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忠实的三个镜头

他依旧刻苦耕耘,依旧质朴厚道,依旧如普通人一般。这是一个农民作家深入骨髓、进入血液的本色!

 |  方涵

作者:石炎岭

“作家陈忠实,一个厚道、质扑、豪爽的关中汉子。他既有激情满腔的心胸,又有纤秀精细的一面,柔骨里面有柔肠。在他那张沟壑纵横的脸上,掩藏着一双敏锐的黑眼睛。”这是十多年前,我撰写的“倾听陈忠实”一文的开篇语。回忆往事,我与陈老师相识相交有三个镜头,勾勒出他在我心中的形象。

相识于雨季。1973年秋雨连绵的九月,一天下午我骑车赶往西大街口的省文化局机关院里的招待所,去见军旅知名作家峭石,他说这里有个文学讲座讲的不错,咱们也一起听听。会议室里二、三十位青年人,聚精会神地听一个人讲话。峭石告诉我,讲课者是西安郊区的农民作家陈忠实。

三十出头,身体高大壮实,外表土气,满口秦腔,可讲起话来却层次分明,一字一顿,表述清晰。这是忠实老师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我听他从自己的创作体会谈起,讲如何观察记录生活,怎样发现生活中的细节来刻画人物,怎样谋篇布局。在那个八个样板戏演遍全国的情况下,能听到有人从艺术创作角度讲文学,让我耳目一新,心潮澎湃。陈老师遣词用句鲜明生动,与听课人频频互动,会场里气氛热烈。大约5时许,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的讲座才结束。下了讲台,我看到他的裤腿还没干透,上身的衬衣留有水渍。他告诉我,是“顶着雨从灞桥区毛西公社骑自行车来的”。这距离足足40里路,雨具就是椅背上的一只黑色旧伞。那时城里人往往披着价格较贵的雨衣,而乡里人通常是一手撑伞、一手握车把,戏称“单手剎闸”。

陈老师说,能有讲台给年轻人讲讲文学,我很乐意!这时讲座的组织者前来挽留陈老师吃晚饭,陈老师说,不麻烦了,趁天亮好赶路。他一手撑伞、一手推着自行车走出文化局大门,消失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雨中,这个镜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事后听说,这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他雨天“单手刹闸”穿行这么远的路,就是为了和年轻人一起交流文学。不取报酬、只讲奉献、怕给别人添麻烦,是那一代人的时尚。二十多年后,我与陈老师谈起这件往事,陈老师感慨,竟还有人记得这件事。

第二件事是送稿纸。1979年春夏之交的一天,突然接到我的中学语文老师王改铭的电话,他说在陈老师合作,以陈老师的小说为蓝本,改编电影剧本,让我送些稿纸。那时横条信纸好买,方格状能计数的稿纸难寻。我当晚拿了一捆十二本《西安铁道报》稿纸,送到了位于西安市西七路的新城区教师进修学校。

一进门,我看到了令我难忘的镜头,一间平房里,散乱地放着锅碗瓢盆,忠实老师和改铭老师均面容憔悴,衣冠不整,疲态尽显,陈老师抽得是八分钱一包的“陕西名烟”羊群烟。剧本创作是呕心呖血的事情,两位老师要写作,还要自己做饭。学校食堂有菜有饭,但是两位老师每月仅有几十元的工资,又各有三个孩子和夫人在农村,吃不起呀!改铭老师说,平时大都下挂面吃,节省时间。没见到蔬菜,只有醋、酱油和盐。作家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贫困,我能为他们脱贫做点什么?令人愁惆又费思量。

第三件事是买字。随便《白鹿原》横空出世,陈老师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从九十年代末,就不断有人找我帮忙联系,要去陈老师那里,釆访的、签书的、合影的,索字的、买字的,甚至有人只是想看他一眼。也许是当年挤在一间平房里创作的镜头印象太深,我希望陈老师这样的大作家,有更多一些的收入,使他和家人能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所以我的原则是,除了慈善事务外,找陈老师白要字的尽量回绝。我与他人前往陈老师住处买字时,总是去一伙人。陈老师没有架子,从不扎势(陕西方言,摆谱的意思)。在那里尽可畅所欲言,声高声低不计较,胡吹冒撂无所谓,拿他打趣开涮,他会笑得比你还开心。话到投机处,他会适时的插上几句辛辣幽默的话语,顿时满屋子的欢声笑语。

一个难忘的镜头是2006年2月,陕西省政协机关同事找我,让我带他去陈老师那里买幅字。当我介绍这是机关的同事,想买您一幅字时,陈老师问,买字作甚?同事回答,女儿考大学时曾求人帮忙,孩子上了大学要谢人家。陈老师连连摆手说,孩子上学的事,送你一张。你俩进里屋挑一张满意的拿走!我俩进屋逐张挑选,如愿以偿。通过一个细节可以感受到,陈老师对求字的人是敬重的。选好字后,他一定要亲自把字叠的整整齐齐,小心翼翼地装进特制的大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上郑重地写下“陈忠实”三个大字,再双手递给你。

口碑,是人们内心深处的铬印,是人们发自肺腑的真言。陈老师曾跟我说,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喧嚣,多么诱惑人,我能把握住自己。他依旧刻苦耕耘,依旧质朴厚道,依旧如普通人一般。这是一个农民作家深入骨髓、进入血液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