达标的钢铁产能必须退出。
“这个标准是结合我国钢铁行业发展趋势、环保达标以及企业生存实际等因素作出的一个科学判断。”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2015年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劳动生产率约420吨/（人·年），不论依法依规退出或者主动引导退出的产能，整体上生产效率较低，大概在300吨/（人·年）左右，据此推算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意味着将有40万-50万职工面临分流。
各地也开始针对去产能，实行了一系列举措，其中，陕西、湖北等地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抓住问题层层推进；黑龙江、河北等地制定了去产能的相关制度，从政策层面对去产能进行引导和规范。
今年3月，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未来武钢在武汉本部的产能将会逐渐减量，从目前的1800万吨，压减至1500万吨甚至1000万吨。
“此前武钢按照经济效益来组织生产，在过去的10年间已淘汰了400万-500万吨的落后产能。接下来，武钢还将继续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进行产能的安排。”马国强说。
炼钢的流程基本是炉前工艺（分别对煤炭和铁矿石进行焦化和烧结）—炼铁—炼钢—热轧—冷轧，最后成为钢材。
武钢集团炼铁总厂的上料工吴强明显感觉到这几年用料减少了很多。他的工作是把铁矿石等原料铲到传送带上，然后送进料仓。武钢的工作模式是四班三倒，高炉不停，四个班组轮流承担两个白班、两个中班、两个夜班，下夜班的班组第二天休息一天，第三天上白班，一次工作8小时，8天一个循环。
吴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来武钢设计的高炉容积是50吨，改造后是100吨，但料仓还是按照50吨容积设计的。原来上一次料，正好够一个班组8小时用，随着高炉容量加大，一般得上两次料才够用。但最近几年，经常是只上一次料，即使有时候上两次料，也不会装太满。
吴强还记得，2010年前后厂里全面停产过两个月，高炉都停了，损失很大。那时候基本不用上班，一个班组只派一个人守岗位，尽管如此，大家的工资并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减少或拖欠。
“那时侯大家一点都不担心，没活干就在家待着，至于会不会一直停产，武钢会不会垮，那都是高层操心的事情。”吴强说。
刘振江表示，从2001年到2007年，中国钢产量每年以超过20％或接近20％的速度增长，真正出现产能过剩却是从2006年开始的，2006年、2007年每年增产6000多万吨钢。但于此同时，每年出口也增长2000万-3000万吨，当时国内外价差高，所以尽管过剩，企业效益依然不错。
在《中国新闻周刊》接触的多名武钢人印象中，企业效益出现下滑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最直接的影响是福利没了。
1990年代可能是武钢人心目中最辉煌的时代，那时候，武钢职工的吃穿用度全是厂里发放。逢年过节，武钢人排长队领取鸡鸭鱼肉等物资，再大包小包拎回家，曾经是青山区一景，至今都被武钢人津津乐道。
不只是物资，逢年过节各种名目的奖金对武钢人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大节小节都会表示一些，几百到一两千都有，到年底还有年终奖，曾经发过两三万元，还有一年发的是双倍工资，根据企业的效益来定。”焦化厂的程青松记得，那时候尽管每月工资才两千多元，不及现在的一半，但加上这些奖金和节日补贴，加上物价等因素，日子过得远比现在惬意。
武钢一线工人的工资是按“基本工资＋绩效”发放，随着近几年企业效益的下滑，工资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水。“主要在绩效这块，每年年初，武钢会制定经济承包合同，分公司、分厂、车间、班组、个人各自承担一定任务，层层签订合同，到期完不成任务，会根据承包的比例层层分摊到个人，从绩效工资中扣除，一般不会超过总工资的20％。”武钢集团外宣办主任孙劲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
尽管扣发绩效工资是公司的一种管理手段，但在吴强眼里，这两年还是有了一些变化。“以前扣发的工资，90％左右到年底都会补回来。但这两年，扣了就扣了。”他算了一下，一般扣百来块钱，多的时候一个月扣200元，有时候扣70-80元，这让他不禁有些怨念，“效益好的时候，没我们工人什么事，效益不好的时候，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
除了物质上的福利，每年一定名额的休养也是一种隐形的福利，刘汉生在退休前终于享受到了为期一周的休养。“不是所有人都能去，要论资排辈的，我也是看着要退休了，才跟领导申请去玩了一趟。”
不过，在刘汉生看来这个福利也在逐渐“缩水”，以前一年有20多个点可选，休养的时间也有两周多，到他这一年，只有4个点可选了，休养时间也减少到了一周。“总比没有强！”他笑着说。
然而，这还只是个开始。2015年12月，一则新闻在武钢引起轩然大波。新闻中透露，武钢集团计划3个月内“裁员”1.1万人，其中武钢股份将裁员6196人。
武钢集团随即否认“裁员”一说，但也同时表示，武钢股份作为上市公司，有权根据市场和企业发展需要自主作出经营决策，武钢集团作为最大股东表示理解和支持；武钢将通过不断优化劳动力资源，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就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在媒体访谈节目中表示，“在去产能这个大背景下，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这8万人不可能都炼铁、炼钢，那么只能有3万人炼铁、炼钢，可能有四五万人要找别的出路，这就是武钢现在在做的事情。”
对于这5万人的安置，孙劲不断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不是“裁员”，而是“分流”。对5年内退休的职工，劝其居家退养，平均一个月2000元钱，公司给缴纳五险一金，直到退休。“在这期间，他们依然是武钢职工，怎么能说是裁员呢？”孙劲反问道。
“目前武钢存在两大主要问题：一是人多，二是债多。”在4月14日举办的2016中国冶金矿产品国际会议上，武钢集团副总经理、武钢股份公司总经理邹继新直言，目前集团还有5万多人，一部分是为钢铁生产服务的工人。“从人均吨钢产量等指标来看，企业存在劳动生产力低、人工成本高的问题，这个是迟早要解决的。”
除了减员，巨额债务也是去产能的巨大阻碍。邹继新表示，目前武钢企业资产负债率70％左右，经营实体普遍效益不好，偿债压力大，企业还必须减债。
为了提高企业效益，这些年武钢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大力发展非钢产业，此前就有报道武钢人养猪的新闻，其实只是其发展绿色生态养殖业的一种。同时，盘活固定资产，将武钢办公大楼双子楼的B座对外招租。
此外，将市场前移，降低能耗，节约成本，也是武钢度过寒冬的手段之一。今年3月11日，武钢炼铁厂向武钢股份以外的集团直管全资子公司重工集团铸铁事业部供应液态铁水。据介绍，过去的铸造生产工艺流程是生铁（固态）熔炼—铁水调质—出铁浇注，仅在生铁（固态）熔炼这一环节就要耗费大量能源。液态铁水实现直供后，直接省掉了生铁（固态）熔炼环节，缩短了工艺流程，每吨产品可直接降低生产成本200多元，效益前景十分明显，同时也是武钢股份在武钢内部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有益尝试。
另一个意义在于，过去炼铁和炼钢环节不直接面向市场产生效益，工人很难有价值体现。铁水直供后，对提高炼铁厂职工的积极性也将大有益处。
但在孙劲看来，要解决去产能过程中人多债多的问题，不能光靠企业自身，还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比如针对居家退养人员的五险一金，很多险种其实不必要，比如工伤险、生育险等，这样，既能为企业减轻负担，职工也能减少扣减额，多拿工资。在债务方面也要出具体的政策，避免企业背负国有资产流失的重担。此外，还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扩大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4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市场主体减负，增加职工现金收入。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都有所降低。
针对今年发展规划，邹继新表示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产品和产能结构调整到和需求相匹配，管理重心从生产经营型向价值经营型转变，对成本、效率加强提升。
在李新创看来，在需求侧方面的改革应侧重稳定消费、扩大消费、增加出口等三个方面。
与此同时，还需供给侧的同时发力。实现质量和效益的双提升，重塑了行业企业的新名片，只有供给侧的强力出清与需求侧的拉动托底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钢铁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炼钢属于特殊工种，退休年限一般是女职工50岁，男职工60岁，分流政策一出来，45-49岁的女职工和55-59岁的男职工就面临着离岗的命运。
刘汉生的几个老同事就是这次被分流出来的，几个月了，每月拿着2000块钱，在家无所事事。他们不是不想找工作，而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些在国企待了一辈子的老职工，除了年龄这个硬伤，还缺乏工作技能，也无法适应外面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这个年龄的人，孩子大多还在读书，没有收入来源。这一退养，工资少了一半，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刘汉生叹了口气说。
然而，此次武钢的人力资源优化，受影响的不只是临近退休的职工，《中国新闻周刊》从多名武钢人处了解到，一些“外用工”也减少了大半。
目前武钢的工人结构分为三类：A类工就是正式工即全民所有制职工，与武钢签劳动合同；B类工是劳务工，是与劳务公司签劳动合同，一般要求大专文凭，工作一段时间有可能转正；C类工也是劳务工，也就是所谓的外用工、临时工，属于劳务公司，不可能转正。
这些年，武钢很少对外招收正式职工，随着产能的扩大，招进来很多B类工、C类工，和A类工混编在一个班组，同工不同酬。
程青松明显感觉到干活的人越来越少。焦化厂属于炼铁前的工序，一个车间两个炉子，每个炉子对四台车，推焦车和拦焦车分别守住前后两个炉门，熄焦车在炉子下方，三台车对好位置后，推焦车将前炉门打开，将焦炭推出去，熄焦车接住快要燃尽的焦炭，根据干熄和湿熄的不同需要，拉到不同的熄焦地点。炉内的焦炭清理完毕，装煤车开始往炉内装煤。
“以前一个炉子上有15-16个人，还不算班长和工长，我们一台车两个司机，可以轮班干活。”程青松一边回想，一边掰着指头计算着人数。车间内温度很高，站在炉顶上，即使冬天有时一件单衣就足够了。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高，8小时下来，工人们也会琢磨些偷闲的招数，抽空抽支烟，喝口茶，聊个天，时间也没那么难熬。
自从去年年底厂里陆续减员，外用工越来越少，现在一个车间包括正副班长在内，每个班组只剩下17个人，程青松明显感觉劳动强度增大了，一人一台车，8个小时安排得满满登登，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刚下夜班的他，眼里布满血丝，显得十分疲惫。“短期内，我们也能扛得住，但时间长了，特别是到了夏季高温天气，谁能受得了？这样熬下去，出事故怎么办？”他有些担忧。
在武钢历史上，对劳动力资源进行调整并非第一次。随着技术的进步，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每一次设备的更新换代都伴随着一大批人的离开。只是这次，面对经济下行，钢铁行业普遍亏损的大背景，加上这么大规模的分流计划，被劝离的固然不甘心，留下的也并非就此高枕无忧。
对于40出头的程青松而言，分流一时半会到不了他这块儿，“如果一刀切的年龄限制到了45岁，恐怕我就该着急了，现在先混着再说。”但并非所有人都像他这么乐观，“分流”就像悬在武钢人头顶的大石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
“5万人的分流计划只是一个目标，并不是说减就减，而是在一个阶段，比如5年、10年内，逐步地减。”但孙劲表示，这5万人指的是正式职工，不仅是一线的工人，还包括机关干部。
即便如此，在很多工人心中，机关干部在这次减员中，依然具有“免死金牌”。张磊是硅钢厂的工人，作为武钢最核心和最有竞争力的部门之一，他所面临的分流压力并不大，但在他眼里，领导体制还应简化和优化。
以硅钢厂来说，一个车间有大概60-80人，其中工人有40-50人，机关有20-30人。而目前，一线工人的减员已经减了20％-30％，已经到极点，再继续减下去，剩下的人不但劳动强度加大，而且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相比而言，干部才减了10％，“如果真要减员增效，下一步应该减的是机关干部。”张磊说。
实际上，干部也很委屈，“一刀切”不分工种职位，同样也向他们“开刀”，“而且干部居家退养不享受一个月2000的最低工资，一些干部为了享受这一政策，甚至放弃干部身份转成了工人。”孙劲介绍说。
邹继新表示，接下来要将企业主体作用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人力资源优化目标是让每一位有工作意愿的工人都有工作。”
基于这个目标，今年1月12日，武钢集团公司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正式成立，收回了物业等一些外包的工作，腾出的岗位在内部消化，“自己的活自己干”。
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新的岗位，武钢一位处级干部就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新的岗位带来的，可能不只是收入上的落差，还有心理上的落差。“如果明天领导让我去当保安看大门，虽然也是一份工作，我可能也会犹豫吧。”
除此之外，武钢也正在和武汉市人社部门合作，拓展新的岗位。3月19日，武汉市人社局举办了一场针对武钢职工的万人专场招聘会，尽管有新闻爆出很多职位实际上并不缺人，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仍有3000多名武钢职工找到了相关岗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去产能过程中人员安置方面的支出。对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预算安排了500亿元，明年再安排500亿元。
至于这笔资金如何使用，有人认为会按照分流的人数平均分配，但根据此前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关于采用基础奖补再加阶梯式奖补办法的表态，也有可能根据去产能的规模分批下发。
孙劲认为，按分流人数发放不太可能。“如果这样，对之前分流的人，是给还是不给？”而且对于职工比较期待的，像某些钢铁企业采用的一次性买断的方式，他也认为在武钢不太可能。“一次性投入太大，对武钢来说还有些压力。”
“需要明确的是，去产能涉及减员，但减员的目的并不是去产能，因此减员并不能直接达到去产能的效果。”李新创表示，企业减员分为被动减员和主动减员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针对过剩产能企业，由于承担了压减产能任务，导致部分人员面临下岗或失业；后者主要是为了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降低人力资源成本，从而大幅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实现脱困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
在李新创看来，武钢通过离岗待退休、内部转岗、聚焦对外发展相关产业吸纳员工就业、融入地方经济建设和支持创业等方式开展人力资源优化工作，到“十三五”末期，人均年产钢可由2014年的540吨左右提高到1000吨以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为武钢实现扭亏脱困迈出关键的一步。
焦化厂每天都要安排计划和炉数，程青松拿到计划时大吃一惊，原来炉数少的时候一天30多炉，现在却基本上是满负荷生产，有时44炉、有时46炉，当然遇上检修等情况，30多炉的时候也有，但很少见。
程青松感觉很奇怪：“既然要去产能要减员，可现在减员是减了，但产能，至少从我每天拿到的生产计划条来看，是没有体现出来的。哪怕10个炉子拆掉2个，其他8个炉子满负荷生产我也能理解，但似乎并没有。”
程青松不知道，钢材市场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今年2月底3月初，钢价开始回升，其中，3月第二周平均每吨钢材价格上涨将近400元钱，而此后的第三周、第四周虽有所调整，但是总体仍上涨。
业内人士分析，这轮上涨或有可能和全国钢铁行业去产能有关，各地都关闭了一些高炉，河北甚至有两家钢企停产。然而，一部分产能的退出，让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一些大的钢企开始了你退我进的博弈。
作为中国钢铁行业龙头之一的宝钢，最近宣布今年将增产20％。对此，孙劲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武钢近期也可能有增产的打算。“所有钢铁企业都认为别人的产能是过剩的，自己的产能不过剩。既然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服务都不比他们差，为什么要减产？”但他同时强调，1000亿吨的去产能总体目标依然不变，“眼前先把市场的钱赚到再说，否则怎么向员工交代？”
在去产能方面，武钢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将集团直管的全资子公司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中，污染大产量低的高炉淘汰掉了；原来汉阳钢厂的炼钢炼铁部分也改做钢铁深加工了。
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还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还要研发满足市场需要的新产品，这才符合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孙劲表示，在产业结构方面，未来武钢的硅钢板和汽车板的产能将会增加，并不断研发高取向硅钢，以及强度高、重量轻、厚度薄的高性能汽车钢。
这也是整个钢铁行业变革自救的方式之一。一方面，缩减、淘汰过剩产能，疏解安置规模庞大的员工，做去产能的“减法”；另一方面，大型钢铁企业则希望先进产能置换落后产能，以实现优化钢铁产能布局和提振钢铁企业的竞争力，做供给侧的“加法”。
与武钢一样，时下很多钢铁企业也在加减法之间，做着抉择和试探。中钢协副会长王利群透露，今年以来，他走访全国200多家钢厂时发现，已有60多家钢企已将停掉的高炉重新复工。
对此，李新创表示，钢铁产能随着行情波动而增产、减产、停产、复产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他认为，近期钢价的回升以及部分企业的复产，是稳增长各项措施下市场企稳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钢铁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经营的“反转”，更不意味着“去产能”可以暂缓甚至停止。但同时他也强调，去产能，并不是去优势企业的产能，而是去没有竞争力的产能，通过优胜劣汰，使钢铁行业更具竞争力。
高取向硅钢是武钢的核心产品，如何将优势产品的地位更加凸显出来，是硅钢事业部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据张磊介绍，目前硅钢事业部将生产重心放在了提高质量上，每天按照一定目标，制定一个工艺标准，一个班组在8小时内，按照这个标准，尽力生产更多的产品，先保质再保量。
而作为炼钢工艺中直接面向市场的第一步，武钢的热轧厂的生产也依然如火如荼，刚到车间门口，一股热浪就迎面袭来。站在数十米高的观测台上，《中国新闻周刊》看到，一块块烧得通红的10米钢坯在出炉辊道上汇合成百米钢坯，再通过大立辊轧机多次轧制，卷成钢卷。
据热轧总厂宣传办公室李建忠介绍，这条生产线一天产量在1.5万吨以上，产量维持在1年500万吨水平，主要生产高强钢，管线、桥梁用钢、工程机械用钢，以及汽车板等，直接面向市场。
目前整个热轧总厂有4条这样的生产线，3个热轧和1个中厚板，一年总产量1100万-1200万吨。“目前热轧的产量由集团整体调度，现在钢材价格上涨，武钢将根据市场需求调控产能。”李建忠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车间只有寥寥几个工人，李建忠解释说这些人都是现场维修人员，真正负责生产的班组都在操控室，生产全过程都由计算机控制，除非有机器故障，一般很少到生产线上来。
与热轧的如火如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热轧后一环节的冷轧，多名武钢职工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冷轧厂现在是各班组轮流工作，不定期进行临时性歇工。
这或许和新开工的防城港冷轧项目有关。3月15日18时16分，武钢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030冷轧连退第一卷高端成品卷顺利下线，标志着武钢防城港钢铁基地建设正式转入生产模式。
按照武钢的计划，该项目未来“并非新增产能，而是和武汉本部进行产能置换，一方面降低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能缓解武汉的环保压力”。孙劲强调，这不是简单搬迁和简单复制。首先防城港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水平都比武钢本部高，要和武钢本部的产品进行互补，比如用来做易拉罐的超薄钢和超强度的汽车板，都是防城港的优势。
产能的置换也带来了劳动力资源的此消彼长，尽管防城港在大量招工，对武钢本部的职工开出双倍工资的条件，应聘者仍寥寥无几。一些武钢职工也并非没有顾虑，“都有家有口了，怎么可能过去？”
1950年代，武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吸引了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和生产者，尤其以东北人居多。他们携家带口，坐了数十个小时的铁皮车来到武汉，扎根下来。因此现在青山一带的武汉话中，仔细听还夹杂着些许东北口音。
在青山区工业四路上，一座全钢结构的三层楼巍峨矗立，这是武钢博物馆，记载了武钢曾经的辉煌，记录着武钢人的光荣和梦想。在孙劲看来，和老一辈武钢人相比，新一辈武钢人缺乏奉献精神。
实际上，武钢在年轻人心中的地位也在逐渐消退，目前在武钢一线工人中，仍以40多岁为主，30多岁的极少，年龄层出现严重的断档。一方面是近来武钢极少招工，另一方面，钢企工作条件的恶劣和艰苦，也让年轻人心生畏惧。
和武钢同在青山区的武汉科技大学，其材料与冶金学院是学校的核心专业。曾向全国各大钢铁企业输送过大量人才。此时正值毕业季，学校网站上也有多家钢铁企业的招聘信息。然而，当《中国新闻周刊》以学生家长身份打电话咨询时，却得知此前的多家钢企都没有招满人的消息。“钢铁行业不景气，现在冶金学院的学生宁可转行，也不愿意去钢企。”该校就业办的老师说。
即使从小生在武钢长在武钢的钢二代钢三代们，也并没有像父辈那样，将进入武钢作为人生的理想。刘汉生的女儿会计专业毕业后，找了一家私企工作，一周只能休息一天，还没有五险一金，却依然乐此不疲。这让刘汉生非常不能理解。“每次我们谈到武钢，她都嗤之以鼻，根本看不上我们这份工作。”
即使进入武钢，这些年轻人也并没有扎根一辈子的打算。秦刚是个80后，虽然也跟着父母的足迹进入了武钢，但对未来却感到茫然。“减员暂时到不了我这里，但现在这个情景，我们都感觉企业效益还会下滑，未来5年可能会更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在四班三倒之余，也干了一份做保险的兼职，如果兼职更赚钱，也会考虑将主要精力放在兼职上，保留武钢的国企身份，换一个轻松点的岗位。
“我确实不甘心，自己年纪轻轻的，整天干着这样枯燥乏味的工作，一眼能看到头，我时常问自己是不是要在这个单位耗一辈子。”秦刚有些纠结，但对于他这样有着正式身份的武钢年轻人来说，大多数人只是发发牢骚，真正说走就走的并不多，国企身份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为鸡肋。
这或许并不光是武钢的尴尬，也是整个钢铁行业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