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成功地摆脱了绝对贫困的经济境况，化解相对贫困的问题将是未来我们面临的考验。
编者按：1930年底，凯恩斯在正式发表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一文中预测百年后他的后代子孙将消除贫困，如今百年限期已近，显然这个乐观的预测并不能实现。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且贫富具有相对的属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后发达国家有弯道超车的机遇，但更存在与发达国家加深科技鸿沟的可能；科技鸿沟会导致甚至本身就意味着相对贫困。中国已经成功地摆脱了绝对贫困的经济境况，化解相对贫困的问题将是未来我们面临的考验。
文 | 汪毅霖（《读书》2021年3期新刊）
一九三〇年底，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正式发表了其于一九二八年完成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文，在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多数人陷入失业和贫困之际，对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做出了乐观的预测。凯恩斯坚信，随着科技革新和资本积累，他的子孙后代将在一百年后彻底摆脱贫困，遗留的社会问题将是后贫困时代的富裕的烦扰。今时今日，我们距离凯恩斯预测的百年之期已为时不远，凯恩斯所关注的后代正是当代的我们。那么，人类是否如凯恩斯所预测的那样，已彻底告别贫困了呢？如果答案为否，那么令凯恩斯失算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凯恩斯相信，经济发展能够带来闲暇和丰裕，关于如何满足绝对需要的经济问题在未来并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但是，考察人类进入农耕文明以来的漫长历史，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一直相当缓慢且多有起伏。所以，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中的模型仍是我们理解十九世纪之前漫长的人类历史的合理起点。在马尔萨斯看来，贫困是“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其所带来的苦难和罪恶维护了“人口的增值力”和“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之间的平衡。既然贫困在马尔萨斯那里已经上升为自然法则，也就难怪时人会将经济学称为忧郁的科学。
所幸，马尔萨斯显然低估了十九、二十世纪的科技进步和资本积累给人类带来飞跃式经济发展的可能。至少就发达国家而言，马尔萨斯式的绝对贫困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于是，当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在二战后以技术专家身份面对新独立的亚非国家时，都认同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发展。然而，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贫困，这一尝试至今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虽然有部分后发国家（如中国）通过经济发展告别了共同贫困并进而实现了全面脱贫，但还有很多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和南亚）历经几十年的时间却并未取得明显的发展成就。于是，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身加以反思。
在《贫困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一书中（此书的副标题显然含有向凯恩斯致敬之意），长期担任联合国扶贫计划顾问的杰弗里·萨克斯提出了一项根本性的批判：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和国际机构推荐给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都是错误的，“在不考虑每个国家具体情况的情形下，一股脑地开出一系列标准的‘药方’——削减赤字、贸易自由化、国有企业私营化”，反而“忽视了一些紧急的问题，包括贫困陷阱、农业、气候、疾病、交通、种族等等。这些问题是造成经济欠发达的根本原因”。按照萨克斯提出的临床经济学，先要进行一国的贫困原因的差异诊断，然后才是设计政策来消除这些原因。
萨克斯发现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的政策建议的逻辑缺陷，并用“差异诊断法”识别了非洲和南亚诸国的贫困病因，但是他开出的药方却让人难以置信——发达国家增加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以帮助后者摆脱绝对贫困的马尔萨斯陷阱。且不说这在政治上几乎不可能实现（萨克斯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容易受到受援国内部腐败的侵蚀（萨克斯不承认这一点），其在经济效果上的影响也是短暂而有限的。援助或许能够短期帮助当地人摆脱极端的绝对贫困，甚至让部分人登上发展的阶梯，却无法保证最贫困的人群沿着发展的阶梯前进，从而在长期化解中等贫困和相对贫困。
萨克斯所开出的令人讶异的药方或许与他的技术专家思维有关，即只考虑理想世界中的技术可行性而不顾真实世界中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将希望寄托于一厢情愿地假设“外国援助足够多、持续时间足够长”。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所归结出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导致贫困的关键因素，不如说是贫困的具体表现。技术专家的思维方式在当前的发展经济学界仍是主流，如二〇一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迪弗洛夫妇在贫困领域所做工作的实质（见二者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就是用更科学的方法——随机对照实验——检验了以何种方式施以援手能更有效率地让穷人攀上发展的阶梯（例如萨克斯建议在非洲使用蚊帐以预防疟疾，而随机对照实验考察了蚊帐是应该免费发放还是低价出售）。
为世界银行工作多年的威廉·伊斯特利在《白人的负担》中批评了萨克斯的技术专家思维，然后又在《威权政治》（英文名为 The Tyranny of Experts ，可直译为“专家的暴政”）一书中将这一思维方式追溯至二战后的第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并以在一九七四年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缪尔达尔和哈耶克为例，说明了强调计划的技术专家与强调自发秩序的怀疑论者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缪尔达尔等老一辈技术专家们将发展中国家视为没有任何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白板，认为不发达及其所导致的贫困只是一个技术难题，可以用统一的药方——进口替代、优先发展重工业、国有化（这与当今流行的药方何其神似，只不过方向相反）——来加以解决。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知识上的怀疑论者则将不发达和与之相伴的贫困视为政治、文化、历史、制度等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问题，故与其盲从人类的有限理性，不如诉诸市场的自发秩序，否则便是“知识的僭妄”。
哈耶克和伊斯特利这样的经济学家往往不受官僚和大众的欢迎，因为他们的角色近似于坐在摇椅上告诫你不能做什么的消极者。但是二战后，无论是如缪尔达尔一样把贫困视为一个可用简单工具来破解的简单问题，还是像萨克斯那样虽然承认贫困是一个复杂问题却希望能够沿用简单的工具来加以解决，技术专家们都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于是，仅仅知道不能做什么看似消极，却可以避免思维方式偏差所导致的方向性错误，这倒是颇为符合消极向积极转化的辩证逻辑。正如中国的经验所揭示的，改革开放后重新引入市场的自发秩序让中国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也让多数中国人摆脱了绝对贫困。
虽然有思维方式上的巨大鸿沟横亘在缪尔达尔、萨克斯等技术专家与哈耶克、伊斯特利等自发秩序的坚守者之间，但是双方在发展与贫困的关系问题上却共享着一致的假设——也是凯恩斯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中隐含持有的假设：国家层面的贫困可以依靠发展来解决，国家内部的个人层面的贫困则可以通过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来化解。然而，正如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反复强调的，虽然经济发展可以为消除贫困准备好物质基础条件，但是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更无法解决全部的贫困问题。这种超越了发展与贫困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的思考集中体现于森的“两个半”洞见。
第一个洞见是国家贫富与个人贫富并不完全等价。森在《贫困与饥荒》中批评了与萨克斯和伊斯特利类似的倾向，“在有些研究中，研究者不是从一个国家中穷人所忍受的痛苦的意义上去认识贫困的普遍存在，他们所关注的是整个国家的相对富裕程度”，然而“一个国家内部穷人的贫困与一个国家的贫困或富裕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于是，发达国家内部仍有人深陷贫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也不等同于所有人都能登上摆脱贫困的阶梯。技术专家和自发秩序坚守者相反方向的宏大叙事都只关注一国的经济发展，从而令运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来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如美国的非洲族裔、印度的低种姓者）的问题反而被边缘化。
第二个洞见是第一个洞见的延伸：既然国家的富裕并不完全等同于个人的富裕，那么为了缓解贫困，社会保障（包括就业保障）是市场体系的重要补充，可针对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发挥济贫功能。萨克斯和伊斯特利都隐含假设了充分的涓滴效应，即经济发展的外溢性会自动带领贫困者走向富裕。然而，故事胜于逻辑，中外的脱贫经验都否定了涓滴效应或至少否定了其充分性。例如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和凯恩斯所称道的“进步国家”，英国十九世纪的工业化成就并没有明显扭转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以至于批判的武器演变为武器的批判，英国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实际上，大多数英国人摆脱绝对贫困离不开二战后按照《贝弗里奇报告》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正如森在《贫困与饥荒》中所说：“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的私人所有制的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是对于市场交换和生产过程的补充……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系统，今天美国或英国的失业状况会使很多人挨饿，甚至有可能发展成饥荒。”
所谓的半个洞见是指不仅要重视绝对贫困，也要重视相对贫困。之所以称其为森的半个洞见，是因为相对贫困的概念较多源于当代社会学家的贡献，且在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已经有所萌芽。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指出：“我所说的必需品，不但是维持生活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国习俗，少了它，体面人固不待说，就是最低阶层人民，亦觉有伤体面的那一切商品。”于是对于一个生活在斯密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皮鞋就成了生活必需品。所以，相对贫困指的是一个人由于相对匮乏而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因为个人的生活必需品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既取决于周围人的生活水平，也取决于社会的传统。
凯恩斯在写作《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时恐怕没有预料到，相对贫困在二战后逐渐成为困扰英国的社会顽疾。权威的“英国贫困线”（Breadline Britain）及“贫困与社会排斥”（Poverty and Social Exclusion）调查显示，一九八三年有14%的英国家庭缺乏至少三种生活必需品，而这一数字在之后的三次调查（一九九〇年、一九九九年和二〇一二年）中逐次上升为21%、24%和33%。不独英国如此，二〇一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在《逃离不平等》中指出：“美国人真实的贫困境遇是，人们没有足够的收入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家庭和儿童没有足够的收入过上邻居或者朋友们那样体面的生活。”这可以解释森在《再论不平等》中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在发达国家仍然会有穷人挨饿？这些所谓的“穷人”在收入上要高于很多国家的中产阶级，而后者却可以免于饥馑。因为“在一个普遍富裕的国家里，需要花很多的钱来购买足够多的商品，以达到相同的社会性的生活内容”，这意味着购买更好的食物和大量食物以外的商品。
于是显然，贫困具有相对的属性且不能仅聚焦于单一的收入维度，且相对贫困可能在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恶化（英国和美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总体上是有所增长的）。中国正处于已经实现了绝对贫困意义上的全面脱贫，而未来将长期面对相对贫困挑战的阶段，森的两个半洞见要比萨克斯或伊斯特利的单纯强调发展的思维更具借鉴性。
距离凯恩斯的预测——人类将在百年后告别贫困——已逾九十年，当代的经济现实显然已经证伪了这一乐观预测，人类之于贫困仍然无法完全摆脱马尔萨斯式的忧郁。除中国外，多数二战后独立的欠发达国家在脱贫工作上乏善可陈，而英美等发达国家正饱受日益严峻的相对贫困的困扰。当代的经济现实提醒我们反思经济学家惯有的偏见：简单地假设一国的经济发展与个人的贫富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只关注可简单量化的绝对贫困，而轻视更为复杂的相对贫困，即使其已成为盘旋在富裕或正在迈向富裕的国家上空的挥之不去的阴霾。于是一个无论在思想史意义上还是在现实意义上都很重要的问题是：凯恩斯的预测何以失准？
凯恩斯在《我们后代的经济可能》中将大萧条背景下的贫困归咎于失业。他并没有认为失业主要是由经济周期波动所引起的，而是从更长期更本质的层面思考这一问题，将失业现象概括为“由技术进步所引致的失业”。凯恩斯乐观地认为，严重的失业和由之引发的贫困“只是经济失调的暂时阶段”。凯恩斯对人类百年后经济前景的乐观预测不仅建立在技术性失业是短期现象的判断之上，更是建立在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的认识上。这一认识倒是颇为符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可能也是各种流派的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共识。因此，分析我们当代的经济可能，一个展开思考的合理出发点就是当前正在进行中的新一轮科技革命。
人类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勃兴期，数字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科技进步显著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对贫困的影响看，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遇，从而有促进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继而减缓贫困的经济可能；但是相反，新一轮科技革命也可能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国家内部的各个阶层之间的科技鸿沟，从而孕育着加剧贫困的经济可能。并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新鲜之处是有基于更强计算机处理能力的“人工智能”的诞生，故机器替代人类的主要内容不再仅仅是人的体力劳动，更包括人的脑力劳动。
二〇一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在《叙事经济学》中追溯了人类担忧机器替代劳动的历史，认为这种经济“叙事”本身可能导致人们的悲观回应，从而令相关的经济预言自我实现。但是，机器替代劳动毕竟是一种现实存在而非理论空想（如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使司机这个职业彻底走入历史），科技进步在长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对那些因创造性破坏而失业的人们来说则意味着贫困的威胁。市场经济会与科技进步共同作用，从而形成新的贫困人群，这是马克思早就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背景下反思过的主题。在长期，我们或许都可以做一个乐观主义者（科技进步毕竟意味着经济发展的蛋糕可以变得更大），但正如凯恩斯的名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所以说，科技进步所导致的失业以及随之而来的贫困或许并不像凯恩斯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失调，而是一种人类经济生活的常态现象，且在每个科技进步的高峰期体现得更为充分。于是在科技革命爆发的阶段，发达国家和经济高速成长的后发国家内部的相对贫困反而可能会恶化。例如对于有学龄儿童的家庭来说，iPad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因为有大量的课内外的在线教育需要依靠iPad来完成，且越高配置的iPad教学效果越好。我们不能说无法承担iPad的家庭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却可以认定其为相对贫困。这说明，科技鸿沟会导致甚至本身就意味着相对贫困，又由于相对贫困会阻碍人力资本的积累，故可能进一步加深科技鸿沟并固化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科技革命之于消除贫困的潜在消极影响远不止于富裕或渐趋富裕的经济体内部。科技进步及其外溢性虽然给欠发达国家提供了发挥后发优势的机会，但是历史经验表明，更常见的情况是欠发达国家与主导科技进步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鸿沟进一步扩大，而欠发达国家在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也会随之弱化（使用机器在单位产品上生产成本更低）。这使得欠发达国家中的人们更加难于攀上发展的阶梯。
厚道地说，我们并不应该过度非议凯恩斯的失算，因为所谓的经济学预测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只是一种符合逻辑的猜想。更何况，凯恩斯把科技进步视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希望，但从本质上说，科技进步是一种重要类型的创新，而创新的爆发及其影响本身是不可预测的，否则就称不上真正的创新。经济学家的常见错误是习惯性地将猜想的结果表述得过于笃定。所以凯恩斯思想的传人琼·罗宾逊夫人才会说：我学经济学是为了不上经济学家的当。
于是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人类告别贫困的经济前景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未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解决贫困问题绝不应该仅仅聚焦于经济发展或科技进步，而是需要加入对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考察，否则便易于陷入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中国已经摆脱了纠缠着大多数后发国家的绝对贫困，未来的任务将是化解长期困扰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在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其对于生活必需品有着更高水平的预期，于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间的权衡这一社会政策经典难题仍将继续考验中国智慧，并决定着中国未来化解相对贫困的经济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