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45年1月27日，前苏联红军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自1996年起，德国将这一天定为“纳粹受害者纪念日”；2005年，联合国决定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希望世人能够牢记大屠杀的罪恶与教训，同时也缅怀在集中营遭受非人待遇的受害者们。

随着幸存者被解救，集中营里的故事也逐渐被世人了解。意大利作家、化学家普里莫·莱维就曾在多本书中回忆了奥斯威辛的惨状。

荷兰心理学家埃迪·德文德也同样是奥斯威辛的幸存者，他于1943年9月14日，和妻子弗里德尔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在16个月后，等到了解放日。但夫妻失散，他决定继续留在集中营一边照顾其他幸存者，一边用文字写下了自己的骇人经历。这本名为《最后一站：奥斯威辛》的作品，也为后来学者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如今这本书的简体版在时隔多年后来到了中国。

在这本书的附录部分，还收录了埃迪的文章《集中营创伤症候群研究》，在文章中，他跳脱出只是记录的书写方式，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当时的奥斯威辛囚犯们进行了分析。经出版社授权，我们选取了这篇文章，以纪念今日这个特殊的纪念日。

集中营创伤症候群研究

解放后，人们迫切地想知道所有关于集中营的记录。一些作家从一开始就试图让作品能引出一些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结论。公众也不带任何批判地将全部信息照单全收。但是很快他们就“被信息塞饱了”。财政上的担忧、对新世界灾难的恐惧，尤其是战后关系幻想的破灭，让人们沮丧不已。此外，不断地提起别人遭受的痛苦，并且常常感到自己对那些丧生或遭受了很多苦难的人现有或潜在的损失负有责任，这并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

当然，我不会给听众讲关于营地的所有恐怖故事，但是荷兰对发生过的事情，尤其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波兰营地里面的事情了解之少，每天都在震惊着我们这些营地前居民。那些解放后不久就开始写下自己经历的人，主要也是为了减轻自己内心沉重的情感负担，通过写有关营地的文章，排解被压抑的情感。读者从作家的手中接过这沉重的情感负担，很快就承受不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对营地文学的兴趣开始减弱，但可惜的是：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也一起倒了。毕竟，营地前居民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并未得到进一步的研究。

现在，许多年已经过去，有关集中营的回忆里，痛苦的情感特征已经开始减弱。曾经最恐怖的现实，如今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一部儿时的恐怖电影。恐惧和愤怒仍然会随着记忆里的画面像暴风雨一样向我们袭来，但它们就像笼中的野兽……无法再扑向我们了，我们站在了安全距离之外——“疏远（它们）”！

由于这种疏远，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感到自己已经不再被营地的气氛笼罩，而是想把这些想法带到书房里，分析、研究，就像化学家研究试管中的反应一样。我们看到集中营的街道和营房，里面还有——作为试剂的——营地居民。我们让环境影响他们，并观察他们如何变化。实验正在进行中……

许多德国实验我们都熟悉：皮肤病学的、外科的，还有许多其他实验。我（在纽伦堡）研究了“党卫队营地医生”写给“元首”的私人医生勃兰特的协议……我就不拿残暴细节来折磨您了吧。不过，其中有一个实验，我找不到任何相关报告，那就是“集中营”实验。德国人不知道集中营作为社会心理实验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建立这个协议。关于处于死亡危险中的人群的文章很多。我记得弗洛姆博士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他描述了在轰炸中感受到死亡威胁的经历。在这种情况下，死亡威胁的含义对前线士兵和营地居民而言是不同的。对前者来说，威胁是急迫的；对后者来说，威胁是长期的，与为了自己的生命而战的士兵相比，后者没有防御能力。

于是我们立即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历，他在《白痴》中以自传形式。向我们描述了这一经历：“对被司法判决的人来说，连最后求死的希望也被完全彻底地夺走了。抱着这点希望死去，本来可以减轻十分之九的痛苦。死刑的可怕在于，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世上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抓一名士兵，让他站在大炮前，对着他开火，他依然还会抱有希望。但是，向同一名士兵宣读已经板上钉钉的死刑判决后，他会失去理智，崩溃哭泣。是谁说的人性可以承受住这些，不会发疯的呢？”

此外，我们在《白痴》中读到的是一个被囚禁在行刑台上的罪犯：“如果我忽然可以不用死了那会怎样？如果我活下来了怎么办……那个念头在他心中不断成长，一直折磨他，直到他求他们一枪打死他算了。”这段引用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无法想象有人会在确定难逃一死的时候还不会发疯。其次，一旦死亡已成定局，人们会如此难以承受不安的心情，甚至会渴望死亡，因为这是摆脱这种不安的唯一出路。

在来到奥斯维辛的450万犹太人里，最多只有4000人（千分之一！）活着回来了。死去的那些人里，大多数人都知道死亡是必然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疯。让我们研究一下怎么可能会这样。为了了解集中营中发生的面临死亡的事情，我们必须回顾一下犹太人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前的命运。

在阿姆斯特丹和韦斯特博克，犹太人的心态以巨大的现实转移（心理学名词，指在一种情境下将危险的情感或行动转移到另一个较为安全的情境下释放出来。通常是把对强者的情绪、欲望转移到弱者身上）为特征。尽管从理智上来说，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自己必须经历去波兰的旅程，但每个人都在动脑筋想办法摆脱这一命运，至于波兰的毒气谋杀（英国广播电台早在1941年就在谈论毒气的事情了），他们根本就充耳不闻，用“英国的政治宣传”一词否定了这个现实。无论这安全感是多么虚假，它依然被犹太人理事会的各种盖章、各种德国的清单和其他各种承诺维持着，每个人直到上了火车，穿过了荷兰边境时，才认清了现实。

出于这种转移和虚假的安全感，大部分荷兰犹太人从来没有真正尝试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比如逃跑，或者像华沙贫民窟的那些犹太人那样抵抗，后者是现实主义者，并经过了数个世纪的反犹太主义防御训练。

由于德国人的狡猾，囚犯转移过程也很顺利。所以韦斯特博克是一个“好”营地，基础设施比较健全。

无论如何，运输都是不可避免的。然后，在去波兰的火车上，转移虽然不再可能，但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开始运转：躁狂的情绪控制着人们。大家就像是一个个在黑暗中的受惊的孩子：用唱歌来掩饰恐惧，第一个人拿出吉他，第二个人开始唱歌，并且快乐地介绍第三个人出场，后来整个车厢里的人都开始欢唱。看到德国的城市被炸毁，一种病态的欢乐在人群中蔓延开来，人们意识里对集中营的恐惧完全消失了。

火车在奥斯维辛市火车站的院子里停了很长时间，这时人们只有一个愿望：继续开，赶快到达营地吧。没有人意识到，到达营地可能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几个小时后，火车再次开始行驶，不久就停在了绿地上的一条长堤上。沿259着堤防站着一排穿着条纹囚服、头发剃光的男人。火车一停稳，他们就冲向货车，拽开车门。

就算在那个时候，转移心态依然是有效的。和我同车的还有一个医生，他和妻子孩子一起。他和我说：“你看，那些是集中营的囚犯，他们得帮我们搬行李。”

那时，这个人依然如同一个游客一般，享受着快乐的山间旅途，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直到“雪崩”波及他的一刻。到达集中营时，事实以“雪崩”一样的速度扑来，给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就和被雪掩埋一样，几乎可以将他压扁。

80%的乘客都被装上了运送车。他们是老年人、残疾人和带孩子的母亲。他们去了“浴室及消毒室”。在那间密闭的浴室里，扬声器里传来声音，让他们深呼吸，以此对肺部传染病进行消毒。我们很难想象，这些人意识到他们吸入的就是毒气之后会发生什么。可无论他们的命运多么残酷，评论他们在临死时的感受都太投机了……

其他的人，那些自己走进营地的年轻力壮的人，我们要密切关注。

心理创伤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当车厢门被打开时，乘客们被囚犯拿着棒子打下车。他们第一次体验到集中营里是怎么对待人的，不仅是党卫队，还有在集中营很长时间的某些类别的囚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主要是波兰人。

然后，所有行李都被扔成一堆，人们要放弃从家里带来的一切物资。然后最坏的情况才出现：堤坝上排成长排，老人一排，年轻男子一排，年轻女子一排。在那一刻，人们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要分离，经历一段漫长、充满恐惧和不确定性的日子，然后才能再次见面。

那时候人们仍然相信他们会再次见面，并真诚地向对方道一句“再见”。

随着队伍向前行进，人们的多重心理创伤也在一步一步发展着。跨过一个横杆之后，年轻男子的队伍终于到达了营地。

有建筑材料存放地，还有装大量木头和砖头的仓库。有手工推动的小火车，还有15～20名身着囚服的男子拉着的大推车。沿途到处都是工厂大楼，从中传来引擎的嗡嗡声，然后是木头、石头和棚子，到处都是人，到处都在建设。

在新来的人眼里，这景象让他们联想起对19世纪强制劳动犯、厨房奴隶和惩戒犯的描述，然后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想法出现了：现在我也是这样的惩戒犯。如今，那些只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死屋手记》和电影《亡命者》里才能得知的事情，忽然间变成了现实。

一群年轻人站在门前，第一次见到了他们接下来要居住的集中营。大门上方是用铁浇铸的装饰，上面写着集中营的口号：“劳动带来自由。”

这一句口号会给进入这里的几千人带来一线希望，帮助他们和自己的命运和解。保持希望，直到最后一刻，这也是集中营系统的一部分。除了偶尔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针对个人的威胁，党卫队从来没有承认过他们的目的是灭绝囚犯。谣言像麻醉药一样，在营地里人为地散播着，不断充实着囚犯们并不明智的幻想，从而让他们主动放弃抵抗。与年龄较大的集中营居民，包括几个他们的同胞，谈一次话之后，“劳动带来自由”的谎言很快就不攻自破了。

关于酷刑、传染病、饥饿，以及尤其是每周一次的“分选”，即挑选出最弱者并带去毒气室的真相，很快地击垮了这些新来的人。

我还记得自己刚进营地不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和一个荷兰人的对话。他是一个健壮的年轻男子，身材硬朗，看起来营养充足。他预测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里。我那时还用话顶他：“那你已经在这多久了呢？”

“一年了。”

“那这里还是可以生存的嘛！”

可惜，这个荷兰人接下来的话很快就把我从梦里拉了回来。他告诉我，他是那一批被运送过来的1000人里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他原来是一级拳击手，因为党卫队看上了他的拳击技能，才保住了他。

没过多久，我们就已经很明确地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了。繁重的工作、每日少得可怜的食品配给、没有休息，这已经使我们明白，这种生活是坚持不下去的。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货车把最筋疲力尽的人运去比克瑙，也就是火葬场所在的地方的时候，就无法再怀疑了。虽然我们理智上已经被说服，但是不切实际的希望仍然存在。希望主要来自传闻，而传闻又通过希望维持。但有些事实是无法忽视的：一部分囚犯在克虏伯（德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商）和法本公司（德国的化学工业公司），还有所谓的“德国设备车间”工作，他们在那儿可以获得一些特权。比如每天多发半升汤或者一些面包，拥有自己单独的稻草床铺，而不用和两三个人挤着睡。有时候他们还发“工资”——一马克的“优惠券”，可以在餐厅里买点洋葱或者厕纸，那可是笔巨大的财富。

我们要是把这些事和老囚犯提起，他们就会一笑置之，他们太明白这一切最后会是什么结果了。不过他们也承认营地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我们要是抱怨，他们就感到被冒犯。“你哪知道什么是集中营，和我们那时候比起来，这里现在简直就是个疗养院。”于是我们不断地回旋于希望和恐惧之间，在情感上的、非理性的希望和理智上的恐惧，以及几乎可以肯定“一切都代表结束”的念头之间回旋。

矛盾心理的混杂本身并不奇怪，每个人都了解。但是在营地中，心理上的分裂变得如此强烈，思维与感觉之间的距离如此遥远，以致我们已经无法把它称为“混杂”了。反而像是一个人的身体里并存着两种精神：知情者和希望者，它们彼此独立地存活于身体内，并且几乎互不影响。对“结局临近”的确定造成了一种沉闷的顺从，但是沉默的希望常常在囚犯们不堪营地的重负，就快崩溃的紧急时刻再提供一丝坚持的动力。

所以，营地里的人们坚持下来的时间比人工计算出来的更久。

面对集中营的六个阶段，和心理创伤是一样的：拿起行李，妻离子散，外面劳动的人给你留下印象，在营地中看到高压电网，剃头并在身上文上囚犯编号，还有最重要的，新来的囚犯从老囚犯那里获得的信息，这些都可以与我们在惊吓神经症领域所认识的最严重的创伤相提并论。人们对这些创伤的反应和对严重急性惊恐的反应没有什么不同：结果都是僵直状态。囚犯们的表现在最初几个星期是麻木的。他们保持沉默、克制，不理解吼叫的命令中的集中营术语是什么意思。

之后分到的汤，他们也因为反应迟缓没法喝下去。他们还给老囚犯，尤其是党卫队，留下了愚蠢的印象。这叫“笨猪”阶段。很多人在这个阶段就死去了。他们因为不理解或者没跟上命令被打死，或者因为不明智的行为被送去干活最繁重的劳动小队，在那里从事无法承受的劳动。还有些人，不过数量较少，在一开始的态度就很不同。他们不愿投降，举止傲慢，铁了心要打破集中营的规矩，并且表现得很强势。这些人也很快就消亡了。他们不“蠢”但是“不听话”，不听话的人也要被打死，不过是被打死的原因和“蠢”的人不一样而已。还有一些人，在短时间之后找到了一种态度，使他们有可能在营地内尽可能长久地保全自己。

这要归功于一种非凡的适应形式，我想将其作为本研究的进一步主题，因为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心理现象。尽管我意识到，我要进一步告诉您的内容还是很不完整，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争议，但我仍然相信我有足够的材料来把我的思路展示给您。为了让您对找到了这种生存方式的囚犯有一个直接印象，我将向您朗读一位患者的病史，该患者曾在营地里待了很长时间，最近因为适应困难来找我。

患者是这样说的：“我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挨过这一切的。我们那一批去布纳的运送车上一共有400个人，一年之后只剩30个了。我一直是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要是囚监打我，我就想：打死我算了。要是发生了轰炸，我就想：要是炸弹落在我头上该多好啊！我什么都无所谓了。如果荷兰青年们和我说话，我就想：啊，让他们说吧，反正我也跟不上他们的对话。囚监说：‘我不明白你怎么还没去火葬场。’劳动的时候我尽量溜走，如果被人发现，有时候我也会被打倒在地，但我也不在乎。渐渐地，我也感觉不到被打的疼痛了，我也不再会因为挨打而流血。有一次分选的时候我的名字被写上去了，我和几十个朝圣者站在一起。第二天见营地医生，他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仓库管理员’，我当时要是说‘钻石切割员’，估计就被带走了。他们总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只会切割钻石和做生意。’我当时就凭感觉回答自己是‘仓库管理员’。”

我们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一种非凡的能力，他可以忽略几乎所有的伤害，并且不去在乎，我们后来甚至听说他几乎慢慢开始享受被折磨这件事了。韦斯特博克的墓地上刻的那段取自《出埃及记》的文字，可以用在他身上：将橄榄不断地捣，捣成清橄榄油，将痛苦如光一样承受。

尽管我不能太过深入地研究这种“将痛苦如光一样承受”的能力的理论背景，但我还是想提出一些相似之处，尤其是要回顾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对我们的描述。当然，在这里没有必要引用弗洛伊德的整段话。大家也都知道《超越快乐原则》提到的死亡驱动力仍是讨论的焦点。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像刚刚描述的患者一样，人们已经对死亡的观念做了强有力的调整。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在他们身上应用卡尔普的观点，后者表达的范围更广一些，他说：“由于某些紧张关系，难以再去忍受世俗的自我的人们，渴望在这种存在中寻找一个解决方式，并把它延续在另一个存在中。”顺便说一句，我们描述的新来的人的麻木，不正是这种死亡原则的显著后果吗？囚犯在精神创伤的影响下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生命，让自己和死亡的想法和解。

他很清楚自己一定会离开集中营，只是他认为——用集中营的行话来说——是从“烟囱”里离开，火葬场的烟囱。换句话说就是：“我肯定会从这里出来，只不过不是竖着，而是横着出来。”这个囚犯就是个“拉斯科尼科夫”。他寻求痛苦和屈辱， 殴打和饥饿不再是他的创伤，而是帮助他实现目的——死亡的工具。如果他一直保持这种状态，死亡自然就是他的结局。如果这个囚犯不被打死，也会病死。很明显，我们在集中营里看到的肆虐的结核病，因为人们对死亡的渴望而更加猖獗。

所以我们发现，完全向营地生活投降的人很快就死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人们运用自己的活力来对抗自己，迅速耗尽精力，在这场对抗“集中营世界”法则的无用之仗里耗尽了自己的身心。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悖论，那就是，与死亡的和解是囚犯生活的必要条件，囚犯必须投降，只有这样才有机会保命。如果他除了投降之外，还可以找到另一种现实的方式从内心接受这个事实，那么他关键时刻仍然具有足够的活力，找到最佳答案。就像我们这位完全顺其自然的患者一样，当营地医生来寻找被送入毒气室的受害者并问到他的职业的时候，他回答“仓库管理员”，尽管他实际上是一个钻石切割员。

为了在集中营中活下去，还需要“死亡原则”——我之后将用这个词，来避免使用“死亡动力”这个词——和生命力之间的另一种关系，不同于普通生活的关系。尽管在正常的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生命力，而死亡原则仅在诸如忧郁之类的病理性条件下才占上风，但它的主导地位在集中营里是必要的。综上所述，我可以说，完全由死亡原则支配的那位愚蠢的囚犯崩溃了，而用全部的生命力抵抗营地的人也是同样下场。想要生存的囚犯必须发展出一种营地心态，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让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能够形成这种营地心态的因素吧。

首先是身体上的因素。通过各种经历，特别是战争中的经历，已经清楚表明，身体缺陷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弱心理功能。这种减弱不是一致的，而是选择性的。似乎是复合维生素B在其中起了作用。俄国医生在解放后对死亡的囚犯进行尸检时，我看到了非常显著的偏差。

死者的肠壁变得很薄，就像羊皮纸一样，这可以理解为由于缺乏维生素B而导致的上皮细胞缺失。我们在大脑中看到了皮疹，类似于韦尼克脑病的图像。尽管关于营养缺乏导致精神病的案例仍然很少，但我想在这里引用美国研究人员的实验，实验人员为测试对象设计了缺乏维生素B6（烟酸）的饮食，因此引发了精神病状态—— “行动速度和弹性正在下降，思维也是如此。心理状态降低……有时会出现过度敏感，对疼痛和情感也是……冷漠、思绪飘移，烦躁和可感性交替出现。”

显然，这些少量信息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然而我认为，不光是囚犯的身体状况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我们尤其要重视能支撑他们活下来的社会学关系。那么我们就要说到能够促成营地心态的第二组因素。

社会学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挺大的，但是您想想，集中营这样的地方，聚集了成千上万人，像奥斯维辛、比克瑙这样的集中营甚至聚集了20万人，这不仅构成了一个毫无结构的群体，而且各种社会群体都聚在一起，这一定会对个人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

为了清晰地描述集中营里的社会关系，我将为您引用几件在这些营地里发生的事实。1933年，第一批营地建立，是一些容纳两三百名囚犯的小营。由于纳粹接手管理权，这里的政治职能是纯粹的，因此他们可以在这儿消灭反对他们的人。此外，这里也是党卫队统治模式的试验田。党卫队在这儿接受训练，以完成之后统治欧洲的任务。

战争初期，集中营发展出了第二个职能。犹太人的大规模灭绝成为德国战争的经济必要条件。于是大型的灭绝营出现了：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还有最大的奥斯维辛。但是一旦这些大型的党卫队城市出现以后，就意味着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职能。

1937年，集中营的经济领导波尔就讲过这一点。他的历史性原话是：“党卫队为什么不赚钱呢？”于是从那时起，营地被看作一个大型的工厂，在那里工作的囚犯受到了极其残暴的剥削。

起初，营地里的所有囚犯都被同等残酷地对待，但是慢慢地，在囚犯中间（在党卫队的庇护下）衍生出了一个不同阶级，也就是囚监和楼长。他们的角色像是党卫队的羽翼，所以他们可以轻易地将尽可能多的囚犯送去劳动。

1937年，集中营里出现了第一批股份有限公司，持股人是……党卫队队员。战争期间，重要的德国工业公司（克虏伯、法本公司）的分部都建在集中营里，他们以每天6马克的价格向党卫队雇用囚犯。科贡在他的《党卫队之国》（Der SS-Staat）一书中计算出，每个囚犯每天带来的利润约为4马克，这意味着整个营地每天的利润为几十万马克，整个战争期间的利润则高达数十亿马克。虽然有950万人死亡，但其中约40%的人在活着的几个月里也曾为党卫队带来了利润。

只要在所有欧洲国家还有足够的犹太人和政治敌人，那么党卫队就可以无情地对待囚犯的生命。然而，1943年左右，物资开始短缺，所以为了保证战争生产和党卫队牟利，有必要让营地的政权更加灵活。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党卫队对他们的囚犯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目的：一方面是迅速、大规模、高效的灭绝；另一方面是保全他们的生命，以此榨取他们的经济价值。1944年，集中营的功能一方面是灭绝营，另一方面是经济上必需的劳动营，它的双重功能让集中营内部的分裂达到了高潮。囚犯身上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张力，拉扯于向死亡投降又不断恢复活力，内在的矛盾情绪在希望与恐惧之间挣扎，这种张力由于社会环境分裂引起的心理共鸣而得以维持。

因此，两个显然相互独立的现象可能已经在这里出现：营地的社会学结构和囚犯的心理学结构，双方关系密切。我们看到，一种与我们所熟知的社会根本不同的社会形态，也可以从一个我们以前完全不敢想象的深度引起心理上的变化，并通过上述心理状况的发展来达到适应营地环境的可能，其中的巨大个体差异也是不言而喻的。带有斯拉夫人的强悍性格，并早年就已经习惯于反犹太主义的东犹太人，与西犹太人的反应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犹太无产者， 滑铁卢广场卖橙子的商人和奥仁伯格岛上做雪茄的小贩比小康公民更容易受到殴打，而小康公民挨了一句骂或者一巴掌之后，他自以为是的正义就已经全线崩溃了。如果他的自尊没有更深层的渊源，全靠社会地位支撑的话，这种情况就更严重。

总体来说，我们在营地中看到每个与有宗教信仰有关联（这个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甚至可以指代与政治体系或人本主义生活哲学有联系）的人，第一次打击之后恢复的速度更快。因此，虔诚的基督徒以及他们（心理上的）对立面——共产党人，能够在营地中保持最佳状态，甚至设法参加了某种形式的反法西斯组织， 这绝非偶然。这与发生在和“信仰”“真理”有密切联系的团体中的非法行为算是同一种现象。

上述的调整机制，就其性质而言，不适用于囚犯中的统治者群体——囚监和楼长，他们通常是施虐者和精神变态者，他们与党卫队的同伴一起喝酒，逛营地的妓院 ，并不居于人下。但是，对不得不经历营地的悲惨生活的囚犯而言，他之所以成功地维持了自己的生存，恰恰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和自己会死亡的想法和解，并且对正常生活的渴望只是在真正关键的时刻才偶然地表现出来。长期以来，他保存了少量的生存欲望，因为他的潜意识里，仍然有种想法：存在的意义并不只是为了看到明天的太阳而已。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多年，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在营地中遭受的人格变化如此深刻，只有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变回从前的样子。因此我发现，了解营地给人带来的生活态度的变化，以及我上面对其进行的简要概述，是我们能够帮助那些来我们这儿就诊的沮丧的前囚犯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