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反对强权，也不会给反对强权的人以特权。
顾城、谢烨
记者 |
编辑 | 黄月
1993年10月8日，诗人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打伤了妻子谢烨，随后上吊自尽，谢烨也于当天抢救无效身亡。有人说，顾城是用一把斧子砍伤了谢烨，也有人说，据在场人顾乡与警察证明，现场的那把斧子上没有血迹，但不论真相的细节如何，顾城打伤谢烨，直接造成她的死亡，已是不争的事实。
人类固执地想把艺术供奉在远离黑暗的圣洁殿堂，却一次次错愕于艺术与暴力的同谋，纳粹美学就是这样一个极端。把顾城比作纳粹固然不恰当，但他不分虚实、不知边界地拿自己的童话诗观要求伴侣与孩子的现实生活，确是激流岛上小天地的暴君。在谢烨生前，顾城对她便有许多霸道的控制：不准剪头发、不准穿泳衣、不准和儿子往来亲密、接受他与其他女人的恋情，但不可以自己移情别恋……在生命的末尾，又添了许多肢体上的暴力虐待。
“孩子气”和“诗人脾性”常常被拿来为顾城的暴力行径做开脱。然诚如王安忆所言，“再有天赋异禀，既投生人间，就当遵从人情之常。”不论是对待爱情、亲情、友情还是路上的陌生人，诗人都没有任何特权索取更多，并用文学艺术来美化自己的行为。有人认为，顾城的艺术成就应当与其为人分开来看，但修辞不能立其诚实，言行不能如一，艺术是否会因此蒙尘？被一元化为生活标准的诗歌与强权的政治口号有什么分别？如果坚信诗歌的天性是反叛，又如何能容忍它沦为暴力的幌子和机器？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了十年“文革”的噩梦，青年知识分子急于冲破政治意识形态乃至具体政策的樊笼，用新的文学艺术来进行反叛和个性解放，“朦胧诗派”可谓其中先锋。
作为80年代最早出来肯定朦胧诗的老一辈，李泽厚在《画廊谈美》一文中谈到，青年目睹了“文革”时期各阶层乱象，又经历了造反、夺权、武斗、插队、待业等等，“政治上的愤怒、情感上的悲伤、思想上的怀疑；对往事的感叹与回想，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催生了新的表达形式。也即是说，朦胧诗的诞生与知青一代的特殊历史经验有关，例如白洋淀诗群，当时到白洋淀插队的有不少北京高干子弟，他们有机会在封闭的年代接触到“黄皮书”，聚在一起讨论古今中外、谈论艺术文学，写诗作画、臧否时事。
顾城在朦胧诗人中较为年幼，“文革”开始时方才十岁。如果说多多、芒克等人是在插队时期与同辈的交流中激起了写诗的冲动，顾城的诗则由自然启蒙。1987年，顾城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时回忆道，自己12岁时随家人搬到山东的一个村子：
“从这个村子走出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最原始的天和地，正像中国古人说的：天如盖，地如盘。大地和天空都是圆的，你看不见任何其它人造的东西，也看不见文字，看不见书，你就永远站在这个天地中间，独自接受太阳的照耀……我没有奢望对人说话，因为不知说什么，他们说的我也不喜欢；但是此刻，在这瞬间前还是荒凉的天地间，升起了我最为强烈的说话的愿望。”
对顾城来说，自然界的喧闹和静默、生与死，皆是纯净美丽的，这个世界的一呼一吸都值得礼赞，他梦想着像《生命幻想曲》里那样，行走着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然而，这种童年式的纯真幻境很快就被城市打破。1974年，顾城回到北京，城里的人和事都令他感到惊讶和恐惧：
“人们每天说他们说的话，走他们的路，都一样，像一架机器……好像有一个假的东西，在所有人中间……我觉得就有这样一个鬼在所有人的眼睛里，在所有人的话里，我很害怕。”
在顾城看来，城市及其生活方式象征着文明对自然人的侵蚀和异化，这个世界是肮脏丑恶的，远比不上一滴露水的晶莹剔透。自然与文明、纯真与世故在顾城的诗歌里截然分离，并且有着鲜明的优劣之分。北岛在《回答》里用一连串愤慨的否定和呼喊来叩问现实的阴暗，顾城却转向构筑一个静谧美好的自然童话世界，以此来消解眼前的丑恶。
“我们需要太阳，但是太阳出现，我们也会枯萎；我们需要雨水，但是雨水降临，我们也会腐烂；我们需要它们，需要生，也需要死。”从顾城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天地不仁有清醒的认知，并且接受、拥抱万物自有的逻辑，但他对人类社会的态度却没有那么深沉。他看到了文明里必然的荒凉和扭曲，却只是以一种儿童般的执拗姿态转过面去，沉溺于幻想。因而，他要画“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所有最年轻的没有痛苦的爱情”，用近乎骄纵的语气宣称“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谈到，80年代的文艺处处充满了“人啊，人”的呐喊，尽管经过几代人的沉淀，此时的文艺成果在技法和思想方面都更为成熟，但其“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的基调却与“五四”时期相似。在20世纪的众多中国作家中，李泽厚最欣赏不问前路、于悲观中奋身前行的鲁迅，他“不为玫瑰花的乌托邦或坟的阴影所诱惑、所沮丧，不为裹伤的布、温柔的爱而停下来”。我们诚然不应要求每个人都去做鲁迅，也不可能把鲁迅当成作家模子，但相较之下，顾城的诗歌朦胧空灵、富有哲思，却像是少年人林间偶遇时的莞尔一笑，没有超出多愁善感的调子，缺乏一种深重的凝视。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认为，文学悲剧性的美，即在于认识到事情只循着自有的路径发展，那些伟大的作品不加掩饰地讲出这一点，让读者一次次地感受到“压服性”的刺痛和挫败，从而学会面对万物的衰颓、糜烂和死亡（埃科《论文学的几种功能》）。顾城说，天道无情的传统在文革那里断了，人人都要与天斗，于是酿成了惨剧，但他在诗里诗外师法自然生死却又拒绝长大，又何尝不是割裂的呢？缺乏“压服性”的文学不会引发灾难，但强迫身边人一同否认生活的“压服性”，却是致命的。
倘使顾城只在诗歌里做个任性的孩子，去反叛文明的母亲，这样的诗观或许不会被当作激流岛悲剧的伏笔，也便不会显得如此不堪一击。但生活里的顾城恰恰又是十足的“诗人样子”，一定要过他诗歌里那种不考虑穿衣吃饭的生活。
1988年，顾城谢烨定居激流岛，他们的好友舒婷得知后称，顾城终于有了一块自孩提时起的梦想之地，用顾城的话讲：“花了二十多年，才跨过那个倒霉的世界，找到想要的生活方式。”然而好景不长，顾城在奥克兰大学的聘约到期后，衣食开销和贷款压力很快就压倒了田园生活，两人不得不另谋出路。他们尝试过种植，但没法在山阴面培育庄稼；买了两百多只鸡来养殖，又因为违反当地每户养殖不可超过12只的规定，被勒令三天内把鸡处理完毕。顾城的稿费不多，谢烨把鸡肉寄存在当地毛利人的冰柜里，一只只地做成春卷，拿到集市上去卖，二人的生活一直很贫苦。
“在现代社会企图过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谢烨的这句话给王安忆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7年，顾城谢烨去国。顾城不会外语，又不善与人沟通，他的饮食起居由谢烨照料，写作也要依赖谢烨记录、修改、整理、投稿，连顾城自己都明白，离开谢烨，他根本没有生活的能力。无论是海外漂泊，还是激流岛上短暂的田园牧歌，他的“奢侈”生活都建立在谢烨的付出之上。
尽管两人和朋友们谈起激流岛上的生活时常常大笑，但这个刻意营造的童话却潜藏着钻营、控制与刻毒。同样令王安忆印象深刻的，还有谢烨盘成花冠的长辫。因为丈夫的要求，这条长辫伴随了她的一生。1979年，谢烨与顾城在火车上传奇性地相遇时，就有这样的长辫，顾城希望他的缪斯永远保持最初的样子。他们与友人同游时，顾城看不惯谢烨穿泳装，她不得不在泳装里加穿内衣。平时，他不准谢烨做菜，只采集植物根茎、浆果充饥，她连炒一个鸡蛋也要经过批准。
王安忆看出了这个童话的不自然，认为这是一种回避真实需求、刻意制造的虚拟人生，更准确地说，是“模型”，是“抵不住坚硬生活”的“沙上城堡”。谢烨虽然明白激流岛的不切实际，但在与友人的多次谈话中，还是支持顾城隔绝于文明的想法。对于顾城的上述行径，谢烨的感受和想法十分矛盾复杂——她时而觉得生气，时而又将之看作顾城“孩子气”的表现，而“孩子气”正是众人眼中顾城才华的源泉。
如果说谢烨尚能以矛盾的态度包容顾城的这些“孩子气”，那么顾城“孩子气”地强行把她与儿子木耳分开，则彻底激怒了她。诗人钟文回忆，1992年在巴黎，谢烨第一次对他诉苦，抱怨顾城趁她出去打工时，吃掉了自己给儿子准备的奶糕。木耳出生后，顾城厌恶这个孩子，认为他夺走了谢烨的“母爱”，强行拆散母子，把木耳送到当地的毛利人家去抚养。美国诗人艾略特·温伯格也回忆到，谢烨曾向他表示，“宁愿他（顾城）去死”，“只有他死了，我才能领回我的孩子”。
此时，两人的不合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谢烨准备离开顾城，另谋生活，顾城在发觉这一点后曾多次对她暴力虐待。1993年8月，二人在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做客，顾城对谢烨又打又掐，还把她推下了楼梯，导致她不得不去医院。当地人曾经采取措施，想把顾城送入精神病院，但在其恳求和保证下，谢烨没有这么做。回到新西兰后，顾城又立马禁止谢烨打电话与外界联系，最终酿成惨剧。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顾城《门前》），顾城不愿面对诗意在现实生活里的转瞬即逝，他硬要过这样的生活，不惜成为小小世界里的暴君，为求诗意永驻，虐待自己和他人。倘若他孤身如此，世人也没什么好批评的，但以更大的暴力对待妻子和儿子，用他们的生活乃至生命来成全自己的幻想和固执，又是什么诗歌精神呢？诗歌反叛强权，可一旦变为指导生活、苛求他人的唯一标准，便同强权没什么区别，都是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顾城虽负盛名，又在生活上以诗人的姿态标新立异，但其暴力行径却与父权文化浸淫之下的普通男性无异，缺乏对女性最基本的尊重。
他幻想自己是贾宝玉式的人物，曾与谢烨、李英三人一同在激流岛上生活；而当谢烨爱上大渝，二人准备一道离开时，他却无法容忍，甚至于“得不到就要毁掉”。顾城的姐姐顾乡在《我面对顾城的最后十四天》里记录了顾谢二人的一次争吵，面对谢烨“为什么容得下英儿却容不下大渝”的责问，顾城回答道：“人和人不一样，你不妒忌我妒忌，再说人总得有点儿尊严吧，大渝他穿名牌衣服，抽烟……”顾城的多偶制只适用于他自己，对伴侣的要求仍是忠贞不二。他标榜自己生活的独特，却又看重男性在同性间的尊严，失去谢烨是作为男性的自我败给了一个“穿名牌”的竞争者。所谓的多元情爱，事实上依然是单向的，打着进步的幌子复古三妻四妾。
“我特别喜欢看女孩之间在一起，融洽……我喜欢女儿国那种。”顾城曾对友人顾晓阳说道。谢烨和李英之间的确有过友好亲密的时光，从谢烨的讲述以及一些友人的观察来看，她们之间的情谊是真，但也有暗流涌动。与其说顾城明白二人之间的复杂，不如说他只选择看美好的一面，把它当作组成诗意生活的景观来欣赏，而全无力量去面对和承受她们的幽微心理——就像谢烨说的那样，顾城没有照顾过她的生活。
激流岛惨剧后，许多人怀念顾城，选择性地忽视他对谢烨的暴力行为，甚至有人尝试将暴力合理化。舒婷虽然理解谢烨，但她在许多文章中用“孩子气”为顾城开脱，上一句说“只有谢烨有权宽恕”，下一句又“我深信，她已经宽恕过了”；顾、谢、李的共同好友文昕还暗示，谢烨把顾城带出国、大方接纳李英，全是为了抛弃顾城的密谋。
人们为顾城悲恸，或许是因为其结局太过惨烈，也可能是顾城的离世、童话的破灭，再次让人想起80年代初激扬的浪花如何拍碎在崖壁上。但不论如何，顾城直接造成谢烨的死亡，于法于理、于旧于新，都应受到谴责。李泽厚曾经作为少数派支持过顾城的诗歌，但激流岛惨剧发生后，他不合众声地批评顾城“岂有此理”，表示自己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李泽厚在与刘再复讨论“理念与爱欲”问题时讲道，只要双方平等自愿、负责对等，情爱便可以是多元的，但艺术家、作家没有任何特权，绝不可因为“能写点诗就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刘再复补充指出，顾城的双重标准实际上是“一元统治的情感暴虐主义”，绝对的一元论者常有血迹斑斑的暴行。顾城不光是爱情的一元论者，他的文学观何尝不也经历了一元化，最终成为吞噬生活的暴力机器。朦胧诗之所以有力，在于它发出了人的声音、追求平等自由的声音，不同于此前政治宣传口号式的诗歌，但走到顾城这一步，不禁令人怀疑，两者在真诚与虚假上到底有什么区别，要知道，任何形式的强权都为文学所不齿。
参考资料：
《鱼乐：忆顾城》 北岛 编
《我面对顾城的最后十四天》 顾乡
《画廊谈美》李泽厚
《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李泽厚
《李泽厚：我和八十年代》马国川采访
《理念与爱欲：论情爱的多元——刘再复与李泽厚对话》
《顾城：恢复生命——1987年香港中文大学演讲稿》
https://mp.weixin.qq.com/s/T-iKZ95ad684K2No1Q23hw
《顾城、谢烨最后的访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