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促使更多中国人在国内消费，同时减少工业制造企业的税收压力，TCL董事长李东生在两会上带来了两项关于税收改革的建议。

针对增值税的税率情况，去年2月中国社科院曾发布过《引领新常态：若干重点领域改革探索》的报告。报告认为营改增后各行业税负将大体均衡，应用5到10年的时间，大幅降低制造业增值税基本税率，从17%下调到10%左右。

李东生建议加快落实增值税立法进程，并将制造业增值税税率由现行17%降低至12%。

“产品增值税实际由国内消费者承担，降低增值税率不仅能促进国内消费，也可降低同类型产品国内外的市场差价，将部分出国购物消费转移回国内市场。”他同时强调，降低增值税对企业国内业务的发展，特别是增加制造业国内产品销售具有利好作用，对扩大税基、抵消降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也有帮助。

从全球范围来看，和中国制造业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国家或地区的增值税税率，的确要比中国低不少。像近几年受中国出境游客青睐的日本，其增值税税率仅为5%，而韩国、越南、印尼均为10%。

在国外购物不仅可享受退税，也能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到国内可能高出一倍价格的商品，这种巨大的国内外价差正让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选择在境外购物。再加上游客从海外购物回国，海关对行邮税的执行并不那么严格，也进一步增强了海外市场产品的竞争力。

因此，李东生建议依法切实执行中国海关总署颁布的《关于进境旅客所携行李物品验放标准有关事宜》的规定，进境居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用进境物品，总值在5000元人民币以上的，征收10%及以上的行邮税，规范执法。

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居民境外消费金额达1.2万亿元。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看，失掉这笔费用的确是一件得不偿失和令人值得深思的事情。

“我们去年整体经营表现和宏观经济的表现大体较弱，这说明我们主要产业的竞争力大都处于平均水平。”李东生认为，中国企业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危机中与对手间存在的差距是什么，需要加强哪些核心竞争力。“环境一直在变化，对手也在变化，几年前那些竞争力弱的对手，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必须和更高的、竞争力更强的对手PK。”

在无法改变环境的前提下，李东生提出要改变自己，在产品技术创新能力、工业能力、全球品牌和渠道能力，以及互联网应用和服务能力方面进一步提升。

据TCL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这家公司2015年在全球市场总计卖出了8300多万台手机，从规模看在全球可以排到第五、第六位，但从销售额方面看，排位则靠后得多。究其主要原因，与价格较低和缺乏有创新竞争力的产品有直接关系。

而在品牌建设方面，李东生表示中外企业间的差距仍然较大，即便是一些在国内做得很成功的品牌，在国外却变得很不起眼，想要卖出高价实属不易。

按照现在的会计制度，所有建设投入当期都要计入损益，而大部分上市公司都要按时交业绩单。如果在品牌方面投入过大，当期的损益压力就会很大。

李东生也正在考虑就企业的品牌建设方面提出一些建议，例如设立一种机制，由国家拿出一些资源，以符合世贸组织原则的某种方式，支持国际品牌的推广。当然，这些资金最终仍需归还给国家，只是不在当期马上收回。

除此之外，他还就取消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税等提出建议。认为一些税上加税的做法，在经济落后的改革开放初期，对于城市建设和教育确实起到了积极推动的作用。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种复杂的税法已经明显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特别不利于制造业发展。“我们建议取消上述两项附加税，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力。”李东生表示。

“考虑到当时地方政府的税收能力，征收这两个税是必要的，但30年过去了，现在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原来不可同日而语。去年政府在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就有3.2万亿元，同期，我们的城市维护建设附加税大概3600亿，占10%多一点，用土地出让金收入拿出3600亿元冲抵城市维护建设税是合理的。”李东生用“不公平”来形容该税种的征收，因为在所有被征收此项税收的公司中，工业企业所占税额最高，仅TCL一家企业，去年这两项税加起来将近3亿元。

而对于教育附加费，他建议应该纳入政府的正常预算当中，而不要再用附加税的方式。

通常国家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会采用两种做法，一是国家加大投入，另外一种便是给企业减负。尽管两种方式效果有差异，且无法互相取代，但对于企业来说都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李东生希望，通过给企业减负，让企业获得更大的积累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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