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朱天元

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与历史记忆的唐王朝，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不仅是一个朝代与时间段而存在。它意味着唐诗的风流、万国来朝的辉煌以及多元文明的荟萃与交融。这种辉煌与开放，与宋代以来渐趋保守、内省的文化性格以及民族本位思想的兴起形成了一组鲜明的对照。历史学者傅乐成认为，唐代文化的源流来自于魏晋清谈、西域影响的佛化与胡化以及受到外来文化影响下对于儒家夷夏思想的淡漠。而唐王朝的立国基础，也兼容了北方草原、沙漠游牧民族和中原汉地的多重影响，这种多元的性格也形塑了唐王朝的统治者认识周边世界与塑造自身合法性的思维。唐王朝的风貌与对于多元文明的包容，也是来自于它与传统的以儒法官僚作为内政的统治基础，以朝贡体系作为天下观的单一属性的中原王朝的继承与改造。

以色列学者A·M·艾兹赫德在《唐朝中国：世界中的历史崛起》一书中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第一个千年，唐代中国的经济总量无论是人均还是总量，都是当时东西方世界当之无愧的中心，而在与当时的世界性帝国——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基督教欧洲的对照中，唐王朝无论在国家治理、文化成就都呈现出更为世界主义与普世性的成就。在二十世纪全球史以及新文化史对于传统政治史与外交史的反思之下，如何在唐王朝多重文明体系的基点上，重新看待中国与世界以及世界与中国的关系，成为了今天很多历史学者试图再次挑战与思考的目标。

今年后浪出版公司出版了唐史学者王贞平的著作《多极亚洲中的唐朝》，这位具有家学渊源，并曾亲炙杜希德、牟复礼、刘子健三位北美汉学名家的历史学者，创造性地用国际关系中的软实力视角重新勾勒出唐代政治精英经略周边，纵横捭阖的并以此向四周辐射文化软实力的图景。他认为唐王朝的对外政策，不是传统的单极的册封-朝贡体系的移植，而是实力至上的现实主义以及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结合。与北美汉学研究相同的是，王贞平对于唐代外交与政治的研究中，采用了大量现代国际政治学的理论与比较的视野。其中同样也折射出他对今天世界政治的忧思与关怀，研究、解读一千多年以前的东亚与中亚世界，能否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世界政治的权力格局？将近三十年前，福山“历史终结论”刚刚出炉时，促使王贞平开始构思《多极亚洲中的唐朝》，然而今天的我们重新阅读这两部看似主题相距遥远的作品，恐怕却有着相似的感受——历史未曾终结，人类却在历史相似的律动中，重复着往日相似的错讹和冲动。

问=经济观察报

答=王贞平

你早年受到过中国传统学术熏陶，又曾在欧美师承杜希德、牟复礼、刘子健三位汉学大家。想请你比较一下，中国的隋唐史研究与欧美汉学、以及日本的相关研究各有什么特点，又有什么可供彼此借鉴之处？

这是个涉及中、美、日学术传统的大问题。我只能以在三地求学、受教的有限经历，从方法论的角度略做说明。

精研史料是东西方汉学大家治学的共通点。牟复礼曾就读南京金陵大学，受过历史学的本科训练。在课上，他要求博士生各选一种体例的史料（正史、地方志等），探讨其中的记载从何而来，是否根据更原始的材料写成，以求得对史料的完整理解。

杜希德师承欧洲汉学重镇莱顿大学的龙彼得先生(Piet van der Loon)，接受了基于语言学的传统训练：重视掌握古文字、外来语文，以分析的态度看待、评估史料。我在和杜先生修课时，翻译过中国及日本的部分史料。进入论文研究阶段后，我每周与先生见面，呈交前一周所做的史料英译，报告我对材料的理解和从中得出的看法。先生订正我的英译，对我的观点或提出改进意见，或加以驳正。我也曾在京都大学研修一年，领略了日本教授对博士生的训练。

牟、杜二先生及日本教授们的学问扎实、不尚空谈，与乾嘉之学、陈垣的“史源学”及家父的版本校勘研究有相通之处。1960年代，一些美国年轻学者提倡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批评老派欧洲汉学迂腐过时。杜先生在《为汉学孤独地喝彩》一文中指出：两者不必互相排斥，应该相辅相成。如果不具备扎实的语文训练，不能读通、评估史料，在研究中国史时难免流于社会科学的理论空谈。

大师们注重在精研史料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家父曾多次指点我：“读书得问”是治学的基本门径。要“读人人都读得到的史料，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杜先生强调，只有把对问题的初步解答“概念化”，才能逐步形成自己的学问。他要求我压缩对问题的解释，由一页减为一行，反复修正后最终概括为一个字。我在研究唐代对外关系中提出“相互的一己利益”(mutual self-interest)、“多极”(multi-polarity)、“开放网络”(open network)等概念，都是在杜先生的督导下逐步形成的。

刘子健擅长对宋代政治运作做概念化解读。他常常追问学生：“你对史料所做的梳理、考证，究竟能对历史事件、人物做出什么解释呢？”刘先生在《史学的方法、技术和危机》一文中总结毕生的治学经验，提出“大题小做”，“小题大做”等研究路径。前者指：选择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大题目”之中的小关节做研究。后者指：题目虽小，但要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背景中考察小问题，再以小的结论补充、修正、乃至推翻大的看法。

杜先生曾在《剑桥中国史·总序》中写道：“中国历史是人类共同遗产的一部分”。东西方学者在撰述中国历史时，有着相互学习、切磋的广阔的空间。

今天的西方史学理论不断发展进步，历史学研究也开始提倡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进行“跨界”。在《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一书中，你运用了大量政治学的相关理论解释唐朝的对外政策以及动机。请谈谈这对今天的隋唐史研究有哪些新的启示，是否会产生新的从未发现的问题？

西方史学理论根植于西方历史经验，这是它的局限性。但人类在如何构建社会组织、满足物质生活、处理国家关系等方面遇到过相似的挑战，西方史学理论在说明欧洲国家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时所使用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而与中国的历史经验产生了关联。这些概念、框架能启发我们思考，应该给予充分注意。但在借鉴时，不能把它们当作无所不包的一般原理来接受。相反，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历史经验观照上述概念、框架，对其有所补充，修正，乃至否定而提出新的见解。刘子健基于对宋史的研究，提出以“包容政治”解释宋代的政治运作就是一个范例。我尝试以“软实力”解释唐朝的对外政策，并对这个概念重新定义。有学者认为，我误解了“软实力”首倡者小约瑟夫·奈。其实，唐廷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所发展出来的“软实力”与小约瑟夫·奈的定义不尽相同，这毫不奇怪。唐廷的历史经验丰富了我们对“软实力”的理解。我以为，隋唐史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有重新解释的空间。这有赖于史学同行们用“新视角”审视“老问题”。这些“新解释”难免仍是一孔之见，但卻是推动历史研究的动力，也是每一代历史学者应尽的责任。

“礼”在隋唐的朝贡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样对于唐的周边国家，如何通过“礼”来确定自身在朝贡体系中的位置以及捍卫自身利益也是重要的问题。你曾经写过《唐代宾礼研究》一书，请谈谈在当时的天下秩序中，“礼”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唐王朝的统治者又如何看待作为政治符号的“礼”以及背后的价值？

学界普遍认为，贯彻实施礼制能够产生权力关系，唐廷“五礼”（吉、嘉、宾、军、凶）因而加强了唐帝在国内、外的政治权威，维护了以唐廷为中心的国内、国际政治体制。上述论断不乏精辟之处，但也有一些不足：未能将国内礼仪（吉、嘉、军、凶）与外交礼仪（宾）区分开来；也未能看到外交礼仪的表象与国际关系的本质、地缘政治的实态有分离的趋势。一些学者主张，外交礼仪是唐廷构建世界秩序的手段，是其对外关系体制的基石，提出了“朝贡体制”、“天朝礼制”、“帝国秩序”、“天下秩序”等分析框架。但是，这些提法有一个缺陷：未能准确把握“制度”（秩序、体制）这一重要概念。名符其实的制度，必须具备制裁违规者的相应手段，以维护制度的正常运作，否则所谓的“制度”只能称为“顶层设计”。依照这一观点，唐代“宾礼”显然有“制度”及“顶层设计”双重属性。唐廷依据外国来使的国际地位，确定相应的礼仪安排；对拒不接受、违背礼仪安排的来访者，可使用扣押、监禁、驱逐等惩戒手段。在这一特定环境中，“宾礼”当然具有“制度”的属性。然而，一旦越出接待外国使节的场景，进入国际地缘政治的广阔空间，“宾礼”就丧失了“制度”的属性。它不能规范外国君主的国际行为，唐廷也时常缺乏惩戒“脱轨”的外国君主，使之循规蹈矩的意愿和必要的军事手段。这时的“宾礼”和“朝贡体制”仅仅是一种 “顶层设计”。其外交礼仪安排所表达的，只是唐廷“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与其对外关系的实质不存在必然联系。拙著《唐代宾礼研究》的主要论点是“宾礼”的“去政治化”，即“宾礼”并不总是如实反映国际关系的本质。外交礼仪安排已被抽去了实质的政治内容，成为使者向东道国君主致敬，确保外交活动顺利进行的手段。无独有偶，现代的外交礼仪也有“去政治化”的特征。

官方史书出于宣传“中国中心论”的政治需要，总是将双边关系描述为“君臣”关系。虽然唐廷在特定时期确实与一些国家的君主、部落首领建立过实质性的“君臣关系”，但多数情况下，“宾礼”所表现的“君臣”关系只具有象征性意义。换言之，“宾礼”外在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中心论”与双边关系的政治内涵时常有脱节现象。出现这种名实乖离的主要原因，是亚洲一些国家的君主，已经萌生了自身的“权力中心论”。因此，在探讨唐代对外关系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被“礼制”、“册封”、“朝贡”的表象所迷惑。

唐代的核心政治集团深受北朝政治文化的影响，有很深的胡化色彩，融合了塞外与中原不同的文化要素。这种文化与认同上的杂糅性，对唐王朝的对外政策是否存在影响？

唐统治集团的主要人物无论是血统出身、生活方式、还是意识形态，都带有显著的“胡风”。他们因此而对边疆社会政治、物质生活的流动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并据此形成了自身的对外政策及战略防御思想：国际关系的常态既不是旷日持久的和平，也不是延绵不断的战争，而是时时发生的边境摩擦、冲突。这种不稳定的状况即便是处于全盛时期的唐朝，也不能完全避免。唐廷官员对此反复权衡利弊后得出的结论是：军事征服和外国君主、部落首领向唐廷效忠都是暂时现象；唐廷不应将他们所在的地区正式纳入唐朝版图。为给边境地区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最妥当的办法不是以唐廷的统治模式取代当地的权力架构，而是建立“羁縻州府”，实行间接统治。这样，即便羁縻州的首领、部民再度叛唐，唐廷也不会措手不及。

唐廷的战略防御思想也基于对边疆地域流动性的认识：不试图以有限资源建立漫长的边境线，不寻求牢固地控制广袤的边疆地区。对周边地区实行一定程度的控治之道是“纵深防御”，即在战略要地构筑城堡。但这些要塞不是要拒敌于国门之外，而是为监视对方，及时向朝廷报告敌情。一旦战事爆发，唐军将固守城池，待来犯之敌给养消耗殆尽，无力支撑下去时，再伺机反攻，击溃来敌。

唐廷对外政策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以抽象的道德原则作为决策依据。唐廷在公开场合一贯以“德”“义”包装其对外政策。但唐廷此举是为了宣示皇权的正统性，巩固皇帝的地位，主要为国内政治服务。“德治”从不是唐廷的对外政策目标。亚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不是唐朝或其它国家能够一手塑造的。为更好地应对变化中的国际环境，妥善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唐廷采用了“实用多元主义”的对外政策。即在决策时，充分考虑中国与四邻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力量对比，具体外交举措、军事行动对唐朝和相关国家所带来的后果，再决定唐廷的国际行为模式。这包括运用“软实力”、“硬实力”（军事力量），或两者兼而用之。这就是唐王朝对外政策的“合宜性”及“功效性”。

概言之，唐廷的对外政策以道德理想主义为表，现实主义为里。唐廷常常根据具体情势，以渐进、实用的方式调整对外政策。在这些政策变动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游牧民族生活、思维方式的影响。

贞观四年，西北诸蕃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台湾学者朱振宏认为“天可汗”的称号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中原王朝统治者专用的称号。游牧民族君王强盛、武功傲世者都可以袭用这一称号。在唐初的世界秩序中，除了以唐王朝为核心的世界秩序之外，是否也存在着另外的世界的秩序，比如以北亚草原为核心的一套世界观？

朱振宏教授的看法很有见地。我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权力中心论”在四邻国家的兴起。“权力中心论”指亚洲的部落集团首领在争夺霸权，力图实现区域政治统一时，声称本集团的统治有合法性，并主张对其它集团拥有实际的或预期的统治权。这不是北亚草原独特的现象，在东北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也曾出现。西汉时，日本列岛曾有一百多个小国并存；时至东汉，这个数目减少到三十几个。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动力显然是各部落首领秉持的“权力中心论”。五世纪时，大和（倭）朝廷崛起，努力建立中央极权制度，统一日本列岛。倭王的“权力中心论”也有了明确的文字表达。从埼玉县、熊本县古坟出土的铁刀铭文中出现了“大王”、“治天下”等字样。当一些亚洲国家的君主完成了内部统一之后，他们赋予“权力中心论”以新的内涵，把它作为对外扩张领土，竞争区域霸权的思想利器。他们声称本国对其它国家拥有宗主权，力图构建一个以本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高句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四世纪初，高句丽与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争夺领土，最终在五世纪末建立起一个跨越吉林南部、朝鲜北部的庞大国家，影响远及北方的扶余和肃慎。在这个过程中，高句丽为宣示王权，在扶余树立自身的权威，在414年建造的石碑碑文中使用了“恩洽于皇天”“恩养普覆”“天下四方”等表明“权力中心论”的字句。新罗在七世纪下半叶统一朝鲜半岛之后，萌生出自己的“小帝国”观念。虽然它对日本和渤海没有控制权，却认为两国是自己的“朝贡”国。无独有偶，日本同样视百济、新罗为“属国”，甚至称唐为“远蕃”。 

这些以本国“权力中心论”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观，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实态并不完全吻合，但卻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行为模式。突厥、吐蕃、南诏、回鹘先后成为令唐廷棘手的强邻。他们质疑中国的“华夷观”，挑战唐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拒绝接受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不过多数国家在与唐廷往来时，并不公开挑战唐帝的权威，而是对“朝贡体制”采取了貌合神离的实用主义态度，只在处理内政、外交有需要时，才向唐廷派出使节，或配合唐廷的对外策略，但对有损自身利益的唐廷指令决不唯命是从。高句丽、百济，新罗、渤海、日本都是例证。显然，“权力中心论”是亚洲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因之一，值得认真考察。

唐朝以开放多元著称，以唐王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与之后中原王朝（比如宋、明）的朝贡体系有何不同？

宋廷自认为继承了汉、唐德运，其外交思想、格局、交往方式都与唐代有相似之处，二者之间有传承关系。但是，宋代的国际生存环境较之唐代更为严峻。北方劲敌辽（金）崛起，迫使宋廷调整对外战略和外交手法。宋的朝贡体系因而在继承传统之中又有所变革，以“延续”和“渐变”为主要特征。

坚持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天下秩序是唐、宋两代外交思想的基石。但是，宋的外交理念虽与唐一脉相通，二者的外交成就却不可同日而语。唐太宗曾被漠北、西域君主奉为“天可汗”；唐玄宗有“吞四夷之志”，开创了开元盛世。唐朝对外关系中这一壮丽的篇章，一直延续到八世纪中叶才逐渐告一段落。北宋之初，朝廷也以“华夷一统”为外交目标，试图以武力迫使辽称臣，乃至将其铲灭。但宋朝国力不足，无法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对辽战争失败后，宋廷调整对外政策，以恢复“汉唐旧疆”为新的战略目标。宋—辽（金）对立，国际关系中出现“二元并存”的格局（黄纯艳教授语）；辽（金）公开与宋平起平坐，这些都是隋、唐时代不曾出现过的外交变局。

宋、辽各有自己的朝贡体系，体系中的各国又有地位的差别。这个特点在唐代对外关系中已经浮现，但尚未出现二强并立的局面。当时亚洲的地缘政治以多元为特点：突厥、高句丽、吐蕃、南诏先后以唐为敌；吐谷浑对唐的西北边境形成压力；回鹘向唐廷提供军事援助，不承认唐帝的政治权威；还有一些国家则游离于唐朝贡制度之外。唐廷为在多元国际社会中构建理想化的世界秩序，大力宣扬“多层次权力中心”观。它一方面声称唐为世界的中心，同时主张四邻国家之间也应相互统属。例如，唐廷认为“海东国日本为大”，而“四夷之中，突厥为大”。唐人将这种多层次世界秩序比喻为“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即华夏是太阳系的中心，其强邻好似行星，环绕太阳运转，而它们也有各的卫星国。“多层次权力中心”观是唐廷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利器；但一些邻国也利用这个观念，努力把自己打造为区域霸主，推动着北亚、东北亚各政权之间的整合，最终出现了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及其包括高丽、西夏和西北诸国的朝贡体系。

宋代“二元并存”外交格局确立之时，就是宋廷朝贡制度蜕变之始。在前来北宋“朝贡”的40个国家中，只有10个正式接受了宋朝的封号，其余的与宋没有正式的“君臣”关系。至北宋末年，宋事实上已沦为金的朝贡国。南宋在与金的对峙中处于劣势。西夏、高丽、大理及西北诸国纷纷退出宋廷的朝贡制度，这个制度已经名存实亡。唐朝的朝贡体制也曾随着国家间实力对比的消长而有所改变。安禄山之乱后，唐帝与外国君主间的“君臣”关系减少，但他们并未完全抛弃朝贡制度，其中的大多数仍然以“朝贡”的形式，与唐廷保持官方经济、文化往来。唐帝也因此而得以在礼仪层面上保全自己“天子”的形象。

虽然宋朝并不是许多国家的“宗主国”，但它的外交文书仍然视外国君主为宋帝的“外臣”。以外交辞令掩饰地缘政治真实状况，这也是唐人遗风。全盛时期的唐帝视自己为“天下共主”，赐给外国君主的国书在格式、措辞上基本与给国内臣子的诏书一致。安禄山之乱后唐朝逐渐衰落，但其外交文书的格式基本保持不变。这时的外交文书主要用于表达唐廷对双边关系的主观愿望，与这种关系的实质没有必然联系。宋廷的做法与唐廷一脉相承。为维护宋帝的“君主”地位，宋廷在与强敌往来时使用华夷话语，在不得已之时，仍然试图在外交辞令上保持与强邻地位“对等”的虚象。

整体而言，宋廷的外交体系、理念、手法在唐代就有端倪。二者之间有源流关系，但形式和内容又不尽相同。分析造成这些异同的原因，能加深我们对唐、宋时代对外关系演变的认识。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同样由此之后唐王朝对周边国家的控制逐渐衰落。请谈谈唐王朝的衰落，对与此同时的周边国家有何影响？

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标志着唐王朝由鼎盛而逐步走向衰落。唐廷不得不向回纥搬兵，借助外力平定叛乱。回纥挥师入唐，介入唐朝内部事务，表明亚洲权力格局已发生深刻的变化。唐廷对四邻投放兵力，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大大减弱，不再具备左右国际事务的能力，基本丧失了塑造亚洲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唐廷虽不再是国际社会中最显赫的一员，但仍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八世纪中叶之后，吐蕃、南昭与唐之间的竞争加剧、冲突升级，中国在亚洲的地位逐渐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唐廷与周边国家的实质性“君臣”关系大幅度减少，但仍与它们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唐廷无论是应付国内问题或处理国际关系，都比以往更需要友邻的协助。与邻国结盟，增强自身地位，求得外来军事援助，成为唐廷外交的重要内容。友邻国家为自身的生存、发展、繁荣，也乐于保持与唐廷的经济、文化交往，为本国谋利益。唐朝与邻国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亚洲的权力格局也因此而呈现出明显的“多极”特征。

我们在探索唐廷由盛而衰的原因时，应该避免“单一动因论”。既不能夸大唐朝在八世纪中叶之前的实力，视其为亚洲的霸主；也不应该低估755年安禄山之乱后唐廷的影响力，视亚洲国家一律为与唐朝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在地缘政治中，双边关系的发展从来不仅仅被某一特定因素所左右。唐廷固然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强势地位，但四邻国家却总是力图以和平或武力手段为自身谋利益。面对这种动态的国际关系，唐廷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应对方法。长城不能拒“蛮夷”于国门之外；和约、联姻也不能保证边境的长治久安。同时，唐朝和它的四邻也都意识到：它们的命运是不可避免地联结在一起的。在国际政治中并非只有竞争、摩擦、战争可言，建立有意义的相互关系于各方都有利。因此，我们在解读古代亚洲复杂的国际关系时，应该以“多元”、“相互的一己利益”、“相互依赖性”以及对外政策的“合宜性”为观察问题的出发点。

宋与辽之间签订的澶渊之盟，使很多学者认为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开始对等的互动模式开启于北宋，比如宫崎市定认为这种对立的模式开启了“民族自觉在周边民族对立之中勃兴”。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中也认为，“一直到宋代，中国和他的邻居的关系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宋朝中国已经处在一个多国的环境下，开始产生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意识”。然而在《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中，我们也发现唐代在晚期国势衰颓的过程中，在与吐蕃的互动中，也开始了对等外交的模式。我们能否认为，近世中国的国族意识在唐末，就已经产生了萌芽？

宋对辽采用“对等外交”，双方订立了“澶渊之盟”，这是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唐与吐蕃之间的“清水会盟”也是性质相同的外交活动。其实，以“对等模式”与强邻和四夷交往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侯国为求自保，图发展，以“联夷”加强自身力量，视“蛮夷”为可资利用的伙伴。在这种关系中，“蛮夷”与诸侯国之间已有某种程度的“对等”。秦、汉之际，朝廷为应对北方“蛮夷”的军事威胁，采用了“联夷以制夷”、“以夷制夷”的策略。汉武帝与大月氏联手，牵制匈奴，断其右臂。当中原朝廷向“蛮夷”求助时，无不对他们以礼相待，二者在礼仪层面上享有“对等”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史书记载的“对等”事例，有些其实是“天子”屈尊向“蛮夷”求和。汉初，朝廷在与匈奴的关系中处于劣势，不得不通过“和亲”向后者纳贡、求和。历代中原王朝为形势所迫时，都曾采用过类似的“反向朝贡”策略。李渊在太原起事之初，为避免其他中原分裂势力与突厥联手，形成对自己的南北夹击之势，决定接受突厥封号，以争取突厥支持。这其实是向突厥“称臣”。太宗也曾与突厥首领结成“香火兄弟”。传统史家对这类事件或讳莫如深，或含糊其辞，将中国皇帝向外国君主“纳贡”，记为向他们“赏赐”。

国际关系中的“对等”外交，主要通过接待礼仪、国书措辞等具体安排表现出来。但这些“对等”安排只是表象，并不简单等同于双边关系的实质。四邻国家、部落在实力提高之后，为改善自身国际地位，通常要求中国以“对等”方式接待本国君主、使节。但它们的实力显然不能与中国同日而语。唐王朝在面对强敌吐蕃时，已然力不从心，但仍设法通过“对等”的礼仪安排，在交往中维持自己“大国”的体面。因此，对外交中的“对等”事例，须做具体分析，透过现象考察双边关系的实质。

葛兆光在解释“对等外交”的思想渊源时，则将其归结为“中国意识”。宫崎市定则认为是“民族自觉”所致。他们以宋代外交为分析对象，得出的结论颇具启发性。但唐代的情形有所不同。宋人有较强烈的“领土主义”倾向，他们心目中的“国”与“汉唐旧疆”相重叠。而唐人认知中的“国”，以疆界的流动性为特点。初唐时，有人主张收回位于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的汉代四郡故地。当时朝廷中就有反对的声音。对朝鲜之役失败，进一步弱化了“领土主义”对唐外交政策的影响。

唐人及其四邻的“族群意识”也与宋人不同。学界的共识是：唐代没有泾渭分明的“华夷”之别。西方学者对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研究指出：“部”、“落”并非以“种族”为界。它们是复杂的社会组织，是包含多种民族成份的不稳定政治整合。唐时的突厥是由九个部落组成的联盟，其中的每个部落都是政治联合体，而不是单纯的种族集合体。游牧部落首领和部落联盟领袖主要依靠组织、成功实施军事行动来巩固自己的权威，争取部落民众的拥戴。如若不然，他的权力就会受到挑战。依笔者管见，这样的游牧部落在要求与唐廷“平等”交往时，其动机并不是某种共同的“民族意识”。疆域固定的“国”也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权利中心论”才是他们的主要动力。因此，当我们用“国家”、“族群意识”等近现代概念解读古代外交时，应该预留出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日本学者西嶋定生认为，在古代东亚存在着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体制，而其核心的特点是：儒学、佛教、汉字和律令制。你在书中也提到“四邻虽然推崇、引进、吸收唐朝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却未必因此在政治上服从唐朝或支持唐的地缘政治目标。借鉴唐朝的文化和制度是一些政权推进自身体制建构的手段，一些从唐朝引进的观念还常常唤醒或强化了其他政权统治者自身的政治意识。”你认为中华文化中的哪些因素促使了周边国家萌生了自身的政治意识？这种册封体制是否也在促进了“自我中心化”的产生？

“册封体制”的核心是中原王朝皇帝向外国君主授予封号，与之建立“君臣”关系。这个体制一方面突出体现了中国皇帝的“权力中心论”，同时又强化了外国君主的“自我中心化”（或“权力中心论”）。这一辩证发展过程在唐-倭（日本）交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隋唐时期，日本通过“册封体制”接触到中国的儒学、佛教和律令制度，成功地利用这些因子，推动了自身的制度建设，强化了王权。具体而言，儒学强调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推崇臣下对君主的忠孝情操；佛教被引进日本后，朝廷在各地建立“国分寺”，以此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圣德太子制定《宪法十七条》，主张君权至上；八世纪初出台的《大宝律令》则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

学界对这些历史现象的叙述大致相同，但对其产生的原因各执一词。这涉及“文化传播”研究中的不同方法论，值得注意。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持“文化发散论”或“同心圆扩展论”，认为中国与四邻之间的文化交涉是“从无到有”的授受过程，遵循线性模式。亚洲的历史就是中国文化向不同地区发散、传播的历史，整个过程有如一个同心圆。但笔者认为，在广义文化往来中虽然不乏“授受”的例证，但以“发散论”解释“权力中心论”这一政治理念在周边国家的产生、发展，流于简单化，且带有强烈的“中国中心论”色彩。我在拙著中用“唤醒”、“强化”表述外国君主的“权力中心论”与唐帝相似的政治理念之间的关系，意在指出，“权力中心论”是一种在各国已然存在的本土观念，在接触中华文化中的类似观念后，自身的内容变得更为充实，表述更加清晰。换言之， 亚洲各地区在迈向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都曾独立产生过各自的“权力中心论”。它们经过互相碰撞，取长补短，逐渐成为亚洲普世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观点不把中国文化视为母文化，其它文化为子文化。它着眼于每种文化的个性，从个性出发，寻找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认为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诸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同时并存，平行发展，又相互影响、彼此融合的样态。这在“文化传播学”的方法论上与“同心圆扩展论”有所不同。我们在分析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时，应该视个案决定解读的方法，不能一概而论。从这个观点出发不难看到，周边国家君主是通过参与“册封体制”，强化自身固有的“权力中心论”，而不是前者导致了后者的产生。五世纪时倭王与南朝宋的交往对此提供了一个范例。

当时，倭王几次要求宋廷向自己及主要下属授予军事封号（其中一些头衔是倭王自封，要求宋廷认可）。倭王主动提出上述请求，显然是受到自身“权力中心论”的驱使，意图以用宋廷的军事封号巩固自身在国内的政治中心地位，完善内部既有的权力架构，进而推动日本列岛的政治统一。值得玩味的是，接受了宋廷册封的倭王虽然成为宋帝的“外臣”，但宋廷对倭国并没有实际控制权；两国君主之间只有名义上的“君臣”关系。结果出现了宋、倭各自的“权力中心论”在不同的政治空间同时并存，互不统属，这一饶有趣味的现象。

阅读《多极亚洲中的唐朝》的过程中，经常使我联想到今天的中国与亚洲周边国家以及在世界多极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唐代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于理解今天中国的外交模式以及国际关系是否有帮助？

一部史学著作能引起读者一些共鸣，进而用历史的场景观照当今的世界，是最令作者感到欣慰的事。当今的国际社会是多极世界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仅仅在30年之前，世界的多极本质还被掩盖在单极的表象之下。当时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苏联解体，东欧变天，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之后，世界正在向单极方向发展。时至今日，国际社会的多极本质显露无疑，但我们对多极世界的认识，尚待加深。无独有偶，传统史家和一些当代学者也曾把唐代亚洲描述为唐廷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因此，回顾唐廷如何认识亚洲地缘格局的“多极性”，考量其对外政策的得失，汲取其对外用兵的经验教训，或许能对我们认识当今的世界和中国有所助益。

在古代亚洲这个舞台上，多个国家和部族为求生存和发展，有时相互竞争，有时相互冲突，有时与第三方结盟，有时又各行其是，互不往来。在这个国际社会里，权力分布呈分散状态，成员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无时不在变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变量，任何一员都难于长久地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国际社会的“多极性”，而“流动性”是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属性。自620年起到大约755年的一个多世纪中，唐朝处于上升时期，政治制度稳固，经济繁荣，军力强大。而四邻国家、部落则不时因内斗，自然灾害和相互征伐而在与中国的关系中一度处于劣势。可是，当它们在国内完成了政治统一之后，往往寻求与唐廷平起平坐，甚至因利益冲突而引发边境摩擦或大规模的战争。统一强盛的唐朝不难击败一个受内乱困扰的敌国 。一个内部动荡不安的唐朝则难于维持在对外关系中的优势，不得不放弃“君主国”的地位。

在处理多极世界中的外交关系时，唐廷采用了以“羁縻”为主轴的低调对外政策：不把“君臣”关系强加給对方，与之保持一定的政治距离，以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政治、经济或军事义务。在“羁縻”的框架之下，外国君主保持着与中国的官方文化、经济交往，卻不必付出向唐天子“称臣”的政治代价。从七世纪到八世纪初，唐先与突厥发生冲突，后与吐蕃对峙。在此期间，唐廷并不要求西域各国对中国输诚效忠，而是允许它们奉行等距离外交。“羁縻”政策具有互利的性质，使唐廷在外交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当然，唐廷的对外政策也不乏乖离“羁縻”的败笔。太宗、高宗对高句丽的战争是一个典型事例。

初唐时的高句丽志在向南扩张，称霸朝鲜半岛，对唐朝并不构成威胁。但太宗卻决意吞并高句丽，控制朝鲜半岛北部，完全将隋朝数次对高句丽用武，加速了自身灭亡的前车之鉴置于脑后。唐廷以为可以轻易征服高句丽，对战役的战略目标、作战计划缺乏周详的思考，对庞大的军费开支估计不足，更没有预见到战后在高句丽重建秩序的艰巨性。676年高宗不得不命唐军从朝鲜撤兵。唐廷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善用“软实力”（羁縻）的成功经验和滥用 “硬实力”（武力）的失败教训，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