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佳寅

婚纱丢了。

那是妈妈在香港亲手设计制作的。妈妈告诉她，婚纱是法国式样，用足了十几米料子，托朋友带到美国去。航空公司的通知送到，第二天就是婚礼。

认识新郎时，两人都是翩翩少年。那是1949年后，许多人家因避内战逃到香港，其中就有他们两家。

长辈们牵线他俩认识，为的是日后赴美学习有个照应。因为自己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她晚了几年。他断断续续从美国给她写信，有时写自己如何在餐馆后厨独自清洗巨大的烤炉，要整个人跳进去，擦除高温的、厚厚的油渍；有时又写如何跑到深山老林里救火、伐木、扛东西、干粗活——临走的时候，母亲给了他5000美元，那是他四年大学的全部，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

很难想象，这个男孩出生在民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他的父亲叫黄奕住，是名噪一时的印尼糖王、闽商巨贾，曾在福建拥有数不清的实业与地产，也开创了大量现代公共事业，他创办的中南银行甚至是民国时期唯一获准发钞票的民营银行。黄奕住的第12个儿子，人称“十二爷”，就是他，黄世华。

黄奕住与黄世华母亲的画像（本人供图）

黄奕住原本计划得很周全，为了防止家族事业分崩离析，兄弟反目，他的遗嘱规定，遗产分配必须要等到最小的孩子成年后。父亲1945年去世时，黄世华才9岁。时局动荡，各房各寻各路。黄世华跟着自己的母亲去了香港，经济也断了家族支援。

1958年，23岁的她被菲利普斯大学（Phillips University，这所学校后来破产改名）录取，从香港坐了40天的船来到美国。黄世华已经大学毕业，他到码头接她，陪她逛校园，帮她安顿一切。几天过去了，她奇怪：“你怎么还不走？”“我就在这儿啊！”他一直保密，为了离她更近，早一步接受了Phillips University的邀请到校担任物理讲师职位。

他乡遇故知，情感自然生长。直到一天在月光下散着步，黄世华拿出母亲的戒指单膝跪地，终身就这么定下。

如果换在30年前，他们的婚礼一定是极其轰动的豪华；现在倒好，明天要结婚，婚纱丢了。

学校的戏剧系主任想起了他女儿体型相仿,家里还留着她的婚纱，于是自告奋勇，按照新娘的身材连夜改工。时间刚刚好，新娘郑大明披上嫁衣，在教授老师同学们见证下，和黄世华结为夫妇。

万里之外的香港，两位亲家母聚在一起吃了顿饭，便代表了家族的祝福。

婚礼后过了一段时间，海关打电话来，婚纱的包裹找到了，要郑大明自己去取，还要补交一笔保管费用。那可是一两百块美金，“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穷得要命，哪有这个钱！”于是，妈妈亲手做的婚纱，郑大明到现在都不知道长什么样。但她和黄世华已经携手走过60年。

郑大明（左）与黄世华（右），老爷子当时在美国，没能采访到（本人供图）

自立

拿着两人共有的1100美元积蓄，小家庭把起点设在了美国北部的俄亥俄州。这里离加拿大的亲戚比较近，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家人是社区里唯一的中国人。

郑大明在中学教法语和西班牙语。一年，一位家长突然发难。她孩子的父亲是日本移民，认定郑大明对日本人有偏见，会对孩子不好，正赶上竞选校董，便大做文章，要求学校辞退郑大明。

郑大明不是对日本侵略毫无记忆。抗战时期，泉州没有沦陷，但上空天天有日军的飞机轰炸，孩子们每天4点多被妈妈叫起来，躲到乡下去，晚上才能回家。上学后，她和同学们“卖花救国”“义演救国”。去美国的途中，船在日本短暂停留。她下船去逛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从中国抢走的宝物。

“但这不代表我仇视所有日本人。”郑大明心里委屈，但不想辩解。没想到，她自己学生的家长不干了，联合起来向学校抗议，替她讨公道。“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件好事，”郑大明想，如果不是这件事，她永远不知道自己在学生家长心里的位置。后来，那个母亲也消停了，路上碰到郑大明，也有点不好意思，道歉、解释，郑大明很坦然，“我也不觉得我需要什么道歉，也不需要怎么解释”，她觉得矛盾的缘起，只是因为不了解。

在女儿黄慧灵的童年回忆里，也有过被欺负的灰色时光，她与众不同的黄皮肤会成为同学的笑话。

女儿从没回家抱怨过，很久以后郑大明才知道这事。“我自己是这么想的，你到了一个国家，一直坚持说我是中国人，我跟你们每个人不一样，那当然就不一样。但是，我已经到了这个国家，我的中国传统一定要保证，但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要融入这个社会，就不要一直想我的不同，也不一定要怎么样去解释，总之你用行动和态度来表现，我是会尊重你的国家的，那你也需要尊重我。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话，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慧灵也渐渐想明白了这一点，她用行动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也越来越被接纳。

50岁退休是郑大明和黄世华结婚一开始就做好的约定。为此，三个孩子也是以“退休时已经成人”的时间表倒推,老大辟野,老二慧灵，老三为伟马。而在50岁之前，家庭第一。为此黄世华放弃了更高薪的大企业研发工作，安心在大学里做物理研究。郑大明教法语和西班牙语，下了课就做带着儿女上各种兴趣班的全职司机。

家里也有规矩，比如宵禁。黄慧灵小时候并不情愿，因为她总要比朋友们早离开聚会。其实，回到自己青春期时，郑大明也不理解，为什么别的孩子可以玩到尽兴，自己却一定要到点之前回家。许多年后，她们明白，“这是在保护我，教导我对自己负责，并确保我不会遇到任何麻烦。”

黄世华喜欢鼓捣机械，两个儿子就跟父亲混在一起。赛车是全家总动员的大事，黄世华还和朋友组织过Formula Super V赛车队。孩子们参加的是卡丁车,一到比赛日，全家组队，爸爸和小儿子负责后勤维修，妈妈和女儿负责加油助威，大儿子则是上场风驰电掣的那位英雄。他很有天赋，拿全国冠军的照片挂在父母的书房。

极速天然伴随着风险。大儿子受过几次伤。有一年黄世华夫妇在中国大陆，孩子们电话里轻描淡写地说他比赛又受伤了。郑大明回去后才知道，那次其实有生命危险。但即使如此，她也不会因为关心而要求儿子放弃赛车。“（家里）没有过这样的讨论。我们原来就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你要喜欢这件事，为了一件事情就放弃，那也不是好事。”

小儿子毕业于商学院，刚毕业做的是光鲜的管理工作。几年以后，他忽然间觉得没意思，原来自己最大的热情是帮助残疾孩子。于是他去了一家特殊学校做老师。“他的学生都是身体有很多问题的，但是你千万不要说他学生的坏话，在他眼里，他的学生是最好的。”郑大明竖起大拇指，这是在模仿儿子谈到学生的样子。“他是个穷光蛋，”做母亲的边说边笑，“但是他现在很快乐。”

这种快乐是可以溯源的。“从小到大，父母亲不让我们觉得自己缺什么，（缺什么）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她努力回忆，“很奇怪，其实缺的是很多的，但是我们都很快乐，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满足来源自哪里）。也许是来源于我们很多事情都在一起。”

郑大明与女儿黄慧灵（左）

庇护

“有时候我会想，我这一生，一直是……”郑大明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挑了sheltered（被庇护的）来形容想表达的状态。

她出生在福建泉州，是家里的老大。“大明”这个不那么像传统闺秀的名字，取自《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父亲是当时的《泉州日报》社长，早年闯南洋，加入革命党。郑大明印象中，他一天只需要睡3、4个小时。只要他在，家里永远宾客满满，人们在客厅谈论国事，一谈就是两三点；凌晨四点半，报社就送来当天的头版样报要他看。

“父亲是个自律的自由人”，不抽烟，不喝酒，但是，“他的脾气直爽，对你不满意的话，他不给你一点面子的。所以我们小孩子最怕他，爸爸不在家最好，（他在家）管我们管得太严了。”因此，尽管父亲愿意百忙之中抽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郑大明其实暗暗地“很高兴爸爸不在”。

母亲则是一个春风化雨的存在，管孩子用的是君子协议：“你如果不要我打骂你，就不要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在家庭面临决策的时候，母亲的意见对孩子们的命运起到了关键影响。“妈妈虽然是个家庭主妇，但她判断事情非常准确，甚至比我爸爸还要准确。”1949年，一家人面临去留。台湾首先排除，父亲想到了自己熟悉的菲律宾，但母亲坚持要去香港，理由是，菲律宾的华人社会太老旧，而香港的开放与国际化，对孩子的教育更有利。

7月，郑家人分批匆匆登上赴港的轮船。

初到香港，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内战后，香港涌入了一百多万难民，淡水限量供应，到处一片拥挤。因此全家上下加上佣人，十几个人只能挤一套房子，郑大明和7个弟妹睡两张床。

但郑大明还是度过了快乐的少女时代。她跟一位英国老师学芭蕾，老师的妈妈特别喜欢她，执意要把自己的英文名字送给她：Virginia，寓意纯洁美好。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她。

郑大明至今保持着挺直轻盈的体态，但她对芭蕾并不太执着，更喜欢把时间花在一个人静静地看书上。在泉州，她就跟着妈妈读书。福建比较开放，很早就有传教活动，母亲是一名基督徒，将所受西方与现代文化熏陶带入家庭生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巴金、钱钟书、张爱玲……一群大作家灵感源源不断地写作、出版，大量外国名著也在这个时候被翻译进入国内。“只要有新书出版，妈妈一定去买。”妈妈看完就归郑大明，很多书超出了自己的年龄，她也看得进去。第一个孩子降生，她叫他Pierre（辟野的中文名就是这样而来），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人物，《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

她记得香港的第一所学校在清水湾，校园沿着整个山坡布局，要游泳就随时下海，空气很新鲜。那是真正的乐土，因为她可以成天泡在图书馆。本来图书馆规定，要什么书只能请管理员老师去拿，郑大明是那个唯一被特许自己取书的学生。

周末，父亲会带孩子们去看戏。爸爸个子不高，走路很快，郑大明跟在后面，几乎是一路小跑。这是她印象深刻的画面，也是父女接触最多的一个夏天，父亲后来还是去了菲律宾，而母亲，在郑大明成家之后不久到了美国。

在泉州和香港，妈妈从没停过学英文。到了美国，她自己跑去找工作。在一家叫Bobbie Brooks的服装公司，她对犹豫不决的老板说，“第一个月的薪水你看着给，但是，如果第一个月试用后你觉得我可以，就要按照我要求的薪水雇佣我。”

从小，郑大明就是同学圈里穿得最漂亮的女孩。她的衣服都是母亲自己设计后找裁缝做的，每每都是泉州城找不到的新鲜款式。到香港后，母亲凭这一技之长，找上海来的裁缝根据自己的设计做出成品，供养了8个孩子。

一个月后，妈妈不仅通过了试用期，而且，“她在那家公司呆了才两年，年薪就比我和黄世华两个人加起来都高！”

“Su是那么现代，那么酷！”在郑大明女儿黄慧灵的世界里，外婆“Su”就是个超级英雄。“我妈妈不让孩子们叫她Grandma,她要他们叫她Su,也就是她的闺名‘殊’的音。”郑大明解释。

再后来黄世华的母亲也搬来同住，她一口闽南话，给这个家带来一些旧式的温柔。“不管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个有爱心、负责任的成年人在家”，黄慧灵觉得，对孩子们来说，两个祖母和父母营造了一种安全感，也构成了家庭价值观的一部分。

黄家的观海别墅远景（摄影：霍彦）

遗产

2019年的圣诞节，84岁的郑大明和丈夫，第一次在厦门过。在父亲黄奕住留下的鼓浪屿观海别墅，亘古不变的海浪拍打着百年历史的建筑，让人不禁有些时光错乱，一切都好像回到了起点。

“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过得不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穷，但通过努力，自己创造了一切可能。因此，我从内心深处认同，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是，我也为自己的中国血统感到骄傲。”说到身份认同问题，郑大明十分坦诚。

1972年之前，一家人与中国是绝缘的，更多的是不敢，怕连累国内的亲人。随着尼克松访华、兵乓外交，中美之间的坚冰消融，一个又一个报纸头条，燃起了夫妇俩的希望。他们申请回国，收到的消息是，回国可以，但不去厦门，“因为那时，厦门依然是前线”。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没多久，从国内辗转送来了一封信，中国政府邀请他们全家回来看看。其他在国外的几家看不准形势，有些犹豫，只有黄世华夫妇立即响应，带着母亲和三个孩子回来了。

在厦门，各房后代重聚，面貌处境各不相同，令人唏嘘。他们一起重新安葬了黄奕住的骨灰，“遗产”，也成了避不开的问题。

1977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侨务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清退了近百万平方米的华侨私房中，包括黄家的五座房产。“政府当时对黄家特别优待，还专门给了一笔资金补偿。”尽管这与黄奕住全盛时期的资本帝国无法相比，这笔钱均分到各房，也是不小的数目。加上黄奕住生前在海外布局的资产、事业，黄世华去香港的那一刻就觉得已经和自己无关的“遗产”，从天而降。

郑大明展示第一次回国时的家族合影（摄影：霍彦）

对于遗产，父亲生前是有详细的交代的。比如规定遗嘱财产未分割前，“所有产业均委托黄聚德堂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以及“由黄氏直系子孙世世按照顺序轮流管理”。

1980年，黄家后人再次启动了“黄聚德堂”。董事会开了两天，集体表决，将各房继承到的新加坡华侨银行股份出售，所得外汇额度全部给了当时极度需要外汇的国家。

黄奕住的遗嘱还特别规定，分配之前，要首先拿出10%，其中5%做公益，5%做教育。这让黄世华和郑大明总有不安。加上这次回国的所见所闻，他们感觉国家有太多需要发展的地方了，于是他们把退休计划中的环游世界改成了回国二次创业。启动资金便是政府补偿分到他们这一户的资金，也是父亲黄奕住的遗赠。“用父亲的钱去做父亲希望做的事。”

他们不仅要做一道中西之间的信息流通的桥梁，更要兼起渠道、公关、翻译、工程等等职能。郑大明不理解很多东西，比如“动不动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说事”，为了坚持自己的底线，她打破了自己从不跟人吵架的原则。这是和在美国小城市与世无争地教书科研完全不同的人生，三个成年的孩子也并不特别理解。“当时我只觉得他们是在做生意。”黄慧灵回忆说。

1979年跟着父母来中国，17岁的慧灵第一次知道自己家族曾经“超级有钱”。

祖父给父亲小时候的那种豪门生活，黄慧灵后来在纽约一家财务咨询公司工作时见过。“乘坐私人飞机、享受美酒美食——拥有巨额财富能过成什么样子，我有一点体验。”见多了，她就思考，财富应该向哪里去。

走进自己的家族历史，她了解越多，越是钦佩祖父黄奕住。“当我看得足够多时，我意识到，财富最好的用途之一，是用它帮助其他人。但是早在20世纪初，他拥有那么多财富的时候，就知道把它用在社会福祉上！电灯、电话、自来水、交通……要知道，光是建自来水厂，就造福了成千上万人。”

和父亲相比，黄世华夫妇做的事并不起眼。其中一件，是他们为烟台市和高露洁牵线搭桥，合资建起第一家医用纱布厂。厂子建成后，夫妻俩也没担任职务，也不拿钱，就要了一些股份。后来厂子卖给别的外商，股份变现到账后，律师很惊讶：“就这么点钱？”郑大明点头：“我们就是要了这么多钱。”她最近听说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的社会企业模式，觉得当时“有点这个想法在里面，用商业的模式去做一件对社会有用的事情”。

郑大明在观海别墅

传递

他们的心愿并未了结。

“黄聚德堂”虽然有家族办公室的设计初衷，但因种种原因，很多事情实际执行时打了折扣，悬而未决。父亲遗愿总归是没有完成，这让黄世华难以释怀，而他已经是黄家唯一健在并有行动能力的二代了。

到底应该怎样谋划，才能让黄家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能够代代相传？

这也是当今中国高净值人群的集体困惑。只是夫妇俩，已经站在“特殊的二代”的位置。为了解答自己的困惑，郑大明在国内，经常会主动参加各种传承主题的会议、活动。

满头银发、体态优雅、英语流利、精力充沛，旁边的“年轻人”都开始玩手机或打盹了，她却一直在专心听讲、记笔记——见过的人都很难忘记这位老太太的与众不同，更别说了解到她的家世背景了。于是有财富管理机构在厦门举办的家族传承峰会，专门邀请她上台做嘉宾，她的分享跨越了时代，充满智慧，一下子就把听众吸引住了。

郑大明（右）受邀出席宜信财富厦门传承峰会，与宜信财富联席总裁尚筱（左）对话（主办方供图）

对于“豪门贵妇”的人设，她经常半开玩笑地回答：“我们是穷光蛋。”她更愿意聊子女教育：“我觉得培养后一代就是，第一，做喜欢的事最幸福，让孩子做他们喜欢做的事，当然你要用智慧的方法来引导，不要强迫，（强迫）其实真的得不到太好的结果；第二，越是自律越自由，一个人不自律的话，问题是很多的，特别喜欢自由的人其实是最不自由的。因为你要管你要管理好自己，要不然你一定要被人家管的。所以，家庭教育主要还是注重这两点：帮助你的孩子发展他喜欢的，然后还要帮助你的孩子怎么样子控制自己。”

在旁听妈妈的采访时，黄慧灵惊讶地发现，原来Su就是这样教育妈妈的，而妈妈把它又给了自己。但是，郑大明觉得自己比不上母亲，“我母亲教育我们的难度其实比我大多了，当时社会环境如此复杂，她要拉扯8个孩子，而我只有3个。”

在观海别墅楼顶，郑大明专门开建了一个兰花棚，花开的时候，有童年的味道——爸爸最喜欢种兰花，摘下的花放上蜜糖腌制，那是郑大明小时候心心念念的零食。

黄慧灵感觉，父母需要她。“他们一年年老去，他们已经做了这么久的工作需要继续。我们想要重新整理祖父留下的产业，通过设立基金等方式进行管理，比如投资于教育事业。中国当今领导人和政府日益开放，我觉得时机是对的。”

过去这一年，黄慧灵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中文也越来越好。她陪母亲参过一些小额公益金融项目的实地考察，给了她很多启发。

拍摄那天接近下午5点，一天中最适合人像的光线。观海别墅旁边的沙滩上，一对对的年轻情侣在拍婚纱照。“可惜爸爸还在美国，过几天才会来。”黄慧灵看着母亲站在露台上，被勾勒出一圈柔和的金色轮廓。

“女儿请过来，和妈妈有点互动。”她一个大跨步上前，一手牵起郑大明的手，另一只手扶住她的腰——

夕阳下，母女俩翩翩起舞。

郑大明与女儿黄慧灵（左）

 

摄影丨李欧文

文章授权转载自《美好家园》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