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未到庆祝之时。”
文|华谊兄弟研究院
3月14日，前国脚范志毅在《吐槽大会》第五季体育专场中发表的言论引发广泛争议。节目中，范志毅重提19年世界杯男篮之耻，并将其与国足类比，这种“自杀式比烂battle”引来多家媒体报道，新华社也对此评论称：“男篮和男足不应菜鸡互啄，体育人自嘲后更应自省。”
此外，知名脱口秀演员杨笠代言的英特尔广告又掀起网友新一轮对于性别议题的讨论，微博话题#英特尔 杨笠#阅读量超过2.5亿。该事件虽以相关宣传物料下架、杨笠发表感谢长微博收尾，但背后却暴露出国产脱口秀在网络舆论中遭遇的“水土不服”问题。
自《吐槽大会》走进大众视野之后，脱口秀节目凭借其新鲜的形式、出色的演员，以及屡屡超十亿播放量的优秀数据向市场证明了其潜在的吸金能力，但层出不穷的言论争议使这一喜剧形式频频面临舆论危机。相关话题不断登上热搜榜，一方面为其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度，另一方面也助推了大众对脱口秀这一节目形式进一步的质疑与反思。
本期文章，华谊兄弟研究院（ID：HBresearch）将聚焦国内脱口秀文化的前世今生，回顾和盘点这一发源于欧美的语言艺术在中国的演变与发展史，浅析其取得的收获和正在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脱口秀行业的发展提出展望与思考。
“脱口秀”的节目形式起源于西方的“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即只有一位喜剧演员在舞台上用麦克风直接与观众进行互动的喜剧模式，其中的梗、段子往往都来源于表演者生活中的真实经历，并且随着思路的切换不断灵活转换，具有高度的原创性。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喜剧艺术，单口喜剧以其辛辣幽默的调侃、对社会议题的犀利解读，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洞察成为了大众喜剧的重要类别，在西方国家具有极强的影响力。乔治·卡林、路易·CK、黄阿丽等优秀的喜剧演员已然成为了英语世界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我们所熟知的《吐槽大会》《脱口秀大会》都来自于这一喜剧形式。而目前国内所说的“脱口秀”，音译自英语“talk show”，本意是指在电视里播出的谈话节目，在传入中国后成为单口喜剧与清谈类节目的混指。
不仅是在欧美社会积淀深厚，脱口秀在中国也经历了超过四十年的发展迭代。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娱乐圈就已经出现多位金牌司仪以单口喜剧的形式演出，针砭时弊，反映港岛社会现实。1990年，喜剧演员黄子华以“栋笃笑”为stand-up comedy的译名，首次单人连续表演超过两小时，真正让这一表演形式驰名香江。他的演出少有做宣传，却几乎场场爆满，2014年的11场表演门票在两小时内被迅速抢光，创造了香港喜剧界的票房神话。
黄子华单人演出
早期的脱口秀表演往往以方言形式展开，结合地方文化圈内鲜明的地域特色，反映特定城市的市民精神。栋笃笑被称为“香港哈哈镜”，而其在传入内地之后，又被创作者因地制宜进行了本土化的创新与改造。海派清口就是喜剧演员周立波结合栋笃笑、上海滑稽剧，及北京单口相声创造出的一套“上海人”的喜剧表演。《笑侃大上海》以戏谑实事、抒发集体回忆为主，在2010年前后的上海风靡一时，有媒体统计，观众平均每12秒笑场一次。
然而无论是“栋笃笑”还是“海派清口”，都仅是带有强烈地域属性与圈层区隔的方言脱口秀，植根于拥有特定知识背景的当地居民才能理解的生活叙事。也正限于其特殊的取材及表演形式，此时脱口秀未获得太高的声量，也并不具有普及化的基础和条件。
真正为脱口秀的兴起培育土壤的，是10年后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电视脱口秀节目的出现。2011年底，全民微博热潮使讨论公共事件以及传播西方流行文化成为了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类似谷大白话的博主自行译制了多个美式脱口秀视频上传，令普通中国观众初次了解到了诸如《周六夜现场》《喜剧中心吐槽大会》这样与时事热点紧密结合、欢笑与犀利并存的语言喜剧。
这些视频在后来也成为了多款本土喜剧节目的基础。2012年，王自健模仿《周六夜现场》开创了自己的喜剧节目——《今晚80后脱口秀》，以单人喜剧为主要内容，凭借其对年轻人生活议题的精准切入及自嘲、戏谑的语言风格成为了当时的“深夜档一哥”。同时，深受美式脱口秀影响的《恶毒梁欢秀》《金星秀》《大鹏嘚吧嘚》也一一登陆市场，开创了此类综艺节目的先河。这些融合了百家之长、形式新颖、演员个人色彩鲜明的脱口秀表演使这一喜剧形式有了更大程度的发展；更本土化、平民化的尝试也为其吸引到了更多的稳定受众。
《今晚80后脱口秀》剧照
除了线上积蓄实力之外，另一阵脱口秀的风潮也刮进了一线城市之中。北京、上海、深圳开始出现了线下脱口秀俱乐部，一大批日后观众耳熟能详的戏剧演员转场于这些名为“北京脱口秀俱乐部”“单立人”“脱口秀艺术节”的小型场地与活动中，为其日后的爆发积蓄了能量。但脱口秀仍未有真正国民级的节目与表演者出现，爱好者也属于小圈层群体。
脱口秀开始走入流行文化的契机出现于2017年，一档名为《吐槽大会》的节目成为了街头巷尾的话题，李诞、池子这几个名字成了在年轻人群体中时常提起的高频词，观众们惊喜地沉浸于这类全新的喜剧形式。在《吐槽大会》出现之前，少有一个综艺节目能将各个领域的公众人物从名利场的聚光灯中拉出，像身边的普通人一样遭受真实的调侃与戏谑，在语言的幽默中放声大笑。
据艺恩发布的数据，《吐槽大会》第一季收官播放量总和超过14.5亿次，两季累计播放量突破36亿。很多人通过这两档节目了解到了脱口秀，并成为了这类表演和特定演员的忠实观众。综艺化的尝试与流行明星的引入让这个节目获得了流量与商业上的成功，如其中最红的脱口秀演员之一李诞，已登上过十几档不同类型的头部综艺。随后，李诞所在的经纪公司笑果文化乘胜追击，推出打通更多领域和圈层的多季《吐槽大会》和回归到脱口秀演员本身的《脱口秀大会》。
《吐槽大会》剧照 来源：豆瓣
2021年，《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的火爆不仅将脱口秀又一次带上话题讨论的高潮，还诞生出了一批极具商业价值的演员。仅从第三季节目中走出来的脱口秀演员：杨笠、李雪琴、王勉、呼兰等人，已接到数十家广告代言。在笑果文化内部，较有名的演员活动报价与二三线明星持平，旗下知名艺人李诞带领第三季新选手王勉和“脱口秀OG”罗永浩共同组成的直播带货，仅四小时收益就达2400万。
与欧美脱口秀从线下孵化线上的传统模式不同，落地中国的脱口秀借由综艺这一巨大的流量池，完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转化——由线上反哺线下，孵化出线下消费新赛道。与从前只存在于一线城市的脱口秀俱乐部相比，如今的脱口秀现场可谓“遍地开花”。稍有名气的演员仅在一个周末就要跑十几场演出，成都、苏州、杭州这些二线城市也发展起来了知名的城市俱乐部和固定驻场嘉宾。名声最大的笑果文化旗下的脱口秀现场，有知名艺人的场次甚至一票难求，门票能被炒出十倍的高价。
脱口秀节目及演员们成了热搜榜上的常客，多档创新形式的脱口秀节目，如专注女性的《听姐说》，也应运而生。这一喜剧形式经过数十年的演化及转变，终于通过流行文化的土壤打通了多元的圈层，获得了主流市场与资本的认可。
然而，过快增长的名利成为了影响脱口秀新星们的双刃剑。杨笠在微博上发出了“这行越来越不好做”的感慨，在密集的活动与演出中，演员们不仅要面临着观众愈发上升的期待，还有随着创作时间减少带来的灵感枯竭。
同时，流量带来的除了红利，还有过曝的关注度。节目和演员的一举一动都处于聚光灯之下，不合时宜的言论与行为自然会遭受批评和质疑。李诞、池子都因为节目之外的不当言行陷入过舆论漩涡，杨笠代言英特尔更是引发了一轮性别问题的争论高潮，令广告主不得不下架了相关物料。此外，节目本身也受到观众越发仔细的审阅，除了嘉宾发言本身，近期《吐槽大会》还因为被观众发现使用提词器，不够“即兴”，而被“骂”上了热搜。
关于脱口秀本土化的讨论甚嚣尘上，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思考“冒犯”“辛辣”这些脱口秀的基本特征在中国语境中的尺度问题。脱口秀演员们的洞察是否准确、言论有无过界、在商业和创作之间是否取得了平衡，这些观众自发形成的标准开始逐渐督促着这个行业前进。
争议之下，从业者们能做的就是从经验中汲取教训，以迎接更多随之而来的现实挑战：2020年，新冠疫情使线下演出遇冷，原本蓬勃扩张的线下脱口秀市场不得不因此停滞；此外，脱口秀演员也面临着青黄不接的问题，知名演员屈指可数，而真正庞大的尾部演员的上升空间又被知名度与资源两大难关阻断；而从目前的受众群体来看，脱口秀的观众更集中于一、二线城市，这一喜剧形式的真正普及化还有较大局限性。虽然这些情况随着线上传播渠道的不断扩大、疫情后经济的逐渐复苏有所好转，但对于市场期待的更成熟的脱口秀节目与演员，这个行业还需要更多准备。
脱口秀演员的自我调侃
脱口秀文化在华近四十年的发展史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民风、流行文化的变迁，也是网络时代多元文化冲突的体现。与脱口秀在美国的成功相比，中国有着更含蓄而内敛的文化土壤，对于更开放、具有调侃性质的脱口秀需要更因地制宜的改良。在本土环境谋求发展的单口喜剧演员在获得流量红利的同时，在面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议论时也需要受到舆论的检阅。发展至流量的高涨阶段，脱口秀行业及表演者应从舆论中进步、反思，在未来创作出更本土化的、更适宜大众的优秀喜剧作品，才能不只是昙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