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当地居民已经习惯了西三街自行车店楼上传出的一阵又一阵吵架声。威尔伯·莱特与奥维尔·莱特两兄弟在1892年时开了这家店，不久后二人即双双痴迷于载人飞行的问题。在楼下，他们维修和出售自行车。回到楼上，他们便开始围绕飞行器展开唇枪舌剑的交锋。

查尔斯·泰勒在莱特自行车公司的店铺层工作，他形容楼上的房间里“弥漫着争论的恐怖气氛”。据他回忆：“当时，那些小伙子们发明了一套又一套的理论，不时还会产生异常可怕的争执。他们会对着对方吼叫，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我并不认为他们就真的不理智了，但争论的白热化程度的确令人揪心。”

对于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及其成就的奇迹性质普遍不为人知这两件事，我们已经烂熟于胸。威尔伯和奥维尔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持有执照的工程师。他们没有上过大学，也不归属于任何集团。事实上，在取得突破之前，他们就基本没有得到过什么关注。既如此，他们又是如何解决有史以来最为重大的工程学难题之一的？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两人在建设性争论（productive argument）方面的天赋。

这对出生时间相差四年的兄弟素来亲密无间。“从我们还是幼儿的时候开始，”威尔伯称，“我和我弟弟奥维尔就一起居住和工作了，事实上还一同思想。”但这不能被理解为两个人在想法上完全一致：二人一同思想的方式乃是依靠争论。而教会他们如何富有建设性地展开争论的，正是父亲密尔顿·莱特。每当吃完晚饭，密尔顿总会抛出一个论题，并指导他们对其进行尽可能激烈但同时又不带有任何不敬的争论。接着，他又要求他们互换立场，再战一个回合。实践证明这种训练的效果十分喜人。在1989年出版的莱特兄弟传记《主教的孩子们》（The Bishop’s Boys）一书里，作者汤姆·克劳奇写道：“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又会学习如何提高争论的效率，以某种口头上的速记法（verbal shorthand）来相互交换意见，直到真理的内核逐渐开始浮现。”后来有一位家族友人表示两兄弟的争论方式令他颇感不适，对此哥哥威尔伯解释了争论何以对他们如此重要：

任何真理都必然混杂了一些谬误，任何谬误也都不会错误到不含有任何真理的元素。一个人如果太急于把错误抛在一边，那他就很可能把其中的真理也一并抛弃掉，采纳他人的论证必定意味着同时接受其中的某些谬误。真诚的争论不外乎是这样一个过程，两人相互去除彼此眼中的梁木与尘埃，使双方都能明察秋毫……

威尔伯·莱特对合作性智识探究（collaborative intellectual enquiry）的描述，是古希腊人也会予以认可的。苏格拉底相信，消除幻象与鉴别错谬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交换论证。他的做法通常是去到雅典的城市广场，与城邦里最受尊崇的智者过招。而他偏爱的技巧，则是先请人说出自己所相信的（例如有关正义或幸福的本质）东西，然后询问他们为什么以及如何能有这般确定。渐渐地，在持续不断的追问下，智者一开始的自信之不堪一击也就暴露无遗了。

芝加哥大学哲学助理教授、古希腊研究专家艾格尼丝·卡拉德认为，苏格拉底有功于西方思想的奠基性创见之一，她称之为“认知劳动的对抗性分工（adversarial division of epistemic labour）”，其中一方的职责是抛出一系列假设，另一方则要设法驳倒它们。现代法庭里控方与辩方的对抗正体现了这一点，透过见招拆招的交互诘难，双方协同迈向正义。虽然苏格拉底自己对作为一种统治形式的民主持怀疑态度，但以下这种理念对民主社会仍具有核心意义，即观点各不相同的人们在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可以激烈地争辩，但又保有合作的性质。

今天，我相信我们正处在与这条原则背道而驰的危险中。公开的分歧中夹杂着个人的敌意、紧张情绪与无力感，这部分地是因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见惯了如此之多的无益对抗。好在有关人类认知缺陷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我们也愈发意识到，不带“偏见”地提出论证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较之于心平气和地权衡来自多方视角的证据，人们更容易选定某个立场然后死守不放。如此一来，干脆不要公开的争论就成为了一种不无吸引力的选项，但这只会让我们的差异沦为在内心里日积月累的怨恨，同时还令我们失去了一件强有力的探究工具。另一类思路则倡导，人们在辩论过程中应竭尽全力做到文明礼貌、不带任何情绪以及保持绝对可靠的理智。

但莱特兄弟的争论又谈不上文明礼貌或者忠厚老实。口水大战对他们来说乃是一种享受，他们每次打嘴仗时也都十分投入。“奥维尔真是个优秀的辩手，”威尔伯带着宠溺的口气说道。在另一封信里，威尔伯因某位朋友太过于理性而对其表示责怪。“我看你又在玩老把戏，每次都是稍微有点溃败痕迹就提前放弃了，”他写道，“我非常确信自己的立场，但也希望在争论尘埃落定之前享受一番跟高手过招的畅快。”

莱特兄弟的这一说法命中了某些要害。我们不应当回避态度强硬、充满激情且含有偏见的争论。其实，在合适的条件下，这是通往真理的最快路径。优秀的辩手可以将我们的认知缺陷转化为集体的优点。

1966年，英国心理学家彼得·沃森提出了一项简单的实验设计，它对此后有关人类推理（human reasoning）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沃森选择任务（The Wason Selection Task）”的开展方式如下。将四张一面印有数字、另一面印有字母的卡片平放于桌面上：

你的任务是证明以下规则的正确或错误：“所有字母面有元音的卡片，其数字面皆为偶数。”你需要翻动哪张或哪几张卡片来检验这条规则？

不妨花一分钟来想一想这个问题。

在沃森的实验以及后来的多次再现当中，约有80%的人选择了两张卡片：E和4。这是错误的答案。翻动4并未告诉你任何实质性的东西，规则并没有说辅音就不能和偶数搭配。正确的答案是翻动E和7，因为只有这两张卡片才能证明规则是错误的。假如E的背面是奇数，或者7的背面有元音，那问题就了结了。

这个错误看起来可能很琐碎，但自从沃森发表其研究结果以来，大部分人都没有完成这项任务这一事实已被承认为人类推理存在根本缺陷的有力证据。我们有很强的冲动去选择与自己信念相符的证据（在前述案例中即是证实了所述规则的），而不太会去想办法证否它们。这一缺陷自那时起也得到了一个朗朗上口的名字——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并成为了心理学当中证据最为坚实的发现之一。

这一结论以无数的方式一再得到确证。在1979年的一项里程碑式的研究中，心理学家招募了一批对死刑存废持有确定观点的学生，然后向其展示了两份皆出自纯粹虚构的研究报告，报告对死刑有助于威慑犯罪这一假设或支持或反对。接下来，研究者让学生评价两份研究的强健性（robustness）。你可能已经猜到结果了，学生们更加青睐支持了自己原初观点的那份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论。

人类有一种逃避犯错之可能性的本能。选定某个假设后，我们就会把现实扭曲得适合于它，哪怕面对不利的证据也依旧固执己见。假如我相信世界已经糟糕透顶、无可救药，那我就会只关注负面新闻，把好事过滤掉。一旦我认定登月是一场骗局，那我就只会看支持自己的观点的YouTube视频，然后想方设法把任何可能会挡路的反面证据打发掉。智力（intelligence）无法防范证实性偏见，知识也不行。事实上，聪明而博学的人反而更容易陷入这种偏见，因为他们更擅长于为自己已经相信的东西找理由，对自己的错误观点也更为自信。

证实性偏见对我们这个物种而言似乎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原因在于它使我们在有关世界本质的问题上更易于陷入自欺。它还令我们更易于听信那些迎合我们既有见解之人的谎言。“如果一个人想要挑出人类推理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成问题的方面，证实性偏见几乎肯定会出现在他考虑的备选项当中，”塔夫茨大学心理学家雷蒙德·尼克森1998年时说道。

这引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从事推理的能力注定是人类最高级的属性，是使我们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最显要特征。那么，进化过程为何赋予了我们这一如此容易犯错的工具，以至于要是你在商店里买了它，你会巴不得赶紧退掉？法国进化心理学家雨果·梅西埃与丹·斯佩贝尔对此问题提供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答案。他们宣称，如果我们的推理能力在帮助个人鉴别真理时表现得如此之差，那是因为它的功能压根就不在于探寻真理。人类理性之所以进化成这般样貌，其实是为了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进行辩论。

智人是紧密合作的物种。我们的人类祖先比其它灵长类动物体型更小、更缺乏力量——与尼安德塔人祖宗们相比更为瘦弱——但却能在其涉足的几乎任何环境里赢得霸主地位，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特别善于通过团队合作来实现自身的需求。鉴于合作对于我们生存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进化出了一系列能很好地适应这一要求的能力，以方便我们和他人打交道。在梅西埃和斯佩贝尔看来，推理正是这些社会性技能中的一种。

在有关人类智能之本质的争论中，梅西埃和斯佩贝尔属于与智能派（intellectualists）相对立的互动派（interactionists）。智能派认为，我们的推理能力旨在让个人能够获得有关世界的知识。而互动派则主张，情况恰恰相反，理性并不是进化来帮助个人获致真理的，而是辅助团体展开沟通与合作的。仅当我们在与他人的争论中运用推理时，它才能让我们变得更聪慧。

在绝大多数研究里，沃森选择任务都由个人单独完成。那么让一群人来解决它又当如何呢？来自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的大卫·莫斯曼和莫利·盖尔正打算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把任务分派给一群心理学学生，一部分以个人为单位，另一部分为六人一组。作为第三条件，一些学生先以个人身份完成测试，然后再加入某一小组。结果相当具有戏剧性：小组的成功率为75%，远高于成功率仅有9%的个人单打独斗。

自从沃森开展此实验以来，它已经由不同的志愿者复现了许多次，包括来自美国精英大学的学生，也有为得出正确答案的参与者提供现金奖励的。但结果始终不容乐观；人群中选择正确卡片的比例极少有超过20%的。莫斯曼和盖尔只是简单地允许人们相互交谈，便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表现。这正好表明了“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的道理。

除非你采取的是智能派的视角，否则这个结果就不算意外。假如推理从根本上讲乃是一项社会性的技能，那我们恰好就应该抱有这样的预期。莫斯曼和盖尔对小组讨论的分析进一步支持了互动派的观点。某个小组成员会第一个得出正确答案，而其他组员则会逐渐赞同其看法，但这需要经历一场争论。情况并不是某个人得出正确答案以后就能当即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唯有经过交换论证，真理才会取胜。

人类虽然积累了海量的集体知识，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所知却少得惊人，而且通常要少于我们的预想（譬如，哪怕对一些稀松平常的事物，我们也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认识，如拉链、卫生间和自行车）。然而我们又都嵌入到了一张广大的智能网络里，当中既有逝者也有生者。你的本地网络越具有开放性及流动性，你就会变得越聪明。进一步看，公开的分歧是我们从他人的专长里得益的主要途径之一，与此同时我们也将自己的所知捐献给了公共的知识库。

斯佩贝尔和梅西埃提出，从互动派的视角看，证实性偏见实际上是人类认知的固有特性，而非其弊病。它透过鼓励每个人产生新的信息及论证，将其对群体的贡献最大化。不妨想象一下别人与你发生矛盾时的情形。你会迫不及待地想出一切可以证明自己正确以及对方错误的理由，当议题是你的重点关切对象时就更是如此。你这样做可能是出于自私或者情绪上的原因——为了给自己辩护或是证明自己是多么聪明。即便如此，你也仍然在帮助群体产出多样化的视角，进而筛选出最强有力的论证。当你我各自把观点摆上台面，我们都会像受了强迫似地，竭尽全力强化己方的说服力，所得出的答案也会更加牢靠，因为它在分歧这座大火炉里经历了淬炼。

也许，与其设法疗救人类在提出论证时的自我中心倾向，我们还不如利用一下它。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就认可这样的原则。一家公司在考虑接收出价（takeover bid）时，通常会雇佣一家投资银行来咨询有关收购的事宜。但这牵涉到利益冲突：银行家有很强的动机去说服董事会把这桩生意做成。说到底：做不成生意就收不了费。2009年时，巴菲特曾建议公司应采取如下的反制措施：

对我而言，想要理性而中道的讨论，只有一条路可走。董事们应该多找一家咨询机构，让它给第一家提出的收购方案挑刺，其费用依照交易的未完成程度来确定。

这种方法的天才性就体现在费用的计算上。巴菲特找咨询并不只是为了获取不同意见，他还对第二家咨询机构设置了促使其赢下辩论的财务激励。为什么这样做？原因在于董事们可以藉此利用偏见性思维的力量，哪怕他们还肩负着防范自身的偏见这一要务。如此一来，第二家咨询机构就有强大的动机去想出尽可能多的好理由，尽力去阻止这桩生意做成。董事会由此就能得到正反方论证各一组，进而拥有更充分的根据来帮助其做出正确决策。

激励当然不必局限于金钱。部落主义（tribalism）——即希望看到自己所属的团体获胜——经常被说成是理性思考的大敌，这种看法确实有一定道理。但部落主义对理性思考也是有帮助的。2019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詹姆斯·埃文斯带领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项有关分歧的大数据库研究：维基百科页面的编辑。每一主题下都设有一个任何人都能打开的“讨论页”，编辑者会在其中就条目的增添或删改提出各自的方案，并展开辩论。基于政治性页面的编辑情况，研究团队运用机器学习来识别千百万编辑者的政治倾向——即他们属于“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研究发现如下：编辑团队的极化程度越高，其负责编辑的页面质量就越好。

意识形态上呈极化态势的团队有着更强的竞争性——比起那些更具同质性或更加“温和”的团队，他们的争论更为频繁，但争论到头来却提高了页面的质量。某个页面的编辑者告诉研究团队称：“我们不得不承认，经过争论荡涤的观点更站得住脚，也更趋中道。”这个“不得不”十分关键：各方达成共识过程中的不情愿性，反而使他们得到的答案更加可靠了。如埃文斯团队所言：“如果他们很轻易地就改变自己的看法，那就没有动力去构造论证来反击对方提出的事实或数据了，对话也就没有了催化剂。”

追求坚定的信念在群体层面上也不无建设性，哪怕信念是错误的。这是一个优美的悖论：为了让群体得出合理的结论，其中至少有一部份成员在辩论时应当略微显得非理性。当每个人都急于提出论证，想要打倒与之竞争的论证，那最弱的论证就会出局，而最强的论证则依靠更扎实的证据和更有力的推理存活下来。这一结果来自更深刻、更严谨的推理过程，它强于任何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所得。情绪并不会阻碍这个过程，它反而有激发作用。莱特兄弟允许其争论向白热化的方向发展，也正是如此他们才能够打败世界上的所有专家。

公开而全心全意的争论可以提高群体的集体智能，但分歧的化学性质也是内在不稳定的。它总是可能被踢爆，演变成有敌意的冲突，或者蒸发到稀薄的空气中。有主见可能会导向攻击性，坚持己见可能会变成固执，合作的欲望也可能会沦为人云亦云。我在工作时开会曾经遇上这样的情况，大部分人都不提出有力的观点，会议室里最自信的人说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或者只是对第一个提出的观点表示附和，因为这样看起来还不坏。后果就是一场毫无生气的讨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没有得到任何检验和发展。

我也经历过不同的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有时甚至于有些不讲道理的情形。这种争论可能格外有建设性，当然它也可能会滑向一场自我大战，产生的热情多过灵光。多个世纪以来，我们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流程和制度，以减轻分歧的不稳定性并发挥其益处，现代科学就是最著名的例证。我们也可以自行创造这些有利条件，就像维基百科编辑者和莱特兄弟所做的那样。

第一个条件当然是公开表达分歧。群体里的成员必须把自己的观点和洞见摆到台面上来，不能够喜欢谁就采纳谁的看法或者只是对讨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声音表示附和。理由与信息越是丰富多元，产生真正有力的论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如果大家都只当好好先生的话，那一群聪明人坐在一起也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

第二个条件是辩论应当容纳激情，但又不能单纯比拼谁的嗓门更大。莱特兄弟如何在激烈讨论的同时又不陷入疯狂？两人的侄女伊弗尼特·莱特·米勒指出了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她留意到两兄弟特别擅长于“在争论的同时保持倾听（arguing and listening）”。威尔伯和奥维尔的嘴仗打得越是火热，他们听取对方意见时的态度也越专心。好的倾听可能来自亲密而充满敬意的个人关系，如莱特兄弟的情况，或者源自精心编排的讨论流程，它要求每个参与者都认真对待他人观点，如维基百科编辑者就是这样。

第三个条件是，群体成员必须有共享的目的——无论是解决一个谜题、创作一篇优秀的维基百科条目还是如何把飞机送上天并使其平稳飞行。假如每个成员都只致力于捍卫自己的立场，或者企图在其他所有人面前出风头，那就排除不了孱弱的论证，而群体也无法取得进步。归根结底，真正重要的并非我正确，而是我们正确。

本文作者Ian Leslie为《新政治家》《经济学人》《卫报》及《金融时报》撰稿人，现居伦敦，主要关注心理学、文化、科技与商业，著有若干讨论人类行为的专书，其中最新一部为《左右为难：建设性分歧如何导向更佳结果》。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