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没有过那种精神分裂般的疑问，想知道“她怎么会嫁给他那样的人”呢？这个问题既是优越感又是偷窥欲，假设女人很优秀，甚至是有魅力的，而她的丈夫——由于情感、傲慢、攻击性的观点或缺乏适当的社会关切——则令人反感。当夫妻一方的性格缺陷与另一方明显的正直完全不成比例时，婚姻的神秘性就变得更加神秘。是什么让他们走到一起？她为什么要留下来？他真的和吃饭时满嘴跑火车的那个人不一样、是更有魅力的吗？

在这个层面上，詹姆斯·怀利的新书《纳粹妻子：希特勒德国最高层的女人》（Nazi Wives: The Women at the Top of Hitler’s Germany）单是书名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一窥最邪恶的男性高层人物的亲密关系问题。

他们是如此的知名，我们只需要知道他们的姓氏，就能勾勒出希特勒政权的时代恶果。戈培尔，宣传部长； 戈林，德国空军司令，权力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分子； 海德里希，盖世太保首领，“最终解决方案”的设计者； 希姆莱，党卫军首领、大屠杀的执行者； 赫斯，副元首； 鲍曼，希特勒的私人秘书。他们都有其特定的恐怖职权范围，都致力于阿道夫·希特勒及其政权的反犹主义、种族主义、仇外主义和极权主义价值观。了解他们的婚姻生活，我们是否能更了解这些人的情况——他们的动机、他们的嫉妒心、他们混乱而令人厌恶的人性——从而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所理解？

多年来，对握有权势的男性的关注，掩盖了女性在纳粹德国的作用。然后，正如怀利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学术开始研究这个世界。温迪·洛尔在她的著作《希特勒的愤怒：纳粹杀戮战场上的德国女性》（Hitler’s Furies: German Women in the Nazi Killing Fields）中观察到：“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研究的共识是，如果没有社会的广泛参与，使大规模屠杀成为可能的体制就无法运作，然而几乎所有关于大屠杀的历史都遗漏了一半的人口，仿佛女性的历史发生在其他地方。”洛尔在这本书中对战壕里的女性、一些集中营领导人的妻子，以及那些心甘情愿为政权工作的妇女进行了研究。

如果说这些女人是“工蜂”，那么作为英国作家、编剧和广播主持的怀利，则把重点放在了“蜂后”身上。这些女人以不同的方式争夺希特勒的注意，同时展现了帝国女性的美人理想：丰腴，满足地顺从，争夺元首的宠爱，有幽默感还能加分。不幸的是，伊尔塞·赫斯的丈夫1941年因为一次拙劣的外交任务，导致他在苏格兰被俘，并被终生囚禁。伊尔塞·赫斯形容道，“希特勒特别喜欢笑。虽然希特勒不喜欢笑话，但他喜欢模仿别人，喜欢听搞笑的故事——只要不是关于他的。”你在学习二战史时，是不可能了解到这些的。

尽管希特勒是众所周知的单身汉（直到他与爱娃·布劳恩仓促的、自杀前的婚姻），但他要求领导层的其他人结婚、永不离婚，并生许多孩子。玛格达·戈培尔因其金发碧眼的美貌，以及她与狡黠而又连连不忠的丈夫——纳粹宣传部长——所生的6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孩子，多年来一直自称“帝国第一夫人”。怀利描述了她相当有尊严地希望在丈夫陷入另一段热恋时能悄悄与她离婚，以及当这一愿望被拒绝时她内心的痛苦。为了表示最终的忠诚（或者说绝望），在1945年5月1日，她与丈夫先毒死了所有六个孩子，然后再服毒自杀。

赫尔曼·戈林在1931年成为了鳏夫，他深爱的、一直病恹恹的瑞典妻子卡琳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但在他后来与女演员艾美·索内曼的婚姻中，卡琳似乎一直“阴魂不散”。他们的家和游艇上都贴着她的名字，她的画像也挂在显眼的位置。然而，以艾美的美貌、才华和智慧，她可以无视卡琳的存在，因为她享受着贪婪的丈夫赐予她的难以置信的财富：多处房产、城堡、奢华的珠宝——以及最引人注目的，从帝国的各种征服和被送往集中营的犹太收藏家那里积累的惊人的艺术收藏。不久，她就成了希特勒的另一个宠儿，担任希特勒的助手，在许多官方场合扮演女主人的角色，成为另一个“帝国第一夫人”。

她作为演员的自信，加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让她对待爱娃·布劳恩过于傲慢和高傲，而且特别鄙视她。一向忠心耿耿、情绪不稳定、完全不成熟的布劳恩在其他几位妻子的生活中进进出出，结成了同盟，却又破坏了其他的同盟。比起情妇的抱怨，希特勒显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他给戈林发了一张严厉的通知，要求他妻子对爱娃多加尊重。此后，艾美在希特勒的核心圈子里失去了地位，但却用她作为欧洲最有权势，当然也是最富有的男人之一的妻子的地位来弥补。

戈林和卡琳没有孩子，他的性欲也无法与戈培尔和海德里希的滥交相提并论。正如怀利所写的那样，“艾美和戈林的性生活已经引起了一些关于新婚之夜的笑话，主要集中在他在卧室的表现上（例如，艾美在蜜月之后就不再去教堂了，因为她对‘肉体’的‘复活’失去了信心）。”最终，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艾达，为此，戈林让500架飞机飞过柏林上空为他们一家庆祝。（艾达于2018年去世，仍然忠于她的父亲。）

怀利承认，很多原始资料“必须谨慎对待”。但他用学术研究和几乎电影化的方式——考虑到他的职业，这并不奇怪——来叙述他们的故事，并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进行讲述。这些人给人类带来的难以言喻的苦难逐渐变成一场国际灾难——英国的轰炸、俄国的战役、大屠杀……但怀利给我们展示的是小打小闹的竞争、家庭虐待、骇人听闻的骗局以及那些为此负责的人的日常生活。就像最平庸的“娇妻真人秀”的剧情一样，我们看到了圈内人和圈外人如何树立自己的地位。玛格丽特·希姆莱，身材健壮、意志坚定；莉娜·海德里希，缺乏任何公众地位或特别的魅力……但她们从来没有被列入怀利所描述的“贝格霍夫圈子”（贝格霍夫是希特勒的一处行馆，元首总部之一），于是他们把丈夫也卷了进来。想象一下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为纳粹灭绝机器带来高效的人，却责备他的党卫军同事海德里希妻子的作风，这确实令人迷惑。

“尽管她们可能并不了解丈夫的日常做出的决定，”怀利写道，“但他们杀人的证据就在她们身边：墙上被掠夺的艺术品、藏在阁楼上用人皮和骨头做成的家具、从当地集中营花园里摘取的水果和蔬菜、耕种土地的奴工。”最后，人们总会不禁思考，“她怎么可能嫁给他”可能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相反，我想到了塞缪尔·巴特勒曾经写过关于简和托马斯·卡莱尔的婚姻：“上帝真好，让简和托马斯·卡莱尔结为夫妻， 这样只有他们两人痛苦，而不是四个人。”

（翻译：李思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