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翟星理 实习记者 钟艺璇

编辑 | 赵孟

一个江西男子要花多少钱才能娶妻？在抚州市崇仁县的农村，这个数字可能是50万元，相当于当地一个农村居民30年的可支配收入。

荒诞的相亲场景让电视台栏目组成员震惊。第一次见面，男人把现金放在桌上就能把女孩带走。乡村婚恋图景的底层逻辑颇具实用主义色彩：彩礼事关颜面，也是越来越不稳固的婚姻状态的一种保障。至于这个数字是多少，男方是否有支付能力，则不是另一方需要考虑的。

在江西，经年累月的婚俗沉疴和逐年失衡的男女比例，将结婚的成本不断推向新高 。天价彩礼现象一直饱受诟病，近期又因九江银行推出的“彩礼贷”受到热议。

舆情汹涌之下，九江银行很快撤回“彩礼贷”广告并向公众致歉。但天价彩礼现象依然是“主流民意”，无数青年男女深陷的婚恋苦局依然无解。

婚前的战争

谈判刚开始，张翊国就感到大事不妙。

“上饶市的彩礼是18.8万起步，我们隔壁村现在的彩礼是12万。”未婚妻的舅舅说。

2020年3月的这天，离订婚仪式还有三天，张翊国和未婚妻两家的长辈见面，正式商量彩礼事宜。

硕士毕业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县人张翊国在上海做程序员，年收入约40万元。他的父母在上海做挖掘机生意，小有积蓄。

2018年下半年，张翊国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未婚妻。双方是同乡，确定恋爱关系后，两家常有走动。

对方父亲在上饶市跑运输，母亲在超市做理货员，两人平时住在上饶市，很少回村里居住。对方父亲曾表态，“只要你们两个幸福就好，什么婚俗不婚俗的无所谓。”

张翊国深受感动。他知道当地畸形的彩礼婚俗：女方分文不出，要求男方支付高额彩礼，且不给女儿嫁妆。

因此，谈判开始前，张翊国的心理价位是，10万元左右搞定所有开支，包括彩礼、三金、酒席钱等，“最多11万也就差不多了。”

未婚妻的舅舅一张口，张翊国的父母犯难了。他们希望按照当地农村的彩礼出钱，而女方父母希望以上饶市为标准。

双方都是上饶市农村居民。按照乡俗，男方如果出大钱娶媳妇，会被村民议论“你儿子是不是有什么病娶不到老婆？”。而女方收的彩礼不多，同样会被村民评价为“你家女儿怎么这么不值钱，培养这么大白白送人了”。

妥协的结果是按隔壁村12万元的彩礼标准，再加8000元，双方的父母都没折面子。但这不是唯一需要妥协的地方。

接下来是“三金”。按当地婚俗，“三金”包括金耳坠、金手镯、金项链、一个金戒指、一个钻戒，最少要38000元。

父亲问，他已经为儿媳准备了两根各100克重的金条，价值远超38000元，“三金”能否免掉？

对方父亲说，三金是订婚当天摆出来给女方亲戚看的，金条没有首饰好看，“给金条也行，那就拿去融掉打成三金。”张翊国感到错愕，“我岳父要的其实是面子。”

接下来是女方的嫁衣，2万元，当地农村的平均水平，双方均无异议。

虽然超出预算几万元，张翊国能够接受。好在重头戏已经谈妥，也没有需要花大钱的地方了。

但未婚妻的舅舅又开口：“隔壁村女婿给岳父母的红包是3680元，给小舅子小姨子2680元……给女方家的晚辈小朋友每人380元。”

张翊国怒火中烧。

背离彩礼习俗初衷

南昌市佳人婚介所负责人刘国英从业已有20年。 据她观察，江西各地的彩礼总体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负相关关系，“越穷的地方要的彩礼越高。”

在同一个城市，也是人均收入越低的区域平均彩礼越高。刘国英介绍，以南昌市为例，市区的平均彩礼目前约为12.8万至18.8万元，而南昌的县域彩礼水准均高于18.8万元，“南昌一些县的农村彩礼更高，起步价已经超过20万元。”

过去20年，经刘国英介绍成功的新人超过1000对。按照她的观点，女方在相亲市场匹配结婚对象时，经济能力是硬性条件。

“在农村，这个硬性条件就是彩礼，在城市，虽然女方要的彩礼少，甚至不要彩礼，但对男方的隐性经济能力要求更高，比如工作单位的性质、职务、学历、在市区是否有房。”刘国英说，彩礼低并不意味着女方要求的条件低，“反而更值钱。彩礼你可以去借，工作单位、学历你能借得来吗？借得来的就是诈骗。”

刘国英的另一个直观感受是，江西畸形彩礼的一个重要诱因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多女少，这一现象近年来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江西省90后人口性别男女比例达到120.8∶100，高居全国第一。这个群体正是近年婚恋市场的主力人群。

此外，农村男性限于学历、工作性质、经济能力等因素，大多数农村男性很少能娶到城市女性，而农村女性与城市男性结合的难度则小得多，因为男性普遍不太在意女性的经济能力。

“江西的天价彩礼基本出现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的男性在婚恋市场上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刘国英说。

刘国英本人对畸高的彩礼持否定态度，她见过男方四处借钱给女方家凑彩礼，“这已经脱离了婚姻的本质，也背离了彩礼这种传统婚俗的初衷。”

但她也不赞同一味指责女方父母贪婪。“离婚率越来越高了，现在的婚姻关系不稳固，这也是事实。女方父母会认为彩礼是婚姻的一种变相的保障。”她说，“你为了娶我倾家荡产，那你就不敢那么轻易抛弃我。”

刘国英介绍成功的1000多对新人，只有1例因为彩礼问题闹过不愉快。当时，男方被迫借钱付给女方28.8万元彩礼，但两人结婚后，男方对女方很好，女方的父母见状返还了彩礼，给两人装修新房。

“彩礼问题，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女方和女方父母的态度。”这是刘国英的结论，“谁会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好呢？一个女人要是铁了心嫁给一个男人，谁又拦得住？”

僵局

张翊国有些生气。他问坐在旁边的外婆：“为什么还要给他们亲戚钱？”女方的父母、舅舅和几个亲戚都在，他的父母、舅舅和外婆也在，可他已经不想再顾及对方的颜面了。

外婆告诉他，“你不给也要给。”对方父亲听到后则说，“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都是要这样给的。”张翊国和未婚妻是同乡，但谈判之前对这项乡俗一无所知。

父亲见状赶忙插话，“什么钱不钱的，你们隔壁村出多少，我加200元，大家都图个吉利。”岳父笑了，“亲家公蛮客气。”

张翊国给岳父拿来一张空白的A4纸，对方父亲列的礼单写满三分之二：订婚当天，婆婆给儿媳见面礼5880元，改口费5880元；女婿给岳父母红包各3880元，给小姨子红包2880元；给女方大爷爷（岳父的大伯）红包1280元，大奶奶1280元，二爷爷1280元；给女方外公外婆红包各1280元；女婿给女方三个舅舅、舅妈红包各1280元；给女方叔叔婶婶红包各1280元；给女方大姨大姨夫红包各1280元；给两个媒人各1280元；给女方亲戚家8个晚辈小朋友各380元；给女方5个远房表亲各680元。

“这就是一场买卖。”张翊国径直把未婚妻拉到阳台上，“你爸怎么要这么多钱？这些钱都是从我们这个小家出的，留着给你买口红不好吗？”

“我也不知道。”读过大学的未婚妻同样一脸震惊。她把父亲叫到外面。张翊国没听到未婚妻说了什么，但对方父亲的斥责清清楚楚地传到他耳朵里，“你小时候我多疼你，现在怎么为外人说话了？”

未婚妻回来，拉住张翊国的手，低着头不说话。张翊国明白了，攥紧未婚妻的手，也不说话了——毕竟他们真心相爱。

张翊国的外婆说，“女婿家都这么客气了，你做岳父的不需要表示一下吗？陪嫁辆车也不过分吧？”

对方父亲脸上写满为难，“这两年没挣到钱，能力不足，陪嫁辆车的希望不大。”

张翊国的父亲手撑在嘴上，冷笑一下。双方人马陷入沉默。父亲笑着打圆场，“钱不钱的都没事。”

最后是酒席钱。按照当地习俗，女方家的酒席钱也要男方出，酒席上随的礼金女方收。岳父说，这项费用需要4万元。

张翊国的舅舅说，“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一个做岳父的多少要出一份力量吧？”

激将法对恪守当地婚俗的岳父毫无作用。他说，农村人把女儿培养成大学生很不容易，而且这些年他跑运输确实没挣到钱。

舅舅又拿张翊国的姐姐举例子，她出嫁，张翊国的父母对女婿分文不取，还赞助了几十万元。对方父亲却说，“那是我亲家能干，有条件。”

张翊国一家无话可接，再次陷入沉默。

危险的彩礼

如果男女双方就彩礼问题谈崩，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有可能会演变成刑事案件。”宗月英说。她年近70，2010年开始担任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栏目观察员，在节目内外参与调解了2000多例纠纷，以婚姻家庭类纠纷占比最高。

2019年4月，江西省鹰潭市发生一起因彩礼纠纷引发的命案。一位农村青年举债订婚，共花费40多万元。女方因生活矛盾要求退婚，两人未就彩礼退还问题达成一致，男子将女子杀害。

宗月英调解过一起类似纠纷。2020年5月，南昌市青山湖区一位老人报警称其子与儿媳协商离婚时因彩礼退还问题引发纠纷，双方互殴，均有轻微伤。

宗月英团队介入调解后发现，男女双方均为青山湖区农村居民。男方举债订婚，共花费约30万元。双方经亲戚介绍认识，见过三次面就登记结婚。女方父母将彩礼交给女儿，男方随即外出务工还债。

婚后约半年，双方因聚少离多、性格不合均同意离婚。男方要求退还一半彩礼，女方只愿意退2万。这对新婚夫妻多次互殴。两人的家长调解失败，双方亲友爆发肢体冲突。

宗月英团队调解了至少5次——前三次劝和均告失败，后两次劝女方多退点彩礼。最终，女方退还6万元，双方相互退还金银首饰。令她印象深刻的是，男方收到退还的钻戒后，还找人鉴定真伪。两人签署离婚协议后，男方再次外出务工还债。

“这就是一场闹剧，如果不是男方的妈妈报警，很可能就发展成刑事案件了。”宗月英说，“江西的彩礼有时候真能把人逼上绝路。”

以崇仁县为例，宗月英介绍，当地的彩礼高达上百万元——当然，这是她的经验评估。2019年6月12日的一篇公开报道显示，崇仁县司法局成功调解一起发生于该县三山乡的彩礼退还纠纷，“订婚花去的费用总计50余万元”。

崇仁县政府工作报显示，2019年该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574元。按照这个收入水平，在这起纠纷中，50余万元的结婚成本相当于一个农村居民大约30年的可支配收入。

调解过2000多例纠纷的宗月英感到困惑，“彩礼是一种习俗，出于对女方的尊重，应该给。但是拿彩礼要挟男方，搞得男方倾家荡产还一身债务，我无法理解。”

例外

订婚仪式在张翊国的农村老家举行。当天，未婚妻为张翊国一一介绍礼单上他还没见过的亲戚，他则需要一个个发红包。

彩礼放在八仙桌上，岳父带来一个公文包，全部塞进去。按照岳父事前的口头承诺，订婚仪式结束后，他会把彩礼和一些份子钱交给女儿。亲友们在傍晚散去，未婚妻回家找父亲。彩礼和份子钱大约有24万元。

未婚妻带来一个坏消息，岳父去银行为自己新开了一个户头，存了三年定息，这24万元中甚至包括张翊国的父母给儿媳的改口费。“等你们办完婚礼，我把没用完的钱给你，这已经是莫大的恩情了。”岳父说。

张翊国的父亲感到震惊，“我活了四十多年第一次见到连女儿的改口费都要拿的。”

这都是当地习俗。一门婚事，女方父母可以不用出钱，也不需要给陪嫁。但恪守习俗的岳父并没有完全遵守习俗，订婚那天他没有给张翊国改口费——这也是当地婚俗的一部分。

“你岳父为什么不给你包红包？”舅舅和叔叔问张翊国。他自己也不知道。

读大学时，张翊国认为一些网络信息和传言以彩礼问题把江西妖魔化。他曾捍卫自己的家乡，认为江西的彩礼问题无伤大雅。

如今深陷其中，他开始痛恨岳父母的守旧和精明，甚至认为江西的彩礼已经异化为一场与婚姻本身毫无关联的买卖。

“就像九江银行想出彩礼贷这个馊主意，说明当地的彩礼市场多畸形。”他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语气诚恳。

他联想到姐姐的婚事。父母不但没收彩礼，还赞助姐姐姐夫三十多万元。姐夫感动不已，和张翊国的父亲相处融洽。

张翊国的母亲也疼爱女婿，不仅记住了女婿爱吃的菜，还称呼女婿为“儿子”。但张翊国知道，这是家乡的个案。

有时候，张翊国会羡慕姐夫。他和岳父母的关系也许已经没有可能像姐夫和自己的父母一样。他和岳父的微信对话框里，只有逢年过节他的转账记录和岳父的收款记录。他尝试过和岳父亲近，问他吃了没有、身体怎样，岳父的回答都很简短。

他唯一能做的，是尽快忘掉这段经历，不以此为借口和爱人吵架。

2020年5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将着手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进行整治。

事实上，早在2017年5月，江西省民政厅就下发了《关于推动婚丧习俗改革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江西全省100%的村规民约中，要包含婚丧习俗改革的内容。

“可问题在于婚姻法和民法典都没有规定结婚不能收彩礼，至于收多少，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民不举官不究。”宗月英团队的一位法律工作者说。

宗月英的理想是解决矛盾背后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化解矛盾。但彩礼背后的矛盾究竟是什么？

“女性越来越稀缺，尤其是在农村。所以农村男性除了出天价彩礼，没有任何选择。”宗月英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已经超出她能调解的范畴，只能寄希望于女方父母观念开明。

彩礼引发的矛盾随处可见。

2021年3月29日晚上，南昌市红谷滩区凤凰大道上的一辆网约车里，后排年轻的拼车乘客不停催促司机提高车速。

他在发送微信语音，“我快到了。你知道以后见一面多难吗？”“能不能再和我吃一顿饭？”对方无应答。

“结婚为什么要这么多钱？我才工作几年啊？我能拿出来吗？”“你不是说你会和你爸妈争取吗？”还是无应答。他降下车窗，夜风灌满后座。

下雨了。他给对方打电话，语音提示对方正在通话中。他又发了一条微信语音，“让我再见你一面。”依然无应答。

车子在凤凰大道和翠苑路交叉口停下，前排拼车乘客下车。网约车驶入雨夜，往南昌西站的方向一路驶去。

（文中刘国英和张翊国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