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赵蕴娴

编辑 | 黄月

如果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对一手经验的盲目崇拜，那么没有什么比生孩子这件事更能体现其狂热的了。不生小孩就体会不到为人父母的心境，体悟不到自然生生不息的奥妙，以致于人被按照“生否”的标准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了的，一类是没生的，因为经验不同所以没法沟通，这一点对女性而言尤甚。因为在对母亲的极力赞颂中，成为母亲是无可比拟的神圣，没有生育的女性永远被隔绝于母亲的阵营之外，仿佛她们不从母亲而来，没有过和母亲相关的经验。

母亲角色的崇高化不仅带来了母职惩罚，还将女性分裂成两个阵营。过去，未生育的要向成为母亲靠拢，成为母亲的要对未生育的加以劝服教导。女性主义的出现在这种稳定的流动关系中掺入杂音，一些女性开始拒绝流动，一些则向外溢出，探索新的可能，然而，女性主义又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加剧两个阵营冲突乃至敌对的“恶魔”，以致于到今天，许多人一边感慨着网络上“恐婚恐育”的女性正在颠覆时代，实际又对她们的发言不屑一顾，认为螳臂终难挡车。

女性、母亲、女性主义，这三个词注定要水火不容吗？在呼吁女性觉醒和鼓励生育的两种声音之下，成为母亲或终身不育的选择，是否都从某个维度上“背叛”了女性身份？选择成为或不成为母亲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在意识到自己或许会成为母亲之前，女性如何认识她的母亲？日前，反性骚扰运动当事人弦子、媒体人张畅及企鹅兰登资深策划编辑白姗就小说《我不该成为母亲》进行了一场对谈。不过，她们的谈话脱离了小说世界，更多围绕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展开。白姗已经成为一名母亲，张畅已婚未育，弦子单身，三位身份不同的女性在母职话题上产生了很多观点的碰撞。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察觉女性间交流时规避冲突的策略，以及生育叙事对女性无时无刻不进行着的阵营划分。

没有成为母亲，就没有谈论母职的资格吗？

 “我特好奇在场的有当妈的吗？今天到场的有没有真正的母亲？还是只有恐婚恐育的那一代？”白姗拿到话筒后向听众如此提问。毕竟，这次活动的主题听起来似乎只会吸引关注母职惩罚、性别平等、家务劳动等议题的年轻女性，而张畅与弦子的开场发言也围绕这些话题展开。张畅提到，有一次洗脸后抬起头来，发现镜中的面孔从神态到纹路都与自己的母亲非常相似，那一瞬间觉得“特别恐怖”，“因为发现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是自己。”弦子则聊到了当下社会对母职的期待和回报极其不对等，无论生育的意义对人类有多大，它对选择成为母亲的女性来说就是时间和精力上的惩罚。

但白姗认为，成为母亲并没有给她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张畅和弦子的发言在她听来“怪吓人的”，自己没有这些想法。她坦言，自己在成为母亲前没有接触过女性主义，也没有思考过生育这件事，只觉得“很酷”、“没有做过”，有了儿子后虽然累，但却幸福快乐。在她看来，成为母亲是一个个人选择，“子宫是你的，你愿意干嘛就干嘛”，只要承担起后果就好，所谓“伟大母亲”的压力来自于他人的目光，只要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懂得让自己快乐，那么外部的压力“都不是事儿”。

没有生育经验的女性在谈论生育，常常被当作后生年幼的妄语，尤其是知识女性，当她们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问题时，女性主义、洗脑、恐婚恐育三个词就产生了莫名的联系；已生育女性此时会觉得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被理解，甚至受到蔑视。活动间，三位女性嘉宾也不可避免地被按照“是否生育”为标准分成了两个阵营。不关心女性主义的人不太会来参加活动，来了的女性主义者多半未生育。在这样的奇怪的悖论之下，两个阵营间的女性似乎无法达成对话，因此白姗看到现场有零星几位已育听众举起手时说，“谢谢你们，我不孤单，一会儿聊。”

人一定要生了孩子才能谈论母职吗？生育经验真的会在女性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女性主义是否分裂了女性阵营？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母亲的孩子，母亲不是完全地外在于我们，不论是愉快的还是不愉快的，人的一生注定要和母亲发生联系。

弦子认为，从女性主义中习得性别视角，其实帮助了她去理解自己的母亲，也理解世界上千奇百怪的母女关系。她回忆说，青春期时，自己的母亲一直对她抱有很强的敌意，而她则觉得母亲在待人接物方面不如父亲成熟，母女关系一度紧张。后来她才慢慢理解到，在自己出生的十年前，母亲因为没有生育，一直遭受着婆家的歧视，在国企单位也没什么机会向上走，整整打了十年毛衣。当弦子带着女性主义的视角去看母亲的经历时，她才理解到母亲的焦虑和恨意，母女双方在交流中释怀和解。弦子指出，我们的社会一直有完美母亲的期待——母亲应该无私地爱孩子，她怎么能对自己的小孩有一点厌恶呢？这样的期待一方面给母亲很大的压力，孩子也被迫扮演完美小孩，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折磨。“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完美，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经营一个在外人看来是完美无缺的母女关系……我觉得当你和你的母亲都能够接受自己的命运，不用社会规训去要求彼此的时候，可能就是很完美的，尽管它没有那么亲密，没有那么母慈子孝，但大家能够释怀很多东西。”弦子说道。

社会不但要求母女之间没有矛盾，实际上，在它的期待之中，女性应该和所有人都没有矛盾，她们天生就应该和气。弦子调侃道，许多人不能接受女权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就是出于这种拒绝不完美的心理。在活动现场，细心的听众或许可以捕捉到女性对冲突的回避——尽管三位嘉宾不见得赞成对方的意见，甚至有相左的观念，但她们巧妙地、以更柔和婉转的方式回应彼此。这恐怕是男性间不常见的。

女性主义者要如何在生活中实践其性别政治？

聊到如何分担家务和育儿责任，总是绕不开理论与实践的难题：如果你是一名坚定的女性主义者，那么在家庭生活中要怎样才算做到真正的性别平等呢？白姗一直困惑于这个问题，她认为，落实到具体情境，还是应当考虑每个家庭的状况，因为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在双方工作强度不同的情况下，必然就要有人更多地承担育儿任务。她说，自己的丈夫是一名医生，每天工作回家已经十分疲惫，有时候甚至回不来，那么相应地自己就得多带孩子，家庭生活还是应该“互相体谅，换位思考”。

弦子则认为，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普通人在生活中完全践行其性别政治，实现绝对的平等，但性别意识至少能鼓励我们拒绝“无底线的退让”。例如米歇尔·奥巴马在其自传中写道，因为奥巴马对政治事业的追求，他们的婚姻曾一度陷入危机，心理咨询师建议她要有自己的生活节奏，不能每天都让孩子和自己陷入“等奥巴马”的状态。听了这个建议之后，米歇尔逐渐把注意力放回到自己和孩子身上，奥巴马曾要求她在自己空闲时再给女儿办生日会，但米歇尔拒绝了，因为她的和孩子有自己的生活，他们的底线是不去迁就奥巴马，不用自己的生活去服务于奥巴马的事业。白姗对此表示很赞同，这是男性应该换位思考的地方。

实际上，弦子和张畅一直从社会框架的角度来批判社会育儿缺失、生育兜底机制欠缺等问题。但遗憾的是，当话题转入个体应该在生活中如何践行性别政治时，现场的讨论又从公共领域退缩到私人亲密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小范围内，女性主义的平权主张在各式各样的具体情境下显得不近人情，最后难免落入要求个体间异位而思、相互妥协的俗套，而家庭所面临的困境（父母工作压力大、缺少育儿时间、育儿成本高等等）恰恰又是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我们不应当把性别政治的践行局限在私领域，忘却问题的根本所在，否则有关女性主义的讨论只能在个体关系间来回打转，甚至在某些人眼里变成一种琐碎的计较。

活动最后，一位男性听众发言称，自己很受感染，“从男性的角度，我觉得找媳妇就得找您（白姗）这样的，善于沟通，明白自己在什么角度，会换位思考。”扎着莫西干头的白姗在现场响亮的掌声中回以一笑，那个笑容无措、大方，又有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