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布达佩斯大饭店》是向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致敬,那么《法兰西特派》则是安德森张开怀抱,向一代难以理解的天才们致敬。
《法兰西特派》剧照,图中人物为《法兰西特派报》前创始人和出版商小阿瑟·豪威瑟
译者 | 李思璟
记者是《法兰西特派》中的主角,所以影评人在评论韦斯·安德森这部最新作品时可能会有一点偏见。《法兰西特派》毕竟是在讨好新闻界,只是和以普利策为中心的宏大叙事电影《总统班底》或《聚焦》不同。尽管安德森的视角随着每个部分变得更加广阔,但他依然更像是一位微型画艺术家。
这位从德克萨斯移居到巴黎的导演在向《纽约客》们致敬,在大银幕上重新展示了沉迷于创作一篇(或三篇)12000字文章的快乐,并将整个事件重新安置在移民后的城市中。以虚构的城市“无聊城”为背景,电影描绘了一个外来人眼中的法国,并被从同名报纸《法兰西特派报》截取出来的一系列“片段”包装起来。
这具体是什么意思?
《法兰西特派》是一部选集电影,由“一份讣告、一份旅行指南和三篇专题文章”组成。因此,虽然叙事主题或片段之间没有重叠,但安德森显然是所有五个片段的作者——没有任何在世的电影人有这样高识别度的视觉表达特征,而《法兰西特派》的每一帧都明确无误出自安德森之手。因此,这部非传统的电影成功地提供了从头到尾阅读一本精心策划的杂志所带来的那种特殊的大杂烩乐趣。
首先,讣告是为《法兰西特派报》前创始人和出版商小阿瑟·豪威瑟而作的。他是个“金句王”,其金句包括“尽量让文章听起来像你故意为之”和“不能哭”。他很擅长发现并且支持令人意想不到的人才,即使这意味着要把他认为的新兴作家从监狱里保释出来,比如罗巴克·莱特——此人是一个詹姆斯·鲍德温式的富家公子,背下了一个疯狂绑架故事中的每一句话。
如今,记者们被期望成为道德高尚的公民,语法完美,伦理无懈可击,但对豪威瑟的团队来说却不是如此。他们认为“新闻中立性”是一种无稽的自负,所以故意将自己的立场注入作品中。弗朗西丝·麦克多蒙德在电影中扮演露辛达·克雷门茨,她很像报道了1968年5月学生抗议活动的加拿大作家梅维斯·盖伦特,主要出现在电影中的黑白段落。她被年轻的激进分子泽菲雷里·B所吸引——与之发生关系之后,还在枕边帮他修改抗议宣言。
这就是电影里最具政治性的片段了。相对于安德森的其他通常介于异想天开和古怪之间的作品来说,他将性和暴力作为现实生活的一个方面已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不过,这些元素和观众之间仍然有着讽刺的距离。但和安德森早期的作品比起来,《法兰西特派》更像是跳出了他的舒适圈。这是件好事。
对于了解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纽约和巴黎的艺术文化的观众来说,这部电影充满黑话。那时,许多美国创作者越过大西洋,追逐海明威和格特鲁德·斯坦因等“迷失的一代”的荣耀,并发现巴黎接纳那些领先于美国时代的人。民族主义此时正在欧洲各地兴起,但在安德森镜头下的法国,笔仍然比玛丽娜·勒庞(法国右翼政治家)这样的人更有力量。安德森没有对当时或现在的法国政治发表任何有争议的看法,对价值判断和个人原因一笑了之。
安德森塑造出的角色就像是严肃作家创作的夸张描述。然而电影的基调与《纽约客》的喜剧撰稿人更加一致:詹姆斯·瑟伯的漫画,伍迪·艾伦的荒诞故事,史蒂夫·马丁对艺术家、评论家和其他文化骗子的讽刺。
如果说《布达佩斯大饭店》是向奥地利小说家斯蒂芬·茨威格致敬,那么《法兰西特派》则是安德森张开怀抱,向一代难以理解的天才们致敬。因此,这些暗示就像昆汀·塔伦蒂诺电影中引用其他恶趣味电影一样密集而令人目眩。
面对这样的大杂烩,玩侦探游戏是很有趣的,但《法兰西特派》是一部一流的“模仿”作品,因此,所有这些影响都被重新组合成新的和原创的东西。这对那些并非《纽约客》长期读者的观众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部奇怪的选集电影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过去,安德森被指责一直在制作矫揉造作的“娃娃屋电影”。这一次,尽管他依然重复了许多一贯擅长的技巧,例如,玩弄长宽比、在对称的构图中把人物放在中心、用复杂的横截面上展示大型建筑,但看得出来,在导演精心控制的框架边缘之外,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正在涌动。
安德森知道,如果你没有去过巴黎,那么即使是妓女和扒手也显得很先锋,无论是贝雷帽还是法棍都显得很有趣,更不用说像“乖戾”这样拗口的词或略显生硬的口音了。因此当角色说法语时,字幕的风格和位置都很奇怪,似乎在挑战你是否敢阅读它们。
除了恩斯特·刘别谦和雅克·塔蒂之外,很难想象还有哪位导演会为一部喜剧的制作投入如此大的精力——每件服装、道具和每位演员的选择都带着恭敬的荒诞感。
如果这听起来太过沉闷或令人疲惫,那就再想想:这部电影当然需要花时间去解读,但这些卡司确保了安德森的幽默创作具有人性。作为刊物的最高负责人,也是员工们宽容的教父,小阿瑟·豪威瑟不仅让人想起《纽约客》的编辑罗斯和华莱士·肖恩,也让人想起伟大的H·L·门肯,他鼓励像约翰·范特这样靠零钱和橘子皮维持生计的作家找到自己的声音。
尽管这一切听起来很琐碎,但安德森赞扬这一代人是正确的选择。他们拓展了我们“讲故事”的思路,改变的不仅是新闻业:
他们在街头找到了诗意,在边缘地带找到了故事主角;他们挑战了体制,代表了新潮流,其影响力不亚于同一时期席卷电影界的风潮。
如今,为了追逐网络流量和流行趋势,新闻领域可以说已经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这就更是时候向那些曾经追随直觉、浑身沾满墨迹的可怜虫们敬一杯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