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至死的文化正在转变。
文|波波夫科技 波波夫
那个倒在乌鲁木齐冬夜街头的加班女子，用残酷的死亡代价敲响了过劳的警钟，996不是福报。随着相关利益人的沉默，和其他所有热点一样，这则新闻很快在这个冬季的寒潮中冷却，人们继续在方寸屏幕中纵横捭阖，购物、聊天、刷剧......消费主义的潮音再次响起，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就像谁还会想起一年多前的那场程序员的反抗。
2019年3月20日，技术创意万盏V2EX网友@nulun注册了域名为996.icu的网站，内容口号为“工作996，生病ICU”。6天后，在微软旗下的著名代码社区GitHub上，一位996icu的新注册用户创建了名为996.ICU的代码库。
在996.ICU的代码库血红的项目页面上，呈现的是一段惨白的文字，喻意着中国的程序员在被迫用生命加班。
“996”工作制，即每天早 9 点到岗，一直工作到晚上 9 点，每周工作 6 天。
“996”工作制的周工作时间为最低 12x6=72 小时。
中国大陆工时规管现况（标准工时）： 一天工作时间为 8 小时，平均每周工时不超过 40 小时；加班上限为一天 3 小时及一个月 36 小时，逾时工作薪金不低于平日工资的 150%。而一周最高工时则为 48 小时。平均每月计薪天数为 21.75 天。
……
按照劳动法规定，996 工作制下只有拿到当前工资的 2.275 倍，才在经济账上不吃亏。
什么是 996.ICU？工作 996，生病 ICU。
Developers' lives matter.
不久，这一项目被用户自发翻译成多国语言版本，号召全球程序员加入。该仓库在创建后两天（3月28日）即获得5万个标星，3月30日凌晨前突破10万个标星，并因快速获得大量标星而跃居GitHub的周度和月度趋势榜第一。
这一项目的最初目的是标记已开始实行996工作制的公司，中国多家科技巨头都在该项目的“黑名单”之列。随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博士顾紫翚在其程序员丈夫的影响下起草了“反996许可证”，研究如何将许可证和劳动法相结合，并以该项目为核心产生了多个派生项目，如相关的法律知识汇总，另一个有关实行正常工作时长的互联网公司列表的仓库955.WLB，周边文化产品等。
996.ICU事件很快在知乎、微博上引发大范围讨论，同时，从《纽约时报》、金融时报、BBC、彭博新闻社、福布斯杂志到连线杂志、The Verge等一大批西方权威媒体都跟进报道。
编程语言Python之父Guido van Rossum则对此表达了自己的同情，他在推特上称：996工作时间表是不人道的。2019年图灵奖得主Yoshua Bengio在推特上批评996是“现代奴隶制”。
BBC报道称，“996.ICU”走红后，很多用户发现，一些国内公司的浏览器对该项目的网址进行了屏蔽，期间甚至连Twitter也一度短暂屏蔽短暂屏996.icu。
《纽约时报》称，“多年来，中国科技行业员工的工作时间让硅谷的工作狂们看起来像是受了娇惯。现在，他们正在点名批评那些要求他们加班到深夜的雇主们……就在不久前，996曾是中国科技企业家们无所不能的象征。他们的国家有巨大的市场。而且，国内的工程学人才越来越多。据说让中国企业比硅谷企业更突出的秘诀是忙碌……但是，在一个下行市场里要求工人忙碌就有些难度了。”
对于996，中国媒体也多持批评态度，毕竟这与中国一系列对劳动者的相关法规相抵触。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如果按“996”来计算工作时间，除却午休每天工作11小时，那么一周就是66小时，比法律规定多了22小时。《劳动法》还规定，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企业应当支付报酬，工作日延长的是150%，休息日工作又不能补休的是200%。这样算来，在“996”制度下，员工拿到的加班工资应该比基本工资还多。
《人民日报》刊发评论称，“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 ’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随着中国逐步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随着互联网行业逐步进入更加注重产品质量的下半场，企业治理也更需要树立结果导向、效率导向，进行更加文明、高效和人性化的时间安排。事实上，更加弹性的工作机制，比强制的996更能激发员工自发的工作热情，从而也能让企业更好挖掘人力资源潜能。”
尽管996在中国科技公司早已司空见惯，但司空见惯并不代表着合理，同样也不代表人们心理也是愿意这样做的。
中国知名科技媒体、同时也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36氪的记者采访了近 60 位新经济公司的从业者，包含了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大公司的新员工、中高层管理者，询问他们对于996的看法：一位来自小米的运营员工说，“我很理解某些公司 996 的决定，有时候产品在关键时刻，就要比别人快，才有可能活下来。”一位前 ofo 实习生说，“员工能接受 996的前提是信任公司、认同企业文化，愿意付出代价和公司一起成长。”反对者也大有人在。一位腾讯的产品经理说，“996是低成本的违法行为，和杀人无异。”另一位匿名的电商企业员工说，“996企业可以是员工的一种选择，但不能是’不能不选择’”。而一位游戏开发工程师说，“不支持 996。请按法律法规给加班费，给钱就加爆。”
滴滴发布《2016年度加班最“狠”公司排行榜》显示，在工作日平均下班时间最晚IT公司中，京东下班最晚，平均下班时间为23：16。排名2—12的腾讯（银科）、58赶集、腾讯（西格玛）、奇虎360、滴滴出行、优酷土豆、搜狐、爱奇艺、新美大、新浪和百度，都在20点之后。 在每月加班天数最多的公司中，京东以20天居榜首。滴滴出行、58赶集、新美大员工同样苦逼，每月加班7天以上。
高德大数据得出了2016年加班最多的城市及加班最晚的科技公司。其中，从城市维度看，北上广深位居前四，其余6座城市分别是：成都市、杭州市、重庆市、苏州市、武汉市和东莞市。其中，北京、深圳、上海在加班城市第一梯队，占比超过60%；从公司维度看，以18：00开始计算加班时长，华为是平均下班时间最晚的公司，直到21:57分，而新浪2016年加班时间同比去年下降24.1%。而且，市值最高的三家互联网公司BAT均在加班最多公司中。
不仅是科技公司，几乎近一半的中国公司都有加班文化。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在2018半年对1980名上班族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0.7%的受访者称所在企业有“加班文化”。53.0%的受访者认为过度加班损害员工身心健康，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44.1%的受访者认为过度加班会降低工作效率，让员工患上“拖延症”。58.8%的受访者建议企业进行科学工作统筹、人员分工和流程规划，44.6%的受访者建议企业建立健全工时协商机制。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2018年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报告》，通过连续记录北京人一天24小时的活动发现，北京市居民中参与就业的人群来说，工作时间为8小时34分钟，比十年前多了近一个小时。其中，15岁到39岁的青年人平均工作时间为10小时，折合一周50个小时。作为对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工作时长最高的墨西哥，周均工作时长也只是略多于43个小时，而我国劳动法的法定周平均时长，则是44小时。
也有观点认为996并非一种强制，而是市场供需博弈后达成的平衡。
谷雨实验室和镝数联合进行的一项关于“为钱加班意愿”调查显示，八成职场人每周都有加班，且一半都属于无偿加班。调查中，普通员工普遍表示“只要有钱一切好说”（占比51.11%）。职位越高，愿意为钱加班的比例则越低。全国总工会开展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仅有44%的职工表示自己拿到了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加班费，或者被安排了倒休。剩下的56%当然就属于“无偿为公司奉献”了。没有加班费，只有“心灵鸡汤”的加班，年轻人当然无法接受。
科技评论人士曹政曾梳理了科技公司加班所经历的四个历史阶段：宅男蹭网阶段、为梦想奋斗阶段、不拼就会死的阶段、最不缺的就是肯加班的程序员。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希望程序员都懂一点逻辑，你恨996，这是政治正确，但你要能理解，那些知名企业敢强推996，底气在于，你不爱来没关系，后面有的是排队来的……996是个市场选择，不是某个企业家、某个企业可以只手遮天的，没有谁有这个本事，给他们底气的，是那些排队等offer的应聘者。”
拼命工作的文化，正在从流水线工厂扩散到科技公司的写字楼，这也是从美国到中国，科技公司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
格子衬衫、黑色双肩电脑包和不断后退的发际线，一直是外界对于程序员的刻板印象。知名的Stack Overflow通过对覆盖了全球 179 个国家和地区、接近 9 万名软件开发者的统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精准的程序员画像：20-35 岁的开发者仍然是全球软件行业的中坚力量，占比接近 70%；有超过 50% 的开发者每周的工作时间为 40-44 小时，而每周工作超过 70 小时的人数仅为 2%，996比并非这一群体的工作常态。
此前，BOSS直聘联合微博职场共同发起“2019职场人加班现状调查”，一周内收到2268位职场人反馈，经过调研分析发现，只有10.6%的职场人基本不加班，近九成的人都难逃加班命运。其中45.5%的职场人每周加班2到3天，更有24.7%的人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在接受调研的人群中，90后和95后面临的加班情况最为严重。其中在“每天都加班”的职场人中，年龄越小的群体比例越高，95后所占比例高居榜首，有31.28%的95后在此之列；有44%的职场人有过加班超过零点的经历，其中有9.3%的人回家时间在午夜2点到4点之间，此外，还有4.5%的职场人曾经通宵在公司加班，留宿公司后第二天继续上班；休息权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但受访者中仅有36.2%的职场人拥有双休日；“碍于面子“或成加班现状罪魁祸首。在选择加班的人群中，有41.6%是因为工作没完成，还有10.5%的人是因为喜欢工作，主动自愿加班。其余近半数的职场人选择加班并非因为工作，其中42.7%的人或因老板未走，或因同事未走而选择留下。很多人对如此加班的性价比打上了一个问号。
在硅谷，工作至死的文化有着巨大市场，工作狂也被标榜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Facebook会举办通宵达旦的编程马拉松活动，谷歌也有周末激光枪对战赛。而创业公司对于加班更是有着格外的偏执。
许多硅谷高管本人就是工作狂。Space X和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2018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谈到自己47岁生日只能在工厂里熬通宵时，也颇为感慨：“没朋友，什么都没有。”与平时每周工作120小时的日子没什么区别。他说：“我彻底牺牲了和孩子们、朋友们见面的时间。”他已经有将近20年没有休过时长为一周的假了。
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就不喜欢工作和生活平衡的提法，他建议新员工不把生活和工作看作取舍关系，而应视为一种“和谐”，不需要被平衡的；贝佐斯对工作的狂热、对数据的迷恋，也缔造了今日亚马逊的巨大成功——一切信息尽在数据掌控之中：对外，顾客的一切喜好都能得以发现和挖掘；对内，员工的表现也逃不过亚马逊的眼睛在亚马逊的仓库中，工人们受到复杂的电子系统监控，手腕上戴着计步器，亚马逊因此能准确跟踪到员工分拣商品和包装商品的速度。这套系统对员工的休息时间和工作量做出严格限制，如果没有达成工作量和休息时间过长，员工就会收到警告。亚马逊贝佐斯所倡导的“工作即生活”也得到了不少员工的支持，一位亚马逊前高级产品经理在问答社区Quora上“贝佐斯是个工作狂”问题下回答说，“对于巨星贝佐斯来说，他的工作的意思和我们这些社畜来说，完全是两码事。他没有老板需要去汇报。他回复一封邮件只需要一个问号就够了。工作对他来说就跟玩儿似的。贝佐斯比办公室里的所有员工都要聪明，除了Werner Vogels等少数专家，但这些专家也只是在自己狭小的专业领域里比贝佐斯懂得略多点而已……如果你也和贝佐斯一样找到自己的梦想，工作就是一种莫大的乐趣。”
雅虎首席执行官玛丽莎·梅耶尔大谈自己生下孩子两周后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此前她在谷歌时每周的工作时长竟然达到了130个小时。后来，雅虎公司告诉员工，他们以后不能在家工作了；著名投资人马克·库班在其博客中写道，他在创办第一家公司时，一心一意想要取得生意上的成功，以至于连续7年没有休息；苹果CEO库克每天凌晨3点45起床锻炼和查看邮件；推特CEO多尔西以工作日每天只吃一顿饭而闻名，这使他受到不少争议。2019年，多尔西向美国CNBC新闻网道出了他这么吃的原因：“这可以帮助我更有效地工作，让我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工作上。”
从中国的996到硅谷的工作即生活，这背后隐藏着一套老板对员工灌输的奋斗乌托邦逻辑：如果你在几年里不舍昼夜地高强度工作，您将获得高薪水、员工福利（比如免费三餐、班车等）和巨大的股票期权收益，强者都在996，只有弱者才会朝九晚五，这种承诺和对赌背后，正是推动包括程序员在内的互联网民工奋斗的原动力。这套乌托邦背后最核心的部分在于期权文化。对员工而言，期权比现金更好，因为它提供的致富机会不仅远远大于工资，还可能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因此期权激发了员工创造力、工作热情，以及提高了员工对公司效力的忠诚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股票期权已成为高技术行业的一个通用的激励模式。
纳斯达克就是创业公司们的圣殿，在那里，他们曾经听到的承诺会得以兑现。1971年，全美证券商协会创建了纳斯达克，它利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技术，把500多个做市商的买卖终端和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数据中心衔接起来，构成一个数据交流网络，确立了为“尚不具备条件在纽约证券买卖所上市的中小企业股票提供场外买卖效劳的市场”的定位，并打上了深深的科技烙印。纳斯达克见证了从乔布斯到扎克伯格等一批互联网巨富的诞生。
当疲惫变成一种荣誉勋章时，这对员工和企业来说都是拉响了警报。
2015年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发布的一项基于60万份个人数据的研究显示，与每周工作35至40小时的人士相比，每周工作超过55个小时的人士患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更高；2010年，芬兰、英国的研究人员在《欧洲心脏》杂志上，发表了一项长达11年的研究成果：每天加班超过3小时，将导致忧郁、焦虑或失眠，罹患心脏病的几率更高出60%；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当我们超过40岁，大脑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就不再适合每周5天朝九晚五的压力与重复，一周超过25小时的工作就可能对智力造成损伤。
长时间加班的效率也令人怀疑。
八小时工作制是一项对劳动时间的倡导，主张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应不超过八个小时。这一制度最早由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于1817年8月提出。其后由于欧美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不断加剧，最终北美的工人率先实行并走上街头抗议，倡导实行八小时工作制。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爆发了历史最大的罢工，也正是以倡导八小时工作制为目标进行的。
事实上，这也符合人们一天劳动时间的合理上限。早在上世纪初期，福特汽车用大量的实验揭示了获得工人的最大工作效率的最佳工作时长。他们发现这“最佳击球点”是每周工作40小时——而且，虽然每周多增加20小时的工作能少量的提高工作效率，但这种提高只会持续3到4周，接着就会转为负增长。在由于世界经济论坛评选的全球前十名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中，有六个(瑞典、芬兰、德国、荷兰、丹麦，和英国)是立法禁止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
微软在2019年夏天在日本引进了一个名为“工作生活选择挑战”的项目，八月的每个周五都会关闭办公室，让所有员工每周都能多放一天假。除了缩短工作时间外，经理还敦促员工减少开会和回复电邮的时间。经理建议，会议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并鼓励员工使用（微软的）在线消息应用，减少开会次数。微软日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Takuya Hirano在公司的官网声明中表示，“我希望员工思考并体验如何在减少20%工作时间的情况下实现同样的结果。”每周工作四天在试行一个月后，微软发布声明称，在上述试验期间，92%的微软日本公司员工表示，他们更喜欢这种一周只工作四天的工作制，这些员工在工作期间的休息时间减少了25%、每周少工作一天让办公室的用电量减少了23%、员工使用的打印纸纸张减少了59%，但公司销售额却大幅增加，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39.9%，将近四成。
新冠疫情冲击之下，苹果、谷歌、Facebook、LinkedIn和优步推出了新的在家工作政策，也促成了对于工作和生活再平衡的反思。谷歌在危机期间延长了一项特殊的带薪休假计划，给予长达14周的带薪休假（或28周的半休假），以帮助其十万多名员工照顾亲人。
硅谷的工作至死的文化正在悄然转变。
（本文节选自波波夫新近出版的新书《倦怠：为何我们不想工作》，东方出版社202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