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不再有你，这座城市永远有你。”
文|凹凸镜DOC 潘俊文
编辑|K
3月9日，纪录片导演何苦在微博发文称，《最后的棒棒》老黄（全名黄泽庆）在家人的陪伴下，与世长辞，享年72岁，“这座城市不再有你，这座城市永远有你。”
2014年1月，何苦揣着1300元走进重庆自力巷，拜老黄为师傅，一边做棒棒，一边拍纪录片。经过一年多的拍摄，2016年这部13集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上线，老黄、老杭、河南等人的故事感动很多网友，至今豆瓣评分9.6分。
据悉，3月9日下午，何苦从重庆起身赶往永川，去送老黄最后一程。一同前往的，还有《最后的棒棒》中老黄的房东。
此前，凹凸镜DOC曾给大家推荐过这部影片，今天再次刊载这篇旧文。
自力巷53号作
何苦和老黄起床到附近公厕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里，他们所租住的自力巷53号变为了废墟。
自力巷53号距离重庆最繁华的商圈解放碑不到300米，是被誉为“市容毒瘤”的十八梯众多危房里的一栋。
半年之前，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正团职转业军官何苦，带着一名摄像师和1300块钱住进了自力巷53号。他准备和这里的棒棒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边体验生活，一边将每天发生的故事拍成纪录片。
出租房被强拆之前，他们也收到了“立刻搬离”通知，可是以往经验让他们觉得“能住一天是一天。”因为从1996年十八梯改造工程启动以来他们收到过无数次这样的通知。
这次拆迁来的太突然，老黄看见拉起警戒线，立即冲进房子准备拿行李，可是还没拿到行李就被工作人员以“趁火打劫”为由架了出来。
何苦和棒棒们一样，所有积蓄和物品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只有摄影师在房子倒塌之前的一刻，抱着摄像机冲了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老黄白天在废墟前守候，生怕有人钻进废墟拿走他的积蓄，晚上和何苦一起睡在街边的长椅上。
流浪街头到第六天，何苦正为找到一个安静又通风的过道而幸福时，老黄却因为长期的高血压突发重病。何苦背着他要去医院，老黄却无论如何也不去。
仲夏雨夜，老黄在重庆街头痛苦流涕，关于这几天的遭遇，关于这一生的委屈。他说：“好人原来没有好报”。
每一个重庆棒棒都有一个必须成为棒棒的故事。
何苦的师傅老黄，一辈子辛勤劳动为儿女，自己省吃俭用积极乐观。他出生在地主家庭，因为成分问题一直遭人排挤打压，找不到工作，娶不到媳妇。
后来，他入赘一个养不起小孩的寡妇家庭，得到一个女儿。因为要养家糊口，多年在外打工，等他三年后回家才知道寡妇有了新的男人。
他想死却发现连死的资格都没有，手中的女儿成了他后来人生的全部重点。将女儿送到每个亲戚家里寄养一段时间，自己去重庆当棒棒，一干就是20多年。
在这20多年中，老黄本分老实，生活在狭小拥挤的阁楼间，干活也固定在一个场所。有次老黄在拥挤的人流中和雇主走散了，他扛着数千元的化妆品在三峡广场等了5个小时，直到等来雇主。
当雇主要以100元作为报酬时，老黄却只收了30元。“说好的工钱是20块钱，但是找了他一天，耽误了我去做别的活，所以我多收10块。”
出门在外，老家很多事情不能操心，补偿款、自来水、房产证都办的不妥当。长期寄养在亲戚家里的女儿，教育也出了问题。
老黄说，一个房屋产权证断断续续办了20十年，每次总是找着这个领导另一个又不在。19岁女儿未婚先孕，不得不买房结婚，老黄没见过女婿就当了外公。
老黄最近还有两个艰巨的任务，一是准备花三个月时间回老家把房产证手续办了。二是帮女儿还完房贷就回家帮女儿带孩子。
老杭是老黄最好的朋友，他俩一起在五一路涂料厂门口揽了十年活。本来因为生病已经不打算做棒棒了，由于久病未愈，花光了所以积蓄，又不得不带病重操旧业。
老杭的婚姻和老黄一样也被另一个男人插足。老杭想过用很多种方法杀死抢走妻子的那个男人。也为此准备了三样东西：砍刀、三棱刀、弹簧刀。
很多年前，老杭就开始策划这场未遂的杀人事件。他先求助一个地痞，地痞承诺只要给他一万块钱，就会让那个男人从地球上消失。当时拿不出钱的老杭远走重庆，当棒棒，攒钱复仇。
攒到第一个万元后，老杭回乡，决定带着一万块钱去找那个地痞。当天晚上，一个小偷关顾了老杭家里，偷走了那一万块钱。老杭无奈，只得返回重庆，再做棒棒。
攒到第二个万元后，老杭拿着一万块钱去找那个地痞，却得知地痞被捕入狱，复仇计划再一次落空。
老杭决定自己动手杀掉夺妻的仇人。为此，老杭买了第一把刀，砍刀。他说，想用这把刀砍死那个男人。
后来，老杭买了第二把刀，三棱刀。他说，想用这把刀在那个男人屁股上捅一个不好缝合也医不好的伤。
再后来，老杭买了第三把刀，弹簧刀。他说，只想用这把刀阉了那个男人。但当他把弹簧刀拿在手上的时候，却发现手在发抖，最终还是放弃了。
老杭注定做不了坏事，像策划杀人一样，他策划如何花掉收到的一百元假币，也策划了半年。
终于找到实施的机会，但当他把一百元假币掉包退回给女顾客时，一切策划好的逻辑语言突然停滞了，他拿着假币进退两难，噙着泪接受对方质疑和盘问。
最后，看出端倪的女顾客将一百元撕成粉碎，说就算做了一次社会福利。假币花了，老杭却高兴不起来。
最近，老杭乘着回村，请来师傅为自己打造打造棺木。他说，房子再舒服也只是几十年，棺材才是永久的陪伴。
44岁的河南是他们这群棒棒中最年轻的，也是最不误正业的。他梦想着有一天能“诈金花”一夜暴富。
何苦刚住进出租房，河南就三番五次借钱作赌资，可是每次都输的血本无归，不得不每天吃馒头和面条。出租房的房租他也一拖再拖，直到最后被拆迁一共欠了9个月。
没有人知道河南的真实名字，他来自河南，于是“河南”就成为了他的名字。河南的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改嫁，后来又给继父生了两个孩子，17岁那年，河南离家走，在外漂泊，随后加入棒棒军。
2001年，两个未成年小混混用匕首挑断了他左踝脚筋，落下残疾。至今河南，不仅没有初恋，而且连身份证都没有。
河南是他们中，唯一有些文化的，没钱吃饭，却订阅报纸，国际新闻，社会新闻每天都看。没有饭吃的时候，他说看报心里会好受一些。
后来，河南动起了歪脑筋，打算靠赌博赚钱，每天在巷口斗地主、诈金花。最近，有一件事让他耿耿于怀。
人生中第一次拿到三个A，正好也遇到别人拿到三个9，正准备和别人血战的时候，对方却因为没有钱而退出牌桌。
认清赌博并不能带来温饱后，他先到一家机械厂打杂，后来因为没有身份证而被解雇。
最后，他回到了最初因为多吃两个鸡蛋而被老板大骂的路边摊打杂。这次老板不再抠门，每次给他盛一大碗饭，他毫不客气，狼吞虎咽、风卷残云，老板笑着说“他这吃相能招揽客人”。
老甘几次厄运缠身之后，请十八梯的“神算子”为自己算了一卦。算命的说老甘将从60岁开始转运，对此他深信不疑。
他已经为60岁后的发展，准备了两摞厚厚的零钱，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边翻边对着镜头说，“以后做生意好补钱”，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
年轻的时候，老甘经受着命运一次又次的玩笑。他总结为，一个女人和两个小偷，改变了他的一生。
25岁那年，老甘交往了整整五年的未婚妻突然悔亲，老甘痛定思痛后，决心发奋图强到重庆干一番事业，将来娶大队长的女儿让未婚妻后悔。
进城的第一个五年，他攒了10000块，准备开一个小面馆，在从银行取钱回来的路上被人摸了包。第二个五年，他攒下了25000块，在准备盘下一个日杂店的关键时刻，小偷破门而入又把钱偷光了。
近几年，老甘为了追求稳定已经从棒棒转行为给大排档做服务员。洗菜、洗碗、打扫卫生，每天40块钱。为了让老板加5块钱或者减掉洗碗项目，他以辞职要挟也没得逞。
他休息时就躺在床上看刘三姐，白娘子和西游记。生活邋遢，散漫却充满智慧，炖猪肉煮没办法用电饭煲，他就用烧水棒。衣服行李被埋在废墟下，他就全面戴一个围裙，后面裹一块油纸御寒。
老甘期待已久的60岁终于来了，他本打算回村大办一场宴席，但因为没攒够钱就作罢了。回家的第二天他去了镇上的养老院，询问老人们住在养老院感觉怎样，多少岁可以住进来。
老甘说，如果60岁后还不能转运，他将到这里来。
冬季天气太冷，老甘好朋友老金的事业受到了冲击。
他搬到自力巷53号和老甘搭伙过日子，两人以每天的收获，决定在屋子里的地位，摩擦一直不断。
由于老甘处于待业期，很快两人的生活费就用完了。老金在美食城发现维持生活的方式，徘徊在吃串串顾客的周围，等顾客付账后及时收集未吃完的食物。
依托着这一渠道，老金的地位直线上升，每天带回来的不仅有菜还有肉。他说，“每天这样吃都会吃胖”。
因为美食城顾客丢了手机，管理人员下达了严防流浪人员进入的禁令。老金被当成小偷，再也进不去了。
春天过后，老金的事业开始有了起色。喝水、喝饮料的人多了，老金有时一天能捡两三百个瓶子。
随着重庆城温度的上升，捡瓶子行业竞争也会变大。为了饮料瓶子，老金经常守在喝饮料的人身边。用眼神哀求着对方，期待瓶子被递到手中的那一刻。
夏天老金买了旧手机，办了每月28元的电话套餐。前半个月他怕分钟数超出，舍不得打电话，后半个月又怕打不完吃亏。不停的给出租房的每个人打电话，打完一次查询一次10086。
后来，老金的手机丢了。老甘说，“不丢，10086都被打烦了”。
在出租房被被拆之前，老甘和老金请来何苦作中间人，平分了他们仅剩的一罐子大米。就此两人结束了AA制生活，老甘准备搬到老板那里，住十元一晚的宾馆。老金继续回到地下通道。
这些故事只是何苦经历和记录的一部分。一年的时间，他不仅成为了真正的“棒棒”，还积累了500多小时的素材。随后他和摄像师将素材整理成了一部350分钟的纪录片，名字叫《最后的棒棒》。
这些年，重庆的街头，棒棒越来越少了。与老一辈人实现温饱填补家用相比，新时代的农民工更渴望上升的通道，就算同样是体力活儿，当快递员也比当棒棒好太多。
所以，上个世纪90年代，重庆有20万人做棒棒，多是青壮年，而现在，重庆的棒棒只有3000多人，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
何苦说原本他打算先体验一年，然后在开始拍摄。可是后来他发现棒棒们老的太快，很多人都挑不动了。于是他只能拉同事入伙，一边体验一边拍摄。
除了拍摄出来的这部纪录片，他还撰写了一部17万字的同名“自传体”纪实文学《最后的棒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