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Dzolan

编辑 | 黄月

在过去十年被人们反复浏览的一张照片里，一位光着上身的年轻父亲从石阶上往下走，左手将装在麻袋里的货物扛上肩，右手拉着自己的孩子。十年后，另一张照片拍下父亲与长大后的孩子，他们站在原来的石阶上，不再有装满货物的麻袋考验这位父亲，他上了年纪，看上去变得瘦弱，他的孩子比他低一头，一只手已经能搭在他的肩头。

许多关于母亲的叙事里，我们习惯塑造并看见无私的、甘愿牺牲的母亲形象。关于这位父亲年轻时的照片，谈论最多的那句话是“肩上扛着家庭，手里牵着希望”。它同样指出了父亲所应承担的叙事角色。一如小学课本里熟知的“背影”，西方文学或电影里时常作为上帝化身降临的父亲（泰伦斯·马力克的《生命之树》里，父亲管束孩子与上帝造物的画面前后出现），父亲是担当责任、站在前方的引路人，用威严与沉默的光辉覆盖我们。

当我们回想与母亲相处时种种坚实的细节，幼时温存的手臂、怀抱，每一件衣物和端上桌的饭菜，我们与父亲的关系似乎缺乏这些，我们之间疏远又亲近，熟悉又陌生，我们感受父亲的光辉，却摸不到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以至在人生中众多等待理解和讲述的环节里，父亲占据了迟迟到来的部分，在他变老、生病，甚至开始丢失记忆时，我们才会意识到父亲不再是以前的父亲，他的“背影”变矮，光辉散去，我们惊讶，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该怎样面对父亲？

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恰好塑造了这样一位父亲。名为安东尼的父亲独居在一间公寓，她的女儿因为护工问题前来跟他争论。女儿即将移居巴黎，认定年迈的父亲需要一名护工的长期照料。在电影开头的这场争论里，父亲向女儿声明，他在这间公寓里住了三十多年，他不会离开自己的公寓，他有能力照顾自己。

随后的一切开始变得混乱。在这间安东尼坚称属于自己的公寓里，越来越多的人涌进来——他的女儿、护工、女儿的丈夫……在安东尼眼里，有时女儿变成护工的样子，丈夫有两幅不同的面孔，护工看上去像自己另一个女儿。与此同时，电影情节则像细碎又无序的碎片堆积在一起，女儿买鸡肉、做鸡肉，女儿走进安东尼的房间想用枕头闷死他（联想迈克尔·哈内克的《爱》），随后安东尼安然无恙地在厨房外现身，偷听到女儿与丈夫的对话。时间在电影中失效，一如安东尼反复寻找手表，替自己和观众追问现在几点，他被困在里面，尝试弄清楚周围发生的一切，又一次次因为挫败和惊惧走回自己的卧室，关上那扇门。

这样的细碎和无序中，观众似乎不得不让自己成为安东尼，理清故事真正的来龙去脉，尝试着将电影的碎片来回拼接和重组，得出一个具备说服力的版本：安东尼与护工闹翻，暂居女儿的家里，女儿与丈夫因为是否要将安东尼送去养老院争执不下，因为安东尼得了某种“病”，单靠护工已经很难解决问题。

即便电影里未提到这种“病”的名字，也不难猜测它是阿尔兹海默症，那些碎片都是安东尼在病症的影响下，将现实与过去、想象与记忆混淆的结果。这个结果暴露出他作为父亲最本真的需求，强调自己对公寓的所有权，提防女儿或者护工要从公寓里夺走什么，安东尼想要确保自身的安全感。他拒绝护工，告诉女儿自己可以照料自己，是为了抵抗衰老，维护尊严，拒绝“我的叶子都掉光了”的事实。他为女儿要移居巴黎伤感，将护工看作另一个死去的女儿——从遥远的地方前来照看他，内心深处，安东尼又切实畏惧孤独。

这些混乱又矛盾的需求使得电影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父亲形象。在想象与仅有的记忆里，安东尼维护他的强硬、难搞。片尾时，当他从养老院醒来，意识到身处不属于自己的房间，女儿远在巴黎，他想象的那具躯壳被病症瓦解，他变得软弱、担忧，像婴儿般抽泣，失去一切后，他开始渴望回到一生中最初始和安全的地方——母亲的怀抱。

在安东尼身上，传统叙事中的父亲形象与真实的父亲形象间的距离缩减。略微讽刺的是，变老与生病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似乎只有父亲在身体和精神上衰退，他生而为人的脆弱才是允许的。此后，他与孩子的关系开始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当孩子还小时，他像父亲一样照顾孩子；当他变老后，在某种意义上，孩子短暂地变成了他的父亲。这段关系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

看《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会想起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野草莓》，关于名叫伊萨克的老人在一天里借梦境回顾逝去的人生。与安东尼类似，一开始，他的梦里出现没有指针的时钟，他站在街道上与棺材里的自己握手，衰老同样激发了他潜意识中的危机感。意识到自己时日不多，死亡已站在门口，老人在接下来的梦境中回顾年少时错失的恋情、失败的婚姻。醒来后，他前去探望被自己冷落的母亲，试图缓和与儿子僵硬的关系。

如果说人的老去使得孩子用柔和或者正当的眼光看待父亲，当伊萨克意识到衰老时，他同样在用类似的眼光看待自己，他对过去的反省和当下的补救都出自对自我谅解的需要。正是因为完成了这种谅解，在最后一场梦里，年老的伊萨克被少年时的恋人引到海岸边，远远望见自己尚年轻的父母。在伯格曼的许多电影里，原生家庭是难以愈合的旧伤。当伊萨克与回头望向自己的父母致意，是伤口被短暂治愈的瞬间，他在回顾一生的一天结束后谅解了自己，最终也谅解了父母。

奥地利作家阿尔诺·盖格尔在那本《流放的老国王》里记录了家人与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相处的经历。

父亲出生在多子女的小农家庭，参加过二战，战后有过一段不和谐的婚姻，婚姻以母亲离家告终。此后父亲的人生进入无意义的循环里，“他整天玩纸牌或者看电视，而不去给园子里的西红柿浇水”，“父亲的表情就像一匹一动不动地站在风雨中的马，忍受着人家对他的攻击，然后继续他每日老一套的生活”。

当病症的阴影从父亲的脚底生出时，所有人都未曾留意到这点。父亲沉默寡言，极少表达自己的感受，他的性格成为病症的幌子。阿尔诺·盖格尔与家人依旧相信关于父亲那套叙事：作为儿女的人，会认为父母是强有力的人物，以为他们能够顽强对待生命中出现的难题。他们还尚未接受、学习用一套新的方式应对被衰老和疾病缠身的父亲。

在书里，阿尔诺·盖格尔描述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眼前的世界，同样可以当作是对《困在时间里的父亲》里安东尼遭遇的再述——

人好像刚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不知身处何方，各式各样的事物，比如地点、时间、人物，围绕着自己转，人找不到方向。种种事物缠绕着你，死去的人、活着的人、记忆、带着创伤的幻觉、意思不明的零碎句子，等等。而这样的状态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可能有所改善。

对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来说，他的人生进入两种时间的维度。所剩不多的线性时间里，他持续衰老，被病症吞噬，最后丧失自我。他同时进入静止的时间，降格到孩童般的心智程度，对眼前重复出现的事物发问。阿尔诺写父亲患病后表露最多的困惑是：我在哪儿，我现在想回家。

病症颠倒了父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阿尔诺内心关于父亲的固有形象开始坍塌，在接近和了解父亲的过程中，他揭开了父亲过往人生里被沉默掩盖的秘密，重建了一个被战争创伤困扰至今的父亲。在父亲一次次想要回家的愿望里，是18岁的青年从战场上捡回性命，徒步越过边境和占领区回到家乡。对怀乡之苦的恐惧使他一生都不再愿意离开这片土地，他将自我封闭，遵循“没有曲线，只有直线”的生活信念，也因为生活信念的不合，他与妻子的婚姻走到尽头，与孩子的距离疏远。

安东尼寻找母亲，阿尔诺·盖格尔的父亲想要回家，为他们的生命制造转折的源头一次次因病症再现。在了解到发生在父亲身上的过往如何影响并改变了他的人生后，阿尔诺开始脱离父亲与孩子这样单一的关系纽带，用更复杂的眼光看待父亲。他学会欣赏父亲突然冒出的无厘头，又带有哲思的话，整理成每个章节的引语。这些引语凸显出父亲经由人生沉淀后不能被病症剥夺的智慧，“时间的流逝？流逝得快还是慢，其实我觉得一样。对这事我并不特别挑剔。”在父亲表达不安时，他明白比起安慰父亲，主动显露对父亲的需要能更快地让父亲安定下来，在父亲内心深处，被他人需要和认可的存在感依旧等待激活。他也摆脱了传统道德对亲子关系的束缚，做出了看上去不“正确”但对所有人好的选择——将父亲送进养老院。在经过这种种转变后，阿尔诺·盖格尔觉得自己不再像当初那样对未来充满恐惧，不把所有这一切看得那么阴暗，他“镇定地期待着”。父亲的命运、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结论。

或许，我们所有人最终都需要意识并接受这点。在父亲变老、生病的过程中，被困住除了父亲还有我们，在养育与照料、天性与义务的条框里互相要求对方，指责对方。我们讲述是为了理解父亲，理解我们与父亲之间的关系，进而摆脱并重新发明这段关系，这段关系里不再有父亲，不再有孩子，只有两个摆脱身份的正常人在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