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打工人”谈起：白领工作被祛魅，我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Jiemian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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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工人”谈起：白领工作被祛魅，我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从早几年的搬砖、码农，到社畜、内卷和如今的打工人，网络热词更迭的背后，是白领工作的一步步祛魅和年轻人越来越敏锐的阶级意识。

| 林子人

2月22日，广东东莞，打工人排队准备进厂打工。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没进电子厂之前我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而今我在厂里上着班，零件和零件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晚安，打工人！”

“打工人”最近成为了一个新的网络热词，与之相关的段子、表情包、视频席卷社交媒体。据网友考据，“打工人”梗源自网红“抽象带篮子”的打工人语录短视频。“带篮子”本人是一个大专毕业的小镇青年，现实中的职业原本是工厂保安。他在短视频和直播中流露出的某种正能量和讽刺调侃相互交织的情绪（“大专人，大专魂，大专都是人上人。985211毕业的将来都是给大专人打工的！”）戳中了网友的情感共鸣点，让“打工人”梗迅速出圈。一时间，似乎人人都发出了“打工人”的自嘲。

值得注意的是，“打工人”是一个被在公共舆论场域声量更大的年轻网友“挪用”的概念。在不久前，恐怕没有多少年轻人愿以“打工人”称呼自己，相反这或许正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想要远离的一种身份和生活方式：在传统认知中，“打工人”指向的是从事体力劳动、薪资微薄的农民工，与穿着光鲜、坐在空调房的城市白领截然不同。但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发现了在白领抱负理想、地位象征的表象下的真实：只要你在雇佣劳动关系中不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你就是打工人。

毫无疑问，“打工人”梗的流行来源于劳资关系矛盾激化的现状下，年轻人对日益加剧的职场竞争和生存压力的调侃和自嘲。界面新闻记者刘雨静分析认为，“打工人”梗是近年来流行文化“下流化”的最新篇章：“当下年轻人中的主流互联网语境，已经不再是体面精致的中产阶级和机场成功学织造出的‘人人皆可走上人生巅峰’的梦，而是愈发引起人们关注的行业内卷、996和007工作制和对低线市场及小镇青年的关注。”

从早几年的搬砖、码农，到社畜、内卷和如今的打工人，网络热词更迭的背后是白领工作的一步步祛魅，以及年轻人越来越敏锐的阶级意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高速增长期被遮蔽的种种隐忧——劳资关系不对等、社会流动性收紧——也开始在当下中国人的生命经验中浮现。很大程度上来说，它们其实是近四十年来全球劳动者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中国劳动者在近年来感受到了某种同时性。白领工作曾在20世纪为创造一个空前庞大的中产群体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何它的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人质疑？更重要的是，在白领工作被祛魅后，我们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白领工作兴起：成为“人上人”和自愿加班

在1951年首次出版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将一个新阶级的兴起——白领工作者——视作美国中产社会形成的标志。

这个阶级的兴起始于20世纪初：各大城市开始兴建雄伟的办公大楼，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等知名建筑师设计了许多办公大楼。这些规整气派的办公室为人们逃离乏味的工厂生活和辛苦劳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此同时工业化也催生了越来越多的行政工作。美国作家尼基尔·萨瓦尔（Nikil Saval）在《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一书中写道，到20世纪中期，在一些最雄伟的办公大楼成为城市标志性建筑的同时，“白领工人所获得的威望和象征的权力是其他所不能提供和赋予的。”

《隔间：办公室进化史》
[美] 尼基尔‧萨瓦尔著吕宇珺译
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

作为蓝领工作更佳替代选项，白领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人对工作的看法。美国明德学院副教授杰米·麦克卡伦（Jamie McCallum）指出，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白领工作岗位（即那些涉及非常规分析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工作）的数量超过了体力劳动岗位的数量，这产生的一个结果是，直至今日，劳动者都被要求做更多决策、有更多认知投入。劳动者拥有更多自由裁量权的事实提升了白领工作的地位，让劳动者感受到了自己的工作“具有战略性意义”。

1980年代到1990年代是另一个形塑白领工作文化的时间节点。硅谷的工作形态成为了全美乃至全球的职场风向标：创业潮为投身其中的脑力工作者许诺了了“任人唯贤”和“一夜暴富”，转而又化作了敦促人们全天候工作的狂热动力。

与此同时，去层级化和工作娱乐化也是硅谷科技公司的显著特点。“创业公司创始之初，沿袭了（斯坦福、伯克利）这些大学校园的生活方式；等公司逐渐壮大之后，这些从校园生活沿袭的传统则被列入了制度。硅谷这种普遍的乐趣满满的办公室生活方式被当作传奇载入了各种文字记录中。”萨瓦尔指出，许多硅谷公司提供桌上足球机等娱乐设备，甚至设立娱乐休闲中心和游泳池；不要求员工穿西装打领带上班；打造开放式办公空间；允许弹性工作时间、轮岗和自主成立工作小组；组织各种周末团建活动。

近年来，谷歌、苹果等大公司营建的办公总部更是仿佛自给自足的小镇，能够满足员工的所有生活需求，不少中国科技公司欣然效仿。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当员工能在办公室获得一切想要的生活便利和娱乐选项，也就意味着他们会在办公室里待更久，工作更长时间。

有趣的是，员工们往往是自发自愿这么做的。在萨瓦尔看来，对自发性的强调、对娱乐性的压倒性关注和兄弟会般的气氛，不仅消解了工作和闲暇的区分，而且打造出了一种“你是在为自己做有意义的工作”的企业文化：

“这广泛传播的企业文化让网络公司的员工们觉得自己就是艺术家，自主、自由又自在。人们只要相信自己是在创造新的东西，是在从事一种新的工作，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了自己，那么他们就更容易长久地工作。”

事实上，学界早就发现了企业文化在唤起员工工作积极性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被时间绑死》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向读者展示了一家财富500强公司如何利用企业文化塑造一种家庭般的氛围，吸引员工在公司获得满足感和归属感。尽管受访者都表示“家庭是最重要的”，但他们在家中的时间越来越少，生活重心完全调转，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暗示的，“职场成为了家，家成为了职场。”

20世纪中叶至今，执全球经济牛耳的美国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作立下了范本，后发国家在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亦借鉴了美国式的雇佣劳动关系和工作模式。各类新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不仅为新兴市场的年轻白领提供了大量工作和阶级晋升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赋予了他们某种全新的意义感。英国印度裔作家拉纳·达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在德里观察到，自印度1991年放弃中央计划经济、接受开放市场和自由企业的经济原则后，年轻人开始拼命工作，肆意跳槽。他们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不是因为必须，只是因为喜欢：

“在企业热潮兴起的最初几年，公司本身常常变成了家庭，年轻的主管们开始发展出一种做作的企业说辞，意在把自己同血亲的气质区分开来。他们有的不再是声誉，而是品牌。他们做得好的事叫核心竞争力。他们不再思考，而是进行头脑风暴。他们的DNA来自公司，他们试图越来越多地把公司的特质化为自己的。”

被祛魅的白领：阶级上升无望，工作意义缺失

在过去四十年时间里，发达国家白领们的不安感也在逐渐增强。

这种不安感与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分别在本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管制，提倡自由市场竞争，实施大幅减税政策，并大幅度削减福利。新自由主义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席卷全球，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范式，将竞争确立为人类活动唯一合理的组织原则。

日本经济学家橘木俊诏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虽然在重建经济方面大获成功，但也引发了两个现象：一是国民贫富差距的拉大，二是减税政策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赤字。他在《格差社会》一书中写道：

“在当下的美国和日本，做大的蛋糕并不会惠及底层，只会被上层独享。也就是富裕的人更加富裕，贫困的人更加贫困。”

1980年代和1990年代见证了美国职场的大转向：福利削减，工资增速放缓，大规模裁员，工会式微……美国制造业工人从1979年的1940万人降到了2005年的1430万人，1980年美国最大的500家工厂到1990年已消失了1/3。白领也没有逃过大规模裁员——仅1990年到1992年间，就有110万办公室员工被裁，第一次超过了蓝领的裁员规模。这波裁员潮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层管理者，而这些岗位恰恰是美国中产的基石和理想。

萨瓦尔指出，与1980年代裁员潮同步发生的，是美国公司终身雇佣制度的逐步消亡，“打临工”开始成为美国劳动力市场最典型的工作形式。事实上，在欧美各国，自由职业者的比例都在攀升，这个收入不稳定、不隶属于任何组织的群体，被一些观察者称为“办公室无产阶级”或“朝不保夕阶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医保，许多人总是为经济来源发愁，但讽刺的是，他们也往往因为自主创业式的工作方式而拥有某种“自己没有被剥削”的错觉。萨瓦尔援引软件公司财捷集团（Intuit）的预测称，2020年自由职业者、临时雇员、日薪工、独立承包商将占美国劳动力市场的40%。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更是加剧了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丧失。橘木俊诏指出，多年经济不振一度导致了日本战后第二高的失业率（5.5%），且让非正规雇佣劳动者（如兼职工、劳务派遣工）的数量急剧增多。1995年到2005年被称为日本的“就业冰河期”，纪实作家稻泉连在采访了8位这一时期步入职场的日本年轻人后感叹，童年在泡沫经济时代度过的年轻人进入社会即直面“安定与增长”童话的破灭——终身雇佣和论资排辈的旧日职场规则都已不可能再存续。

收入增长陷入停滞，工作不稳定性增加的同时，加班时间越来越长、工作内容乏善可陈更是让人质疑白领工作的意义。已故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曾引述过一家分析公司在2015年对英国人进行的一场调查：37%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工作对世界完全没有有益贡献，13%表示不确定。这个调研结果佐证了格雷伯的“狗屎工作”理论，即技术进步和自动化并没有帮助人类实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预测的每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人们面对的，只是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和越来越多毫无意义的工作——许多此类工作出现于私营部门，它们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竞争和等级制。

在《工作漂流》一书中，稻泉连记录下了一位日本年轻人意识到自己做的是“狗屎工作”时的幻灭感。硕士毕业后，大野健介入职一家大型电机公司的下属研究所，他的日常工作不是以工程师身份投入新产品的研发，而是为上司撰写各种研究报告，阐释本公司产品的优势。研究所内的其他年轻同事大多为东京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京都大学等知名国立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但他们在做的也不过是同样的工作。在专注于修改自己的报告的上司身上，大野看到了自己的无望未来，“他们越优秀，则越能证实他的判断——那么厉害的人到头来也不过如此。”

近年来，上述趋势也在中国显现出来，加诸于职场人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对这一宏大社会结构的觉察，混合着工作倦怠和无力改变现状的愤懑，推动了“内卷”一词的流行。在人类学家项飙看来，当下公共话语中的“内卷”，指的是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竞争成为“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和生活和资源分配方式的原则”。这种一体化竞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收紧演变成了一种不允许失败和推出的机制。这解释了“打工人”梗的背后戏谑自嘲却又无可奈何的逻辑：“不打工就没饭吃，生活里80%的痛苦来源于打工，但你要知道，如果不打工，就会有100%的痛苦来源于没钱。”

超越“打工人”梗：如何设想劳动者的未来？

耐人寻味的是，“打工人”梗在火起来不久之后又被再度挪用：内核中批判现实的部分被抽离，或被打造为继“后浪”之后另一个强行正能量的标志，或被明星和营销号肆意使用，以此来卖萌、拗人设。对批判性话语的收编和挪用非常常见，正如戴锦华所观察到的，伴随着冷战的终结，全球范围内阶级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非法化、被取缔，然后逐渐变成了一种匿名的、在公共舆论场缺席的事实。

虽然“不可见”，但这种矛盾已经愈演愈烈。戴锦华指出，当今世界急遽出现一个全新的分化，它表现为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更严重的是，它还表现为一部分人被彻底放逐——他们不是过剩劳动力，而是结构性的多余。“因为这场新技术革命在最朴素的意义上是一轮新的自动化，人在大规模地，被进一步地被废弃。”

年轻人越来越敏锐的阶级意识或许孕育着改变的可能。在个人层面，争取懒惰权、反驳“996福报论”、呼吁降低物欲的声音正在赢得越来越多支持。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人开始积极想象一个“后资本主义”“后工作”的未来。文化研究学者王行坤认为，虽然今天的劳动者大多只能用消极反抗的方式表达不满，但如果出现大规模的消极反抗，势必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做出政策上的调整：

“我们时代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不稳定的就业甚至是失业。后工作的愿景是要通过社会斗争去消灭这些不人道的劳动形式，让人们真正去从事有意义、有成就感的实践活动。这自然意味着雇佣劳动的消失，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失。”

很多关心劳工命运的人相信，是时候对经济制度进行彻底改革了。凯恩斯的当代支持者通常支持某种形式的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通过征收增值税或资本收入税，国家为每个成年人提供合理的收入。在美国，无论是保守派阵营（比如亚当·斯密研究所）还是进步派阵营（比如绿党）都有普遍基本收入的支持者。

另一个长期不被重视但同样重要的方面是重新评估照料、关怀他人的劳动的价值。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都存在大量为人的再生产和身心健康存在的劳动，这些劳动必不可少，却在经济层面缺乏认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带来的一个意外结果是，在大量工作岗位面临自动化威胁的同时，人们也将越来越看清人类的不可替代性存在于那些提供人际关系服务的劳动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家斯图尔特·罗素（Stuart Russell）指出，这些服务只能由人类提供，或者说我们更愿意由人类提供这些服务。当大多数人将从事提供人际关系服务的工作时，我们势必需要重新衡量人类劳动的价值。

“日光之下无新事。”当下劳动者的困境和对结构性推进劳动权益保障的呼吁，可以说是某种历史的重演。在《自由主义被遗忘的历史》一书中，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历史学教授海伦娜·罗森布拉特（Helena Roseblatt）描述了19世纪西方工业化国家中新旧两种自由主义——干预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的冲突，后者的恶果在这个世纪中愈发显现出来。20世纪初，干预主义者夺得了自由主义的定义权，欧美政界人士普遍认为，国家应该采取行动消除贫困、无知、疾病和财富分配的过度不平等；不仅应当赋予人们自由，还应当赋予人们实现自由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