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指出,女性初育年龄和退休年龄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延迟退休和鼓励生育两个政策目标可能存在冲突。
2020年3月8日,广州,爷爷陪着孙子在商场旁边的石椅上玩耍。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 樊旭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年龄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提高生育率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进指出,延迟退休和鼓励生育两个政策目标可能存在冲突。
5月24日,封进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论坛中表示,通过整合25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数据发现,女性初育年龄与退休年龄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延迟退休年龄会导致一些女性生育年龄相应提高,而生育能力随着女性年龄增长而自然下降,不利于生育率的提高。也有研究证实,生育年龄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她说。
封进还指出,相比于父代超过退休年龄之前,父代超过退休年龄之后的子代生育率有显著提高,幅度为44%-61%,说明子代会根据父代退休时间规划自己的生育时间。
“不只是中国,世界上也有很多其他国家有祖辈帮忙带孙子孙女的传统。如果祖辈退休的早,就有时间精力帮忙带孩子,反之就可能做不到,间接推迟了女性的生育年龄。”她说。
封进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盘考虑延迟退休和鼓励生育这两个政策,这也凸显了弹性执行延迟退休政策的重要性。“让不想延迟退休的按时退休,想延迟的延迟,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女性的生育困境。”
但无论如何,封进认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人口出生率较低的现实难以改变,人口老龄化也将进一步加剧。因此,人口政策的重点可以转移到提高人口素质上。
“我国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只有10年左右,相对于发达国家是比较低的。实际上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对于应对老龄化也很有作用。”她说。
联合国人口司日前预计,中国未来十年平均学龄人口将基本保持在此前十年的水平,这可能部分得益于二孩政策,以及1960年代婴儿潮的第三代效应。瑞银预计,中国高中和高等教育(包括职业学校)的入学率将较当前水平进一步上升,而这也有利于实现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0.5年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