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大多数90岁的人都会决定，这一切已经够了，是时候放松一下了，人们也会对此表示充分谅解。

然而，埃德娜·奥布莱恩（Edna O’Brien）不属于大多数人。在过去的一周里，这位爱尔兰在世的最伟大作家作为都柏林艾比剧院今年“T·S·艾略特讲座”的主讲人，发表了关于艾略特和乔伊斯的演讲。由于新冠疫情，这场演讲是在爱尔兰驻伦敦大使馆录制的，并于她生日当天播出。奥布莱恩还凭借她最新的小说《女孩》（Girl）赢得了“南岸天空艺术奖”的文学奖项，小说讲述了被尼日利亚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绑架的女孩们悲惨的、令人心碎的故事。12月15日，她庆祝了90岁生日。

她说，这是一件比较平静的事情。“我去见了我的经纪人和我儿子萨沙，还有另外一个人。我的另一个儿子卡洛住在恩尼斯基伦（北爱尔兰），所以他来不了。”

与奥布莱恩在一起有一种神奇的感觉。这不仅因为90岁的她仍然是一个迷人的存在，身材小巧，穿着黑色夹克和裙子，戴一条精致的银项链，一头红发造型完美。她租住的房子位于伦敦切尔西区的一个狭窄露台上，从楼下舒适的厨房到办公室里堆满书的书架，都有一种光环。“书占领了一切，”她笑着说，“它们哪儿都是……”

桌上摆着一个很醒目的花瓶，花瓶里有红玫瑰和黄玫瑰，随着下午的光线变暗，阴影穿过窗帘，玫瑰似乎慢慢地展开，让人感觉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整体效果既温暖又迷人，很像奥布莱恩自己。她承认最近身体不适，容易疲倦，但还是愿意投入到每一个问题中，给出深思熟虑的答案，并拒绝有所保留。

她说，那场艾略特讲座“好极了，但令人精疲力尽”。“我不太习惯演讲，真的很担心。我想让人感受到这些诗歌、这个人物、这个神秘且有时相当残忍的人，而不是把它变成八卦片段。本来应该是15分钟，结果讲了150分钟。我很高兴我这么做了，但这让我消耗太多。”

她为之“非常非常自豪”的小说《女孩》也同样令她疲惫。“我去了两次尼日利亚——那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可怕的是试着从所有这些痛苦和恐怖中创造出一个神话故事。我跟很多人交谈过——逃出来的女孩，她们的母亲及姐妹，创伤专家、医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但我必须尊重这些素材，尊重那些女孩和她们亲属的感受，同时使之不再是一个寓言——没有谎言——而是一种小小的神话，但有些人不理解。”

尤其令她失望的是该书在美国的反应，而她在那儿一直备受尊敬。“在法国，我因为这本书获了一个奖。在德国，人们很喜欢这本书，书的平装版上有很多美妙的引言。但在美国，人们说他们在等待真正的作品，也就是别人的书，”她摇了摇头，“他们想要一些东西，但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母亲为我的书感到羞耻，而村里的人使她更加羞耻。”

《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篇极其刻薄的文章，给了她进一步的打击。“那篇文章说我喜欢恐怖，当我谈到尼日利亚难民营的恐怖时，文章写道，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兴趣。我没那么蠢，也没那么傻。我不喜欢恐怖。我很害怕，也很同情那些女孩。侮辱我，侮辱我写的东西，以及我写它的理由，这非常可恶。整个语气都很伤人，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如果奥布赖恩听起来很疲倦，那是因为她以前遭受过批评指责，很多很多次。1958年，她的第一部小说《乡村女孩》（The Country Girls）仅用了三周时间就完成了，并于1960年出版。这部小说使得她在祖国爱尔兰遭到了广泛的谴责，更糟糕的是，还破坏了她与母亲的关系。“她为我写的书感到羞耻，而村里的人让她更加羞耻，这个障碍一直都在。”

她的第四部小说《八月是一个邪恶的月份》（August is a Wicked Month），讲述了一个婚姻不幸的女子在法国海滨渡假胜地的肉欲觉醒，在媒体上遭到了“绝对猛烈的抨击”，此书在爱尔兰被禁。2002年的《森林里》（In The Forest）写的是爱尔兰一起臭名昭著的真实谋杀案，同样受到严厉的攻击，评论家芬坦·奥图尔在《爱尔兰时报》上称她为“道德上的罪犯”。

媒体曾把她描绘成一个派对女郎，她的房子是无休止的社交旋风，她和世界上最迷人的男人——从马龙·白兰度到罗伯特·米彻姆——一起共度时光。她说：“这实际上是他们对我的生活的看法，而不是我的生活方式。”她指出，在大多数派对上，她都是在“做饭”。“《名利场》称我为‘西方世界的花花女郎’，并没有恶意，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养大两个孩子，也不会写28本书、剧本和其他东西了。”

如今，她已经被一个更现代化、更少羞耻感的爱尔兰所接纳，许多人承认这个国家正在赶上她的思维方式。“迈克尔·D·希金斯总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谈到了人们故意对我怀有恶意，并谈到为什么会这样。我的书并不憎恨爱尔兰，但（爱尔兰作家）罗西塔·斯威特曼告诉我，是我的诚实冒犯了人们。一直以来，我写任何东西都力求诚实。让我受伤的是，攻击针对的是我，而不是人们读到的作品。”

在这里，我不得不承认，十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年轻而幼稚的评论家，坚信即使是你最崇拜的作家，也决不应该让他们免于批评，因此我写了一篇非常不厚道的文章评论奥布莱恩2006年的小说《夜晚之光》（The Light of Evening），发表在《观察家》上。奥布莱恩告诉我，那篇文章“非常伤人”，但她接受了我的道歉，并承认这本书“一文不值”。

“语言的奥秘和奇迹，正如卡里克弗格斯那首动听的歌所唱的那样，带着我继续走下去。”

“我写《夜晚之光》时陷入了困境，因为写的是我母亲，我对她的态度有点儿模棱两可。这本书是在她去世后不久写的，我的内心感到内疚、解脱和困惑，也许这意味着我并没有完全掌控这些素材。”

她微笑着，所有残存的紧张感都消失了。“此外，掩饰一些事情，并假装我没有犯错，这是毫无意义的——我已经回顾了我一生中的三本书，这三本书都给我惹了不少麻烦。”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作家都选择退回到自我的世界，奥布莱恩却欣然拥抱风险，她把这一点归因于她的短篇小说创作，尤其是一篇关于一名爱尔兰工人的故事，写作前她在伦敦北部的酒吧里进行了采访。她说：“它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式，从那以后，我对我所写的每一件事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我希望我写作的出发点是关于情感的，关于如何进入其中，并把它表达出来。我喜爱的作家（从大师契诃夫到苏格兰实验作家大卫·基南），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我认为一个人必须不断学习，学习会变得越来越难，因为你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你不想重复你自己，必须写出新的东西。”

回顾过去，有没有哪本书地位很特别？“60多年前，当我完成《乡村女孩》时，我很惊讶自己竟然写完了，”她说，“这是一本挺有趣的书，但我写它的时候一直在哭，所以这正好说明了一个人可以有多虚伪。但无论如何我已经写了一本书，在此之前我只写过一篇关于天空的伤感文章，所以它在我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就像是让我离开的垫脚石。”

有什么遗憾吗?“我确实很遗憾，因为我不得不开始更多地与人隔绝，在疫情之前就是如此，因为我只有这么多能量。有时我对别人的判断太草率了。我也希望自己在钱的问题上能更明智一些——我想这是我的基因，我父亲的家族花起钱来也是大手大脚的。”

她停顿了一会。“在很多方面，我的人生都没有那么辉煌。人生挺艰难的，这不是自怜，但有一点是真的，那就是语言、语言的奥秘和语言的奇迹，就像卡里克弗格斯那首动听的歌所唱的那样，带着我继续走下去……伟大语言的丰富性。”

她还希望写最后一本书。“我确实想再写一本书，但我不确定我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支撑我写完，”她带着一丝遗憾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但我知道我总是靠真实和感情来写作。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些品质，将来也不会。”

（翻译：刘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