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末“新政”措施在各个领域的推行，不少地位斐然的“改良俱乐部”成员投入了政治小说创作，这一融合维新宣传和教育目标的小说形式也在二十世纪头十年迎来了黄金时代。
按：沿循莫雷蒂（Franco Moretti）在《世界文学猜想》中提出的世界文学体系概念模型，叶凯蒂也将政治小说理解为由多个变体构成的综合体系， 具有可模型化的核心特征，会在全球的流动过程中与地方经验融会、碰撞、变化。
《晚清政治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对政治小说在中国生根发展的整个历程进行了全貌呈现，更在于其展开分析的方式。其分析层次灵活出入于修辞、主题、文本、文类之间，但又紧紧围绕着世界性的文学潮流如何与地方环境相遇这个主题。
文 | 杨可（《读书》2020年10期新刊）
一九〇四年，蔡元培的白话小说《新年梦》在他参与创办的《俄事警闻》上连载。彼时他深受严复群学观念影响，相信“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矣”，因而将其对中国政治前途的憧憬托寓一梦，借“中国一民”之身观察世情、讨议国事，并最终见证中国的富强繁荣。这篇不足万言的政治小说是蔡元培唯一的白话小说， 何以蔡先生会迈出写小说这一步？《新年梦》这部小说为何被视为政治小说？写作的时点又为何在一九〇四年？美国波士顿大学叶凯蒂的《晚清政治小说》在世界性文学类型迁移流变的框架下为上述问题做了回答。一八九八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对柴四郎的经典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进行了翻译和改写，并在《清议报》上推出连载，由此，中国文学传统中并不存在的文类——政治小说——被引入了中国文学的版图。随着清末“新政”措施在各个领域的推行，不少地位斐然的“改良俱乐部”成员投入了这种融合维新宣传和教育目标的文学创作，谋求“新民”的政治小说也在二十世纪头十年迎来了黄金时代。
“尽管叶凯蒂所总结的政治小说核心特征由表及里涉及主题、情节、叙事风格等多个要素，但政治小说作为政治意涵与文学手段相结合的产物，最为突出的特点可以表述为从当下出发而超越当下，出于用世之心而达于想象之境。”
《晚清政治小说》由远及近，在切入晚清中国政治小说图景之前，先勾画了政治小说这一诞生于十九世纪的新型文类从英国发源，并逐渐传布到欧美和远东各国的迁流过程。从英国政治家迪斯累利写下《科宁斯比》开始，借理念驱动的作品向广大公众描画政治纲领、推动社会变革就是政治小说的旨趣和使命。梁启超在《饮冰室自由书》《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亦反复自陈其以小说发表政见，以期“浸润国民脑质”“于维新有功”的渴望。毋庸置疑，追求政治上的功用是政治小说的关键特征。
不过，叶凯蒂并不认为凡论及时政的就是政治小说，其定义政治小说的不是主题或标签，而是一套从重要作品中抽取出来的核心特征。沿循莫雷蒂（Franco Moretti）在《世界文学猜想》中提出的世界文学体系概念模型，叶凯蒂也将政治小说理解为由多个变体构成的综合体系， 具有可模型化的核心特征，会在全球的流动过程中与地方经验融会、碰撞、变化。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分析，她创造性地将政治小说定义为一套核心特征 ：从政治意涵来看，政治小说以处于危机中的民族国家为关注焦点，与当下的改革议程相关联。就文学手法而言，政治小说的人物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往往具有象征性 ；小说的主人公多是政治改革家，这或是作者政见的投射，或是作者的自我定义和设计 ；对于国家该走哪条路的争论常以朋友间理性的政治对话来展现 ；小说的情节沿着进化论的轨迹来推进；最后，政治小说有一个乌托邦式的维度， 描画了实现理想政治前景的可能步骤。
基于以上核心特征，可以对各种语言、文化中标称“政治小说” 的不同文本进行观察评析，判断其在这一文学类型谱系中的位置。例如，梁启超译成中文又颇有改动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很好地保留了政治小说的核心特征，但同时又针对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情感需求进行了适度改造，被认为“在很多方面堪称《科宁斯比》和中国政治小说的桥梁”。但按此标准，此前被纳入政治小说的晚清谴责小说却不被视为政治小说，因为它缺乏乌托邦式的超越视角。
《晚清政治小说》提出，政治小说家的责任不仅是反映社会进程，还要通过乌托邦式的想象对这一变革过程做出示范和指导。而谴责小说仅仅是讨论政治权力的滥用，它没有认识到国家的重大危机，也没有据此描绘国家走出危机的路线图或是乌托邦 / 反乌托邦的未来图景。反之，展现了现代性想象的侦探小说、科幻小说尽管并未将具体的政治变革作为关注焦点，但为知识结构、个人行为方式塑造了现代性的理想模板，也被纳入了研究视野之中。
要之，尽管叶凯蒂所总结的政治小说核心特征由表及里涉及主题、情节、叙事风格等多个要素，但政治小说作为政治意涵与文学手段相结合的产物，最为突出的特点可以表述为从当下出发而超越当下，出于用世之心而达于想象之境。
值得关注的是，叶凯蒂在勾勒政治小说定义性特征的同时，更强调历史实践，尤其是跨文化互动中发生的实质变化。她以晚清政治小说翻译中的本土化改造为例，展示了翻译者高度的能动性与创造力。而东亚各国的政治小说出现各种与本土叙事特点相关的变化形式（日本的“未来记”、中国的“楔子”、朝鲜的动物寓言以及越南的歌谣），则证明了跨文化互动中新作品的生成更接近文化间的混融，而非所谓高级文化对他文化的“涵化”。
“晚清政治小说的楔子中还常见一种高度象征性的幻境，它展现的不是走不出的命定因果， 而是通过思想实验式的场景设置与情节推演表现幻境与真实之间的关联和互通，为读者营造危机感和集体行动的紧迫感。”
政治小说的定义中本就内含着构想国家前景的维度，想象当然并不是晚清政治小说的专利。但叶凯蒂敏锐地指出，由于晚清政治小说有“楔子”这样一个独立于正文叙事的副文本形式，给作者创造了更多出入于虚实之间的自由。作者可以在这里卸下现实主义的叙事负担，运用文学技巧和想象力将读者放置在“现场”，让其通过寓言式的国家命运预演有所领悟并做出决断：究竟是要继续见证亡国，还是要行动起来推动国家的复兴？
概括叶凯蒂的研究，晚清政治小说想象的远方实则包括三种类型 ：空间上的他乡、时间上的未来以及时空模糊的幻境。
主人公的成长常常需要经历游历异国他乡的过程，通过与新鲜人物交往打开眼界，异国的新概念和新事物也借主人公的眼睛呈现在读者面前，“诸如地球、同胞、同志、志士、公敌、野蛮、进化、科学、电气、人类等新词以及亚细亚或者印度洋等新的地理名称也都出现了。所有这些词语都象征着一个新的广阔的宇宙”。
在时间维度上，晚清政治小说吸纳了日本政治小说中常见的“未来记”，在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叙述者站在理想社会已实现的未来之中回顾过往，让当下的读者往前看。在未来的时间轴中，晚清政治小说家喜欢选取表现中国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高光时刻，例如展现科技昌明、工业振兴的世博会（《新中国未来记》《亲鉴》《新中国》），或是昭示政通人和的周年庆典（《冰山雪梅》《痴人说梦记》《新中国未来记》）。本文开篇提到的蔡元培的《新年梦》也正是一部意在表现“未来可期”的“未来记”。由于这里的未来构筑在进化论的哲学基础之上，它带有行动策略和具体实现步骤，是令人鼓舞的前景，是“一种有关什么应该实现和可以实现的理念”。
相比上述两种想象之境对现代性前景的具体刻画，晚清政治小说的楔子中还常见一种高度象征性的幻境（《老残游记》楔子中的海中航船、《新舞台鸿雪记》中的植物园、《狮子吼》的混沌国），连接幻境与现实的多是白日梦。有关梦的叙事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也出现过，但叶凯蒂提醒读者，《红楼梦》之楔子的梦境指向万事皆空的虚幻感，而此处的梦境则是现实或前景的投射。它展现的不是走不出的命定因果， 而是通过思想实验式的场景设置与情节推演表现幻境与真实之间的关联和互通，为读者营造危机感和集体行动的紧迫感。
“《晚清政治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对政治小说在中国生根发展的整个历程进行了全貌呈现，更在于其展开分析的方式。其分析层次灵活出入于修辞、主题、文本、文类之间，但又紧紧围绕着世界性的文学潮流如何与地方环境相遇这个主题。”
二十年前，比较文学理论家莫雷蒂在整体史观启发之下提出了超越民族文学畛域的“世界文学”概念模型，并主张采取与之相匹配的“远距离阅读”策略，即放弃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对某特定语言和文化少量经典文本的近距离细读，通过对源于多种语言和文化的大量文学作品的综合分析，把握世界文学作为不均衡的单一体系发展变迁的整体规律。然而，莫雷蒂在提出这一极具启发性的理论模式之后，一直苦于无法解决理论的抽象性对经验材料规模的要求，只能选择借助数字人文手段，沿着“扩量”的路径展开计算文学研究（赵薇 ：《数字时代的“世界文学”研究 ：从概念模型到计算批评》）。
就在莫雷蒂放弃以个体之力证实世界文学模型之际，叶凯蒂运用莫提出的整体观和模型化思维，选择适度地缩小研究单位，对于政治小说这个作品规模适当的文类展开研究，走出了一条莫雷蒂自己也没能走通的道路。政治小说作品往往因为缺乏经久不衰的艺术价值而被民族文学史弃置，倒成就了世界文学视野中难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对象。叶凯蒂坦然承认，即便只是研究世界文学中的一种文类，这种自起炉灶的跨文化阅读也面临多重困境，她不仅需要从原本并不相关的各民族文学史中梳理出自己的文献列表（远读），应付各个作品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细读），更面临着理解文学类型跨文化动力机制和结果的重大挑战（对读）。用莫雷蒂的话来说，此时她要做的是理解历史潮流（flow）与形式（form）遇合时发生了什么， 并回答跨越文化边界时如何处理文化认同，成功融入地方文学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作品采用了什么策略。这些困难决定了《晚清政治小说》用于观察材料的并非一种镜头，而是在基于模型化思维的远读、诠释学传统的细读和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对读中进行切换。
可以看到，《晚清政治小说》在对文类特征概略总览的同时，仍然对个体文本进行了相当精细的含英咀华式的阅读。举个例子，在对《泰西历史演义》的文本分析中，它捕捉到了半文言的叙事风格与新式语汇的“不搭”带来的奇异效果 ：
它把新的表达形式、新式词汇（下划线及字体加粗部分）和传统的成语和叙事风格合为一体（单下划线部分）：
却说巴黎城中，有一个国会，那国会中人，见拿破仑为百姓推戴，大家就起了嫉妒之心。有一天约了许多人，在议会厅商量办法，少时车马喧哗，会齐了。当下开谈，都是筑室道谋，毫无主见，内有一个人，刁钻古怪，绰号智多星， 就对着众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众人听了，各个拍手称妙。
这种传统风格特征和新的叙事元素的并置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甚至是疏离的感觉，不过，也正是这种奇怪和疏离的感觉，使这个故事读起来像离奇的外国现代传奇。”计算机辅助的文体特征统计也许能给出文中新旧语汇的比例、各自的出现频率，但舍弃近距离的细读，恐怕很难把握这种风格冲突带来的会心之处。
在对具体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晚清政治小说》还跳出文本，对各文本间类同的主题、人物和文学策略进行贯通和对比。对政治小说女性人物形象的综合分析可以作为贯通的例子。叶凯蒂指出，此时政治小说的女主人公不再是才子佳人套路里的娇弱佳人，她可以是女子教育改革的先行者（《黄绣球》），可以是寻求女性解放的孤独女英雄（《中国新女豪》），甚至是折射上海风土民情的一代名妓（《胡宝玉》），或是整个实现了女性自我赋权的女子世界（《女娲石》），以象征中国摆脱阴性气质，走向自信，“妇女一变，则全国皆变矣”。作者通过与清政府两个新政诏书的内容对比发现，这些新女性的形象和活动已经越出了政府发布的新政给女性设定的角色规范和行动空间， 揭示出公众舆论有独立于官方语言体系设定议题的动力和潜力。
与对抗文本（countertext）进行对读是《晚清政治小说》用于理解文学类型跨文化机制的重要工具。政治小说的用世之心决定了即便是翻译小说，也是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制度和文化环境展开讨论。而一旦进入中国语境，政治小说就在作家和读者的心里和已有的对抗文本进行互动。《晚清政治小说》为《十五小豪杰》《海底两万里》《巴黎之秘密》《东欧女豪杰》都找到了本土叙事传统的对抗文本， 分析了其间的“沉默的对话”。但这里对抗文本的确定究竟是基于对两者主题、人物、文学策略等内部特征可比性的分析，还是依据楔子、评注、序言等副文本中留下的信息，作者并没有深入阐释。
掩卷思之，《晚清政治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对政治小说在中国生根发展的整个历程进行了全貌呈现，更在于其展开分析的方式。其分析层次灵活出入于修辞、主题、文本、文类之间，但又紧紧围绕着世界性的文学潮流如何与地方环境相遇这个主题。就在论者都以为莫雷蒂的理论模型难以为具体经验材料证实的时候，叶凯蒂以她的晚清政治小说研究提供了一份有血有肉的实证案例。实际上， 观察文学类型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流变与更替，其意义不仅在于世界文学研究本身，毋宁说《晚清政治小说》是以文学作品为载体， 以整体观理解世界文化交流史的一次成功尝试。在整体观的视野之下，比较跨文化互动中对于各种要素的认同与拒斥、创造新形式时对于传统套路的启用与弃用、文化潮流在不同区域间传布的时机、速度和稳定性，可以说叶凯蒂这一晚清政治小说研究为广义的跨文化研究开出了许多新的方向。
行文至此，想起来二〇一六年夏天与叶凯蒂教授在北京见面的情景。她为我解答完翻译中的疑难后，我们在中关村一间江南风格的酒楼上聊起带有强烈人文色彩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幻想映照着现实，人文汇入了科幻，在北方领略江南，日常生活中的和合共融多过孤立单一，我们的研究也应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