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字不因男女平等的观念而起，却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中激发出活力，而今又陷入性别歧视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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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指代的人群中有男有女，或不强调其性别，则使用‘他们’为第三人称代词。”
每个初学汉字的小孩都要牢记这个法则，因为这是约定俗成的习惯。
“她”代表女，“他”代表男，加个“们”字就是一群女人和一群男人，到此为止都很好理解，直到一个小男孩混进了女孩的行列——“她们”被“他们”取代，她们不再是“她们”，因为一个异性的存在，这群女孩被遮掩在那个异性所占有的符号之下。是凡有点好奇心的孩子都忍不住问，为什么？
在那个初学汉字的阶段，追问只会得到一个生锈的回答：这是约定俗成的习惯。
如果好奇心还没有为铁律和背诵所驯服，曾经发问的小孩会慢慢了解到，“他”与“她”的关系并非从来如此。在20世纪以前的白话文中，“他”无所谓男女，及至“五四”运动，新文化界的领袖才提出了诸多从文字上区别男女的方案——有提倡用“她”的，也有提倡用“伊”的，还有人发明了一个奇奇怪怪的“他女”……
“她”字的创生并不完美：这是一个长期被弃用的字形，它的本义与母亲有关，发掘它的人只是出于翻译西方语言的考量，并不如后人所想是为女性独立之人格而开天辟地，支持它的人从来没有过性别视角的考量，倒是那些坚决抵制它的人痛斥它有违男女平等的新风尚，一些新式女性也怀疑它又歧视之嫌。但在重重争议下，“她”字依旧无可争辩地成为女性解放的文字先锋，“她”化身鲁迅小说里备受苦楚的祥林嫂、讽刺漫画中嘲弄三从四德的旁白，而那些美好却受了侮辱、可爱却遭到破坏的事物，“她”也可以去接纳，去言说承载。
“她”字的使用绝非“约定俗成”之故，中西文化的碰撞、民国年间的妇女解放、左翼文化以及大众汉语的使用情况都在影响其沉浮。“三八”妇女节之际，我们希望通过回望“她”字的历史来思考当下的一些问题：中国女性意识的崛起有对西方和男性的双重依赖，女性主义在生长壮大后，要如何与其进行源头清算？语言文字上的分化，一方面能够凸显不同性别的特殊经验，另一方面或也可通过强烈的等级暗示固化不平等的性别秩序，“他”“她”之分应当如何改进？百年过后，我们是否如上世纪20年代的人一样，亟需新的表达方式来释放隐匿的现实、未被正视的能量？
想起“五四”时期提倡女性解放，“她”字的发明便常被看作新文化界主张男女平等的结果，毕竟周作人、叶圣陶等“她”字的支持者都曾作文论述女子之独立人格，“五四”先锋再从汉字上去凸显女性也就不奇怪了。但事情并非如此想当然，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黄兴涛梳理了大量民国时期与“她”字相关的史料后发现，刘半农等人提出使用“她”字，并非出于女性解放的考虑，而是为了解决翻译问题。
近代汉语中的第三人称单数代词本无男女之别，只用一个“他”字统括。晚清以来，如何在汉语翻译中精确传达“he、she、it”的区别，成了一些传教士及翻译和出版界人士的苦恼。19世纪末，一位叫郭赞生的读书人翻译了英国儿童启蒙读物《文法初阶》，他用汉字“他、伊、彼”来分别对应“he、she、it”，这比刘半农发明“她”字早了近四十年。
不过四十年之后，刘半农、周作人讨论“她”字的原因还是和郭赞生一样，对汉语第三人称代词没有性别的区分“狠觉不便”。1918年8月1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改革》时自添了两段说明文字，里面讲到刘半农 “想造一个‘她’字，和‘他’字并用”，算是刘半农造字最早的公开。而周作人当时认为，现存的印刷字体里面没有“她”字，新铸字模会添许多麻烦，倒不如在现有的“他”字下面注一个“女”字来表示，更为方便。
可见，不论对刘半农还是周作人来说，造新字是为翻译之便，采用何种字形更多顾及印刷技术问题，不涉及当时的性别讨论，在后来的各种论战中，“她”字的支持者也是从纯语言学、文字学的角度去为之辩护，即便遭受“不利于男女平等”的指责，他们依然着眼于语言学的问题，而非性别的问题。但这些新造字进入使用领域后，内在于其中的性别因素似乎立马得到了释放，与当时文学及思想界所倡导的女性解放形成了天然的联系。
叶圣陶曾在议论女性地位、批判性别压迫的文章中热心地实践周作人发明的 “他女”字。例如说在《女子人格问题》一文中，叶圣陶对女子是否有独立人格的问题给出了直接肯定的回答，认为女性离不开家庭是受了性别分工的束缚以及大男子主义的种种“熏陶”，文章中凡有指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处，叶圣陶均采用“他女”，而不用当时更为普遍的、男女混用的“他”。今天我们习惯了在各种地方见到“她”，不觉新奇，但在当时来说，叶圣陶无疑通过新奇的字形唤起了人们对女性群体遭遇的关注，也即是长期以来女性在扮演女儿、妻子、母亲时共同面临的烦恼与困扰，一个女性在婚姻与家庭中的不幸不再是她个人的晦气与福薄，而是所有女性都身负的诅咒。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康白情在《晨报》上呼吁开女禁时，也运用一个“她”字来反映女性所受的教育区隔。他在文章里回忆了一段自己参加学生联合会的经历，当时会场的讨论冗长而不能切中要点，是一名叫费兴智的女性站起来，用犀利简明的发言终止了这场尴尬，康白情忆及此处，用一个“她”字凸显了女性在公共事务上的智慧和力量，倘若没有“她”字，这名女性的功劳恐怕又要被想当然地算在男性头上。
自从刘半农和周作人公开讨论第三人称单数代词的翻译问题后，“她”“他女”和“伊”等字渐为新文化界人士所采纳，鲁迅、田汉、俞平伯、茅盾等人都在文学创作中自觉地使用这些代词来区分男女。黄兴涛认为，若没有“她”字的反复出现，祥林嫂的形象或许也会失色几分。文学之外，麟心等人创作的讽刺漫画也使用“她”字来强调三从四德对女性的迫害。总之，“她”字不因男女平等的观念而起，却在上世纪2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中激发出了活力。
“她”字在今天作为正规汉字广泛使用，但这一汉字的接受事实上颇为波折，仅在上世纪20年代，文化界就发生过几场论战。这些论战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蔡元培等人主张没有必要在汉语中区分男女第三人称代词性别，认为西方语言中阴性、阳性的变化过于复杂，与汉语的特点不相适应；还有一类则围绕“她”与“伊”哪个更好展开。
1920年4月3日，一位署名“寒冰”的作者在《新人》月刊上首度向刘半农与“她”字发难，列举“她”字的种种不合理之处，例如字形古已有之，另表他意，大众既已习惯“他”字，再启用生僻字纯属“庸人自扰”云云。而后孙祖基、邹政坚等人纷纷撰文回应，刘半农本人也参与论战。往返几个回合后，寒冰发现自己之前提的那些理由都立不住脚，转而调整立场，拥护“伊”来打倒“她”。20年代初期，“伊”的使用的确更为广泛，给寒冰添了不少底气，但支持“她”者却有另一个更强力的理由。《申报》“常识”增刊上的一篇文章是这样说的：“……况男女皆人也，既提倡男女平等，同用他字，有何不可？”
在实践的语境中，带有女性解放色彩的“她”字被“男女平等”所击倒，是周作人、叶圣陶等人造字用字时恐怕未能预见的情况。将“人”字旁的“他”留给男性，女性用“女”字旁，是否有暗指女人非人的意思？当时还用“牠”来指代事物，在“他、她、牠”的序列之下，女性岂不是夹在人与物之间？一面提倡打破传统的男女界限，一面在汉字中强调男女有别，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据传，鲁迅在1924年4月以前用“伊”字而非“她”字，就是受女界的影响，认为“伊”比“她”更能体现女性之独立人格。
要厘清其中一些问题其实很简单。打破男女界限，说的是打破传统性别分工带来的限制与束缚，而强调男女之别，是为了挖掘男性与女性不同的主体经验，以更好地理解各种性别问题，促进性别平等。许多接受过女权主义教育的人都能很快地辨识出这是个伪命题，但不可回避的是，面对这一系列反问，在理智找到突破口让我们重新镇静下来之前，情绪上的恐慌难以避免。“她”字到今天也偶尔仍会遭遇这样的尴尬，或许与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对“女”字旁的批判有关。
早在1907年，女性革命运动家何震便于《女子复权论》一文中逐个批判了“妇”“妃”“奴”等字，认为观字形及其解说，这些字总是以女子为“最贱”。何震写道：“受系累者，女子也；充贡献者，女子也，勤力役而操工作者，亦女子也。男子以女子为生财之具，故得女子愈多者，其家愈富。”借助汉字字形来批判男尊女卑之文化传统，可以说是20世纪初期中国女权论战的一项重要策略。“她”字引发争议时，便有女教师与学生认为“历来加‘女’字旁的都不是好的字”，故而“她”字用不得。1934年，“她”字流行，“伊”字式微时，《妇女共鸣》杂志还特意发启事声明坚决抵制“侮辱女子非人”的“她”字。
“她”“伊”之辨，在许多人看来恐怕是无聊的文字游戏，《妇女共鸣》启事发出后便被讥为忽略真正社会问题的“有闲的玩弄”，“舍本逐末”。时至今日，网络上的女权主义也依旧被嘲讽为“键盘侠”的一种，与实干对立。文字使用究竟是“有闲的玩弄”，还是有其政治意义，当年一位署名“吉竹蔓”的作者已经用“满洲国”和“伪满洲国”的区别做出回答。何况，当女性面对的社会现实依旧严峻，性别平权议程进步十分微茫之时，舆论更不应该放弃批判。去年，谭维维的新歌《小娟》列举了18个含贬义的女部字，与女性惨遭亲密人士杀害的社会新闻形成可怕的呼应——正是在看似传统中立、实却不知反思的厌女文化下，女性才会遭到如此围猎。
20世纪初期，不论是维护妇德与妾制的辜鸿铭等旧派，还是主张推倒“吃人”传统的新派，都曾在女部字上做文章。以专业的眼光来看，双方对汉字字形的阐释大多缺乏文字学与史学的严谨考证，要么是古板的牵强附会，要么太过粗疏，直接跳入大结论，故而女部字至今没有得到很好地清算。“女”字旁带有的强烈情绪既让我们警惕父权制的乔装打扮，但同时也让“她”字陷入两难的境地，至今争议纷纷。
1923年左右，文化界名人纷纷向“她”字倒戈，连抵制态度最为坚决的周瘦鹃也不得不向“她”妥协。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推出的《国音常用字汇》及其他一些常用字典都正式收录了“她”字，30年代各类报刊杂志上使用“她”已经相当普遍。曾经处于劣势的“她”字是如何得以流行的呢？
黄兴涛在《“她”字的文化史》中提出，“她”字被最终采纳，是因为它符合汉语“简洁、字形表义、多字同音”的特点。“她”字发明之初，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以为，“她”与“他”同音，只有字形上的区别，而无语音上的分别是一大弊病，故赵元任等人为“她”定的标准音念yī。黄兴涛曾于本世纪初采访过8位年过八旬的历史学家，在其中7人的回忆里，民国时期大家还是将“她”读作tā，保持了汉语口语中第三人称代词不分性别的习惯。当年所以为的“她”字的缺点，倒成为“她”字得以推广的理由。
除了现代汉语文言一致的特性，黄兴涛还认为，“她”字地位的确定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有关。与带有文言文色彩的“伊”字相比，“她”字是彻底的大白话，与当时左翼所追求的“大众语”不谋而合。
在20年代初期的文学实践中，“她”字的内涵拓展至花草、自由、科学等在人们心中充满美好并值得追求的事物，这是“伊”与“他”所不及的，诗人用“她”代指祖国的情况尤其值得玩味。俞平伯赴英国留学之际，曾在诗歌《别她》中写道：“厌她的，如今恋她了；怨她的，想她了；恨她的，爱她了……我的她，我们的她；碎了——怎不补她；病了——怎不救她。”养育生命的故土与哺喂儿女的母亲，落难破落的国家与遭人强暴的女性，透过“她”字达成了奇妙的联结。于新诗而言，这类用“她”做第三人称代词的诗歌通常比用“他”字的更具诠释空间，既可以解释为情人之歌，也可以理解为去国忧国之情。刘半农那首著名的《叫我如何不想她》便以一个“她”字，将多种情绪叠加杂糅在隽永的诗句中，广为传唱。
汉语演变的内在规律、社会文化运动的潮流、现代性的发展以及文学意涵的丰富，造就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她”。“她”字的命运与20世纪上半叶的女性经历相似，她们乘着中西碰撞的时代浪潮走出家门，被外界所看见，又被多方社会力量裹挟着来回翻涌，在激辩中寻找自己的声音与出路。
“她”字仍处于争议之中。
朱自清曾参加过一个有关“她”字的研讨会，会上的男女就“她”字是否存在性别歧视争执不下，忽而有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我看‘他’字譬如我们普通人坐三等车，‘她’字加了‘女’字旁，是请她们坐二等车，有什么不好呢？”这个打趣惹得满堂哄笑，此前的争执也就不了了之。朱自清在回忆中幽默地写道：“但这个‘二三等之别’究竟也有例外，我离开南京那一晚，明明在三等车上看见三个‘她’！我想：‘她’‘她’‘她’何以不坐二等车呢？难道客气不成？”
在黄兴涛看来，二等车与三等车之喻揭示了男权社会以“特权”之名对女性进行的“哄骗”。在此提出这一点，不是要苛责“五四”先贤的男女平等观念不够彻底，而是想指出“她”字的创造及前人的努力并非一劳永逸之功。
回望历史，“她”字的创造与实践对女性解放的作用要远大于抑制，但在今天的语境下，女字旁和人字旁的困境又重新浮现，网络上出现了“‘他’是老字号，‘她’是分店”的质疑。美国方言协会于2015年选出中性的“they”作为年度词汇，以示“he”不应该成为代表人类的默认选项。“他”在近代以来的汉语实践中已然成为男性的暗示，相信许多人在小时候念字的时候都想过，为什么男女混合或指涉不明的第三人称复数代词要用“他们”而非“她们”？男性是否依旧是社会所默认的“人”之基本模型？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汉语依旧需要向前走，就像20世纪初应社会之变创造出“她”字一样，找到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表达。
参考资料：
《“她”字的文化史》黄兴涛 著
《“她”字应该废弃吗？》李静云
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1421383
《“他”是老字号，“她”是分店？文字的性别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