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老先生去世了，其著作《叫魂》又被媒体和书评人拿出来热炒。此书我大概十年前看过，当时被引进的一大波海外史学家还包括史景迁、卜正民、史华兹等，长销不衰者当然是华人学者黄仁宇、唐德刚的作品。

十年间，中国历史的通俗解读，已经有了更多本土作家的参与。但真正让人大开眼界的，仍然是海外汉学者的作品，比如日本东洋史学者（代表作为广西师大版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比如《天国之秋》、《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作者裴士锋……让我奇怪的是，有一位大家一直没有进入中国读书界的主流，一直不温不火，那就是兼具中日文化滋养的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其《甲午战争》（大江不流）在2014年两甲子的纪念日，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和重新发掘。此乃一大憾事。

重新翻出我在10年前写的一篇书评，以此纪念那些让我们重新想象的汉学家们，他们的作品让我们可以重新构想另一个中国，另一种可能的历史。

历史如何成为小说：从黄仁宇到史景迁

黄锫坚 2005年5月25日

有个翻译笑话似乎已成为经典。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其著作《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提到《孟子》中的一句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而中译者居然将之译成：门修斯（Mencius）的格言“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太阳，居于民众之上的也只有一个帝王”……。按此成例，孔子恐怕只得译成“孔修斯” （Confucius）了。

孟子经由西洋重返中国，这个过程有点像猜谜。谜底揭晓，人们捧腹大笑。不过，这个笑话其实凸现了历史文献抵达今日读者所经历的辗转旅途。试想书市诸多海外汉学名著，从费正清、史景迁到孔飞力的作品，不都经历这样的翻译之旅吗？

汉语并非他们的母语，这些迷上中国历史的洋学者，钻进浩瀚的文言典籍、奏章县志，挖掘琐碎的史料，编织成扣人心弦的故事。他们的英文作品，通过中国译者之手，再转变成现代汉语，呈现在我们眼前。

正如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所言，“读者和我都想发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连续，但对明代中国来讲，我们都是陌生人。”文言阅读能力早已退化的读者，不仅需通过两重翻译，才能知晓孔孟名言的含义；而且，我们似乎也只有经由海外汉学这一棱镜，才能理解我们的古人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

对我而言，最早的历史向导，应该是黄仁宇。这位置身大洋彼岸，但心系中国的历史学家，让人颇感亲切。他曾解释，他所提倡的大历史观不是从书本、从个人聪明才智领悟得来的。他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早年从军，参与抗战，中年之后，在美打工、教学。这样一来，他的研究眼界自有其开阔之处，对中国命运之关切，也从字里行间时时溢出。

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历史到底有何实用意义呢？面对美国学生，黄仁宇也曾自问：他们或她们须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与他们日后立身处世有何用场？他认为，《二十四史》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节妇的记录与今人甚少关系，而《资治通鉴》之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所以，黄仁宇多次提及，他写历史，更多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而过去的史书则多半采取“应当如是”的道德角度。

黄仁宇的历史书写，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一直笼罩在中国人头上，如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统概括，即是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在科学史领域，问题化形为“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黄仁宇的关注点在经济领域。在他看来，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具体而言，他将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比喻成 “潜水艇三明治”，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乃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组织，乃成千上万的农民。而基本的组织原则，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

半个世纪前，中国史学界有一个盛极一时的话题，即明朝是否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个争论无疑也波及黄仁宇的思维，他所撰写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曾对此作出响应。仔细列举和辨析“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诸多含义后，他打了个比方，“一走兽有别于一飞禽，其间关系着两方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仅以‘没有翅膀’作一切之解释”。所以，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他的回答是，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接下来的回答更精妙：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

在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笼罩下，那些所谓的英雄和领袖，无须用贤愚得失来考察，因为他们的行为不足以更改历史发展的程序。在《万历十五年》中，出场的人物包括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名士李贽等等，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黄仁宇说，“这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在目的性过强的历史观辐射之下，这形形色色的个体，不仅是制度的牺牲品，也成为观念的工具，丧失了鲜活的个性。黄仁宇曾以李尉昂为笔名，发表过两部历史小说：《长沙白茉莉》与《汴京残梦》。即便在小说中，他也没有摆脱人物服务于理念的功利性。所以，一位评论者如是评价：“在这种史观影响下，李尉昂小说中的重点不在人物的传奇。相反地，读者经常被引导去看主角所处的时代背景。小说中的主角，反而像是被过于抢眼的舞台背景给掩盖住了。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李尉昂的小说里，背景才是主角。 ”

中国为什么失败，中国该怎样现代化，这样的问题始终萦绕在黄仁宇的历史叙述中，无形中成了他的精神包袱。当史景迁、孔飞力等人进入我们视野时，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出现了。牵引着我们进入历史隧道的，不再是对问题的苦苦求索，而是窥探古代世界的好奇心。

卜正民很好的描述了这种差别：“中国的历史学家寻求理解中国历史，因为他们关心构成今天中国的种族或民族身份认同的基础，而我则不必被束缚于将明代中国作为一个无法逃脱的过去。相反，它是一份如果我选择就可以自由接受的遗产。”他认为，这种自由是一种绝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没有的奢侈品。

《万历十五年》截取历史年轮之一个断片，以此映照整个枝干的来龙去脉。这一作法被很多人仿效，尤其在国内，出现了《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转折年代 ——1947》等多部作品。孔飞力的《叫魂》似乎也类似，事件发生于1768年。不过，孔的讲述更像一个扣人心弦的侦探故事。在这场大恐慌中，一种名为 “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四个月的清剿似乎找到了谣言的源头，但又与乾隆想象的重大阴谋相差甚远。这个捕风捉影的案子，只是百姓间的妒忌与陷害，根本无涉政治意图。最终结果，是很多异乡乞丐和僧道受到了迫害。

最让我惊讶的是那个年代关于灵魂和躯体的观念。在当时人的信念中，灵魂和肉身可以分离，人如果长时间离开了自己的灵魂，就会生病或者死去，而术士能够通过与人身体有关的任何物件来实施偷魂，包括头发、衣服，甚至人的名字。从今日的汉语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残存的气息，如失魂落魄、勾魂、鬼魂、招魂。仔细辨析，其实都很有来历。当我们尝试着以古人的想象来面对世界，那将是一种别致的体验。

借着神奇的叫魂案，孔飞力呈现出乾隆年间的多重社会现实，如人口流动、人心向背、判案程序等等。他的眼睛盯着如下问题：官僚体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200多年后的非典恐慌，将这些问题又一次抛到勤于思索的人们头上。

如果说孔飞力的故事仍然是通过事件来说明社会问题。那么，到了史景迁那里，人成为真正的主角。他的历史叙述，也就进一步从历史走进了文学的范畴。《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讲述了从康有为、鲁迅到丁玲等一系列作家的心灵求索，揭示了个人与社会时而贴近、时而远离的关系，展现出心灵在冷酷社会现实中的痛苦和挣扎。将人而非社会置于舞台中央，这个特点从史景迁作品的名称就可看出：《“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皇帝与秀才》、《曹寅与康熙》……

米兰·昆德拉曾多次强调小说不同于历史、哲学、大众媒体的特质。他区分过两类小说：一是审视人类存在的历史范畴的小说，一是表现特定的历史环境的小说，是对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的描述，一种小说化的历史记录。按这样的分类，我们可以设想，将历史和小说分别置于一条线的两段。越靠近小说一端，人的存在越凸现为问题。越靠近历史一端，社会和理念越成为主角。将诸多海外历史学家放在这条线上，史景迁的作品，无疑更靠近小说这一侧。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的角色，则不可免地经历昆德拉所说的“化约的漩涡” （whirlpool of reduction），成了那些历史上非事件性因素的棋子，失落了他们独立的生命力。

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基于这个理由，在我看来，为小说写书评，不但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对优秀作品，更是暴殄天物。所以，关于史景迁的作品，最好的评论方式，还是少说为妙。读者只需跟随这位“故事大王”，走进历史现场，与主角一起作出人生的选择，梦着他们的梦，痛着他们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