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北亚财经》主编 濠江客

2016年的第二周并不比第一周更好过。

对于东北亚地区国家的民众来说，新年的第一周，遭遇了股市爆跌及财富缩水，还遭遇了朝鲜进行的所谓氢弹试验，这是10年来朝鲜进行的第四次核试验。

进入第二周，沪深股市、东京股市、首尔股市仍然在继续下跌或者期盼止跌的纠结中，而朝鲜人仍然在庆祝他们的核试验成功。

据朝鲜中央广播电台14日报道，“氢弹”试爆参与人员和科学家13日结束了为期六天的平壤行程后离开平壤，当天有10万余名平壤市民当街向“英雄们”挥舞花束致敬。

此前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表彰大会，亲自表彰核试验参与人员和科学家。金正恩在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打响更具威力的氢弹爆炸声，向全世界大力弘扬主体核强国、先军朝鲜的威仪。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 C. 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在其著作《选择与后果》一书的第13章《谁会拥有核弹》写道：有可能存在一个奇葩的政府，这个政府不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成员国，又乐于打破广为接受的规则，更不害怕核燃料和其他禁运。

他在书中谈到核恐怖的前景时说，最有可能使用核恐怖主义的组织是政府。如果他们有能力做一枚核弹，他们就有能力制造第二枚、第三枚，并且如果他们取得了成功就有了充分的动机去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实际上如果他们失败了，也会这么做。

谢林为这本书英文版写的前言落款于1983年10月，也就是说，直到这本书问世20多年之后，朝鲜半岛才第一次响起核弹的爆炸声音。

这样的预言，竟然是来自一位经济学者，而不是国际学者或者军事专家。

因其在博弈论领域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谢林，1921年4月14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洲，194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谢林重要的理论著作包括《冲突的战略》《武器与影响》等。与传统上大量运用数学的博弈论不一样，其主要研究领域被称为“非数理博弈”。他的理论被大量应用在外交、威慑、武力控制和国际援助等国际领域。

据介绍，《选择与后果》这本书写作时间跨越了15年，书中谈论的问题涉及了大众关注的几乎所有问题，比如，国家安全、核恐怖主义、所得税、有组织犯罪、碳排放与气候变化、劫机、淫秽图片市场、吸烟与健康、医疗伦理、安乐死、救助或治疗瘾君子、药物滥用与习惯性行为、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沟通、生命科学和体外受精研究以及选择后代性别的生物医学技术……

谢林成功地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运用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并以理性分析和独家观察，得出令人惊讶的结论。

谢林在书中提到一件事。他曾获得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一个奖项，并在颁奖仪式上被主持人问“什么是政治经济学？”

“对于这个问题，我能想到的是两个各有侧重的答案。其一，政治经济学是与政策紧密相关的经济学，其中政策比经济学更受关注，但绝不能与经济学截然分开，核能源、国际援助和军事行动都是典型的例子。其二，政治经济学所致力的是经济学家仅能够提供一些洞见却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的问题域，即使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问题本身不属于经济学，经济学家的洞见仍有助于人们直面问题或找寻化解之道。“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 C. 谢林在访华时演讲

回到前文提到的核武器问题。谢林在书中以当时同样致力于拥有核武器的印度为例，分析称：当我们说印度“拥有核弹”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印度真的拥有一枚核弹，那么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里表达的有几个层次。“第一，印度毫无疑问地拥有可以用来制造核弹的技术，而且这一技术的有效性已经通过核试验得到证明。第二，我们不能期待印度的核燃料储量不足，印度已经拥有或者找到了有效途径取得足以制造更多核弹的核燃料。通过核试验，印度向世界说明自己不仅拥有了引爆核弹的技术，也拥有使用核弹的勇气和实力。“

这和当今朝鲜的情况是一样的。

根据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有核国家的定义是：在1967年1月1日之前“已经制造并引爆”核武器或核设备的国家。

因此，无论核试验的目的是出于说明其具备拥有核武器的状态还是说明其使用核武器的意愿。印度，及后来的朝鲜，对核武器的制造和展示都不符合这个定义。

也就是说，虽然印度和朝鲜都有核武器，但都不能被承认是“有核国家”。

在政府主导下制造核武器需要具备两个要素：一是核燃料，具备足够浓缩度和纯度的铀或者钚；二是具备相应工程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工程技术人员。

30多年前，谢林即指出，随着核电事业的发展，任何拥有现代工业的国家都可能拥有独立完成核武器的设计和制造的能力。那些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可能会对和平利用核能（Peaceful Nuclear Explosives）表现出或真或假的兴趣，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保证他们在接触到这些核技术之后不会在日后将其使用到核武器的开发当中。

“再过10～15年，不会有很多国家缺乏利用本国核燃料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人员。”

现在，就是谢林预言过的那个时代。一些国家之所以没有开发核武器，不是因为它们没有制造核武器的人才、技术和能力，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承担拥有核武器的恶性结果。

比如，韩国总统朴槿惠1月13日在青瓦台发表“对国民谈话”并举行记者会时指出，朝鲜核试验是对韩国安全的重大挑衅，也是威胁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无法容忍的挑战。韩方认为，国际社会应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应对朝核问题。朴槿惠说，她充分理解主张韩国谋求战术核武器的诉求，但韩国不能撕毁对国际社会许下的承诺，她认为韩半岛不应有核武器。

朝鲜与韩国，一个选择了拥有核武器，一个选择了不拥有核武器。

作为著名经济学家，谢林在《选择与后果》一书中指出，“在未来的10～20年，谁会取得核武器？谁会掌握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或者能够组建一个技术和组织上成熟的机构将这件事情完成？这些都不是问题的要害。正确的问题是，取得核武器的任何组织在使用核武器的过程中会不会成为恐怖主义组织。占有核武器这个事实是否会让一个组织转化为恐怖主义组织？”

他认为，对于民族国家的政府来说，除了确保战场使用的军火充足之外，很难发现哪种对核武器的用途是非“恐怖主义”的。仅仅在分类过程中对核武器采用“大规模杀伤性”的定性就足以说明其在威胁和报复方面的意味要多于战场效用。

“大规模报复”的概念也是属于恐怖主义性质的。

谢林敏锐地指出了核武器对于人类社会危害性。即当一个国家执意拥有核武器，或许就拥有了采取国家恐怖主义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国际社会提到的“核讹诈”。

一个拥有有限数量核弹的政府仅仅会在“恐怖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它们。如果一个政府确实或者伪装具有实施恐怖主义核打击的能力，都会将自己降低到恐怖主义组织的地位。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国家拥有了核武器，会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安全呢？

今天有了朝鲜这样的国家，可以让国际社会进行近距离的观察。

谢林指出，有一些国家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当其决定展示其仅有的两枚核弹的时候，其面临的危险是迫在眉睫的。它们之所以采取这种破釜沉舟的做法是寄期望于让对手在震惊之余选择投降，或者是将对手的政府置于恐惧之下以迫使其选择投降。

但是“核讹诈”不一定能够成功。

拥有核武器，会对国家首脑提出一个令人困难的问题：他是不是能够将这些武器交给军方控制？他是不是有魄力建立一支专门掌控核武器的部队？在未来战争中他是不是可以考虑不使用核武器？

拥有核武器，同样存在着其他的诸多风险。别自欺欺人地说，不会出现核弹的意外爆炸；不会有核弹被某位神经错乱的军官引爆；不会有核弹遭到间谍或者狂热武装分子盗窃；不会有核弹被守卫或运输部队贩卖给其他国家或黑手党；不会有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在某地坠毁，核弹遭到破坏，核物质在乡村地区发生泄漏；或者不会有一枚核弹落入临近海滩度假胜地的水域。

最新的一则消息来自今年1月8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一枚不带弹头的美国“地狱火”（Hellfire）空对地导弹，于2014年初被运往西班牙参加北约演习。演习结束后，该导弹因不明原因被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运往巴黎，并在那里被装上一架飞往古巴哈瓦那的法航飞机。

好吧，幸好这枚导弹是没有装上核弹头的。

谢林指出，一位明智的国家领袖，在有人要赠送核武器给他的时候，他应该说“先别急，让我想想要怎样安全地存放这些武器”。

他在书中给出的结论是：拥有核武器，实质上是弊大于利的。

但好消息是，谢林最后说：“到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法国、英国、苏联和中国的核武器还没有发生耸人听闻的事故。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核武器还没有在战争中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