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认为，在中国，这二十年时间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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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在2000年，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学。但是在这两三年时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认识到社会学是什么。而且现在面向公众写作的社会学作品越来越多了。”在《惊呆了！原来这就是社会学》一书的新书活动现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说道。
《惊呆了！原来这就是社会学》以图鉴的形式，帮助普通读者认识社会学概念，介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社会学脉络，其中涉及的76个社会学家，他们的作品也几乎都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此次活动上，严飞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籍专家、日本岩波书店前总编辑马场公彦探讨了社会学在当下中国热门的现象。两位嘉宾还探讨了中国当下流行的“内卷”、“摸鱼”等词，以及日本如何在这些问题上给中国以启发。马场公彦认为，内卷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目前中国人的价值观过于单一，其实，每个人都是“世界上唯一的花”。
严飞提到，中国社会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乃至直到今天——都在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几十年里，很多经济学家站出来，帮助解决经济发展当中遇到的问题。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会伴随出现很多社会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会学家进行解读和解决。
那么究竟出现了什么社会问题呢？严飞看到，中国今天的社会结构从“倒丁字型”（注：即社会中下层或下层比例、数量巨大，工人、农民、农民工占据了社会群体的主要比例，中间层弱小，中产明显缺失）变成“土字型”（注：底层群体出现了明显的向上流动的趋势，中间层的某些群体主要是中下群体有所扩大），城市中产阶层的绝对数量在增加。不过，在主观的社会阶层观念、主观的阶层认同感上，很多人并不认同自己是城市中产。因为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信任、道德滑坡等一系列的社会现象此起彼伏出现。
对人们生活而言，医疗、保险、三胎等很多内容都成为了摆在生活中的难题。“将来还可能有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九个孙子要带”的情况，这让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会产生很多偏差，产生很多社会问题。从大的层面来讲，这些问题是群体性的困扰；从小的层面，也会产生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出来。严飞举例说：“城市要控制人口规模，一些流动人口不得已被迫离开城市，也许真的会有一个小学劳动派遣工，上班的时候突然被告知必须要离开这个城市，第二天，他就一气之下用斧头砸小朋友的头。”这意味着，社会学家需要看到每个个体背后的故事，剖析个体在社会转型之下大的挣扎和痛苦，并且在社会政策层面产生影响。
“所以我一直判断，这二十年时间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黄金时代。”严飞说，也许二十年以后人们会发现，诸多问题的最终指向可能是制度性的问题，那时候也许站出来的就是政治学家，而现在正是社会学的黄金时代。
马场公彦也认为“现在中国正是最需要社会学的时刻”。他说，中国发展成一个大国是国内外所公认的事实，但是他所读到的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大多局限在国家和党的政治方针和经济政策上，社会、文化方面的报道相对偏少，所以“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可能会抱有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印象”。马场公彦在北京生活了不到一年，经常看到保安、建筑工人、外卖快递，他常常思考，这些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那些外来务工人员家中的留守儿童又会过什么样的生活？虽然社会学家对此进行了严谨的田野调查，但是从出版或者电视等等媒体渠道，他却感觉很少能接触到这些内容。“日本有很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深度剖析了社会问题，期待中国今后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非虚构的报告文学作品问世。”
在制度性问题之下，当前在中国青年间流行着“摸鱼”、“躺平”等词。马场公彦说，日本也有不浮躁、不争抢、不奢求的“极简生活”（simple life）和“慢节奏生活”（slow life）等相似的概念，但这些生活方式往往带有积极的色彩。他认为，在中国，摸鱼、躺平主义这些关键词是在内卷这个前提之下产生的，是抗拒内卷的自我防御行为。而日本的极简生活或者慢节奏生活的背景则是日本社会已经进入经济低增长或者零增长阶段，或者说人口减少的稳定社会阶段。极简生活和慢节奏生活不是穷困生活，而是要把钱花对地方。马场公彦认为，“慢生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付诸实践的，足够的积蓄和业余时间都是必要的条件，除非是生活富裕的退休人群，否则很难实现。”
日本人转向这类生活方式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是泡沫经济时代，其后日本社会出于对泡沫经济的反省，逐渐开始厌恶物欲横流的生活，转而追求精神上的富足。泡沫经济崩溃，九十年代之后，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这期间，过劳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明显，人们开始反思过去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以及集体主义思想，推崇环保社会、推崇个人主义变成了社会主流价值观。马场公彦说，今天的日本已经进入后现代，对日本来说，宏大叙事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意味着，故事的主人公不再是国家或者集体，而变成个人或家庭，这样的时代承认多种价值观的存在。
马场公彦认为，和日本不同，目前在中国依然处于宏大叙事的时代。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家向着一个目标的社会中，人们害怕自己某一天会被淘汰，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他说：“这里面有不能妥协的逻辑，那就是优胜劣汰，不努力的人注定落单，于是步入了压力社会。”
他认为，在中国，高考就是竞争最大的分水岭，从幼儿园到高中，整个家庭的共同目标都是高考，高考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进入名牌大学甚至是名牌企业。“我认为这种社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竞争的目标只有一个，是过于单一的价值观，”马场公彦提出，每个人都是“世界上唯一的花”，所以需要承认多元化的价值观，为此或许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世界上唯一的花》（世界に一つだけの花）是日本杰尼斯事务所旗下偶像男子组合SMAP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日本小学运动会上经常唱的歌。马场公彦介绍说，日本小学运动会的赛跑，会把跑步快的孩子和跑步慢的孩子分开，而不是随机组队，甚至跑完以后也不会排名次。“因为跑得慢也是一个人的个性，只有跑得快的人赢是不公平的。”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没有竞争意识的社会不会进步。
又一个引发争议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校开始反思填鸭式的教育，并导入“宽松教育”，公立学校原来一周六天上课改为一周五天，上课时间变短了。又比如，在数学功课方面，小学本来要求圆周率背到3.14，“宽松教育”则认为用不着这么复杂，背到3就可以了。在宽松教育下长大的所谓“宽松世代”儿童的学习能力下降，又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
在他看来，虽然“宽松教育”遭到诟病，但填鸭式教育确实不适合现代社会，现在日本语言和社会科目中加入了重视调查学习，注重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人才教育。大学入学考试也发生了变化，除了跟中国一样的统一考试以外，还纳入了“推荐入学”或“AO考试”（大学选考）等选拔方式，考察对象不仅限于成绩单，其他各方面技能都成为了判定标准。此外，日本的企业并没有盲目呼吁员工提高积极性，而是通过取消加班、育儿补贴、积极雇佣女性、严厉惩罚职场骚扰等行为来构建良好的工作环境，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确保员工的劳动意愿。公司不再把学历和大学成绩看成招聘员工的唯一标准，转而重视个人的兴趣特长，纳入了多元化的评判标准。政治上也不再通过解除管制和自由主义来讨好大企业和富裕阶层，而是将目标转向建设福利型社会，重视弱势群体、老年人、女性、育儿问题，试图通过这些举措来赢得选民的支持。这些措施，或许也都可以为中国解决“内卷”问题提供些许借鉴。
活动现场图片由出版社提供并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