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科学”和我们今天理工科等学科所理解的科学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它主要依托群众运动和劳动者的生产实践经验，与工人、农民的生活福祉密切相关，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加社会主义大协作。
“实行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宣传画（局部）
编者按：在泰康空间“媒介跃进与边界后进”系列活动的第二场讨论中，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师闫作雷和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易莲媛，分别围绕“群众科学”的议题展开分享和讨论。下面这篇文章便整合自这次线上讨论。
“媒介跃进与边界后进”系列活动包含讨论和写作两部分，邀请了十余位研究者，从媒介技术史、摄影史、视觉文化以及当代艺术的角度，呈现有关技术、图像与视觉的辩证思考机制，展现媒介的多时间性及其政治历史维度。2018年的“开放源系列工作坊”邀请在艺术、科技、哲学、文化研究等多领域的研究与实践者围绕媒介技术等话题分享多元性的思考，今年这一系列活动是对媒介的历史性与政治性问题做进一步的观察与探究。
我们今天所说的“群众科学”这个词汇，在50到70年代的文献上是看不到的，这个提法应该是现在的学者对当时科学实践的一个概括，当然，这个概括很准确。
所谓“群众科学”是指中国1950-1970年代非常另类的一种科学实践，与今天体制化、专业化的科学实践完全不一样。严格来说，这里的“科学”指的是“技术”，甚至是一种技能，它和我们今天理工科等学科所理解的科学不完全是一个概念。“群众科学”主要依托群众运动和劳动者的生产实践经验，与工人、农民的生活福祉密切相关，形式上是群众运动加社会主义大协作，它不强调高精尖，而是凸显科技服务生产实践的实用性、提升群众文化素质的政治性。美国学者舒喜乐有本书叫《红色革命，绿色革命》，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科学种田问题。“群众科学”不仅对科学种田贡献甚大，更重要的是，它联系着社会主义的平等政治。再比如血吸虫病防治、地震群防群测中“群众科学”的作用等等。总之，“群众科学”是一个立体网络，它不仅需要专业科学家，更要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1950-1970年代广泛采用的“三结合”技术发明与革新方式，也应纳入到“群众科学”范围内。这样的技术发明方式试图让工人、农民，让这些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参与到技术发明创造的序列中来。“三结合”的目标之一是让工人群众成为“有文化的无产阶级”，而不仅仅是体力劳动者。
“群众科学”在1950-1970年代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建国之后，我们国家的科研体制和其他领域一样采用了苏联的模式，放弃了延安时期非正规的战时体制。但到了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后，鉴于高度集中的苏联体制存在的问题，我们国家试图探索一条不同的道路，1958年的“大跃进”其实就是走出一条不同道路的尝试。“大跃进”时期涌现出很多土发明、土创造，当时叫“土办法”，这些发明创造都是来自于生产者的一线经验。
到了19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之后，工厂管理方面，提出了和苏联“马钢宪法”针锋相对的“鞍钢宪法”，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让管理者参加劳动，劳动者参加管理，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技术领域“三结合”。所谓“三结合”，就是工厂里的技术发明和革新要有三部分人组成：技术专家（专业人才）、有实践经验的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工厂生产线的自动化革新也好、工业设计也好，都要求实行“三结合”这种形式。
但“三结合”在1960年代初并没有认真执行。工厂里主要还是靠专业技术人才、工程师来进行技术革新，工人还是体力劳动者。真正让这种情况发生变化的，是1966-1976年这特殊的十年，这一时期很多激进的想法得到了践行。196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才的道路》。这篇文章认为1966年之前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是非常糟的，但在1966年之后，这个厂子彻底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结合的技术革新和发明方式，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文革”时期彻底践行“三结合”，其战略目标是重新定位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不再把主体定位为专业人才和工程师，而是定位为有生产劳动经验的工人群众。可以看出，“群众科学”在前三十年有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激进化，全面践行的过程。
与“群众科学”相关的文艺作品其实并不少。但在1949-1966年，直接表现“群众科学”的文艺不多，当时也没这个概念，但从一些作品中能看到它的影子。
比如有个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表现当时新农村建设的。电影讲述了山西某村一伙年轻人修渠引水、建发电站改造农村的故事。这些年轻人非常有创造力，发电站发动机的叶片就是村里一个木匠发明的，在他们修渠引水和建发电站的过程中，他们既是体力劳动者，也是脑力劳动者。像这样的作品在1966-1976年间非常多。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翻阅当时的文艺刊物《朝霞》，里面有很多这种反映“群众科学”、“三结合”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作品。
这些作品虽然有夸张，但也让对立两派的观点完全呈现了出来，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辩论和理论辩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作品又反映了一种真实。当时表现教育革命的电影《决裂》，表现赤脚医生制度的《春苗》《红雨》，这些电影特别能反映那个时代的氛围，虽有夸大的地方，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
我们暂时离开一下新中国前30年来的脉络，从一个更大的视野去看技术的发展历程。技术发展史告诉我们，技术发明和革新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专业化的。在16世纪之前，所有关系国计民生、老百姓生产生活的技术发明全部是底层劳动者发明的，这些发明者是奴隶、农民、工匠或手工艺人等等。比如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昇，就是一个工匠。
这种情况到了工业革命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变化，但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个时候，近代科学已经产生了，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仍然是工人。比如瓦特革新了蒸汽机，他就是一个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一直到20世纪初，很多这样的发明革新都是由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发明的。
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它们发现科技可以变成生产力，技术有利于国家竞争，而且工厂主也想进行技术革新，一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个方面也为了抵制工人的罢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主导技术发明和革新，主导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的培养，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当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出现的时候，技术发明和革新的方式与之前依靠生产劳动经验的方式就不一样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技术发明与革新变得资本化和专业化了。
虽然这个时候有很多的科学理论，但是必须将之转化为技术才能推动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这正是专业人才的工作。在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背景下，科技的专业化资本化的后果是科技成为资本的手段与工人相对立，资本开始自觉占有科学，资本不再需要工人的创造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劳动被异化了，工人被机器所奴役。
另外一方面，就是工人越来越难以进行发明创造与革新。重大的技术发明与革新已经被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垄断了，他们在科研机构集体攻关，这导致知识和劳动之间出现了一个中间阶层，即专业技术人才和工程师。马克思的观察非常准确：“所有这些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此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的应用方式做了极大批判，但他并没有否定科学本身，他期待一种新的科学应用方式，而这种新的科学应用方式只能在他所谓的“劳动共和国”中才能实现。
再回到“群众科学”。历史的和理论的视野会让我们发现“群众科学”的实行，不仅和当时经济水平低有关系，更是内在于社会主义现代性之中。建国之后我们遭遇了社会主义的内在悖论。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落后地区实现的，政治理想与现实发展手段时有冲突，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矛盾，比如说红与专、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信念和去政治化趋势的矛盾。
而“群众科学”试图在科技领域打破这种去政治化趋势，要把技术再政治化，让技术为人民服务，要超克科技理性的中立化趋势。这一中立化趋势和当时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道路的实践是相冲突的。这一科学实践，试图打破知识是知识者的特权，劳动是劳动者的宿命，这一现代社会以来知识和劳动的对立，为以后无产阶级管理国家做准备。今天会觉得这种想法过于乌托邦，但在当时，这是切切实实的理论问题，即怎样实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劳动者通过掌握统计和计算来管理国家。“群众科学”的意义，不仅仅体现于科技本身，更体现于它内含的技术政治视野，它给工人群众带来的新变化，它对劳动者尊严政治的赋予。
新时期之后“群众科学”去哪了？一般的理解，1976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976年之后科学开始专业化，国家恢复高考，恢复科研体制，和现代世界接轨等等。实际上在1977-1978年，情况还比较复杂，并不是一下子就转过去的。1978年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被认为是“科学的春天”到了，实现了与此前科学体制的断裂。但如果翻看《全国科学大会文件汇编》，会发现里面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说科技绝不能只靠科研机关和大学的少数人去办，要进行科学实验群众运动，生产关系优先于生产力，其观点基本还是“群众科学”观的延续；另一种声音认为科技是生产力，应该专业化，以“专”来衡量“红”。所以，全国科学大会对于科技政策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真正的变化发生在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此后，“群众科学”消失了，“三结合”当然也被废除了。
对于“群众科学”要有知识考古学的态度，要了解其内在逻辑。新时期科学专业化之后，社会上出现了所谓“民间科学”。其实，“民间科学”的前史正是“群众科学”。“民科”的实践基本上贯穿了50-70年代的“群众科学”和“三结合”，也经历过新时期初期陈景润的故事以及全国科学大会联合推动的科学热。这些人在1958年被告知“卑贱者最聪明”，1968年被告知他们是技术发明与革新的主体，1978年被告知他们是科学的敌人和有待启蒙的疯子。“民科”有这样一系列命运的变化。新时期之后的“民科”，由于没有了结合对象和体制支持，只能由实向虚，由技术转向纯理论，构造虚无缥缈的庞大体系，使用所有人都看不懂的自创术语。“民科”的大规模涌现，一方面是受陈景润故事的鼓舞，另一方面也与50-70年代“群众科学”对民众创造力的激发有关。而“民科”的这种创造热情在新时期之后，被拒之于科学共同体之外，所以形成了非常独特的群体。“民科”固然可笑，但他们是历史的遗留物，是社会主义的特殊遗产，他们身上潜藏了一段社会主义的技术政治史。
去年我就读到了闫老师的文章，学习到了很多。新时期以来，“群众科学”面临着着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支撑这套实践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它只能向“民科”转化，从技术转型到了理论。舒喜乐在她的第一本书《人民的“北京人”》中曾经提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发掘与研究，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类起源问题。在“群众科学”最火热的年代，大部分来自群众的讨论主要是从“劳动创造人”出发的哲学层面、思辨层面展开的。因为有专业机构和人员的参与，特别是《化石》杂志作为科普平台，群众有机会获得制度化科学研究的系统性支持。进入新时期之后，群众与专业机构之间的联系逐渐断裂，这些讨论迅速倒向了对野人和各项神秘事物的关注，业余的爱好者也“民科”化了。
此外，闫老师还提到了“群众科学”的两个结构性的困境，一个是基础科学的创新，而另外一个是如何与外部世界的科技发明竞争。前者在当时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群众科学”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我们接下来将会讨论。后者牵涉到了效率问题，如果在狭义的建制化的科学层面上去衡量“群众科学”，那可以认为在很多方面，“群众科学”的确没有获得理想的成功。比如高敏对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的研究就指出，20世纪50年代所采用的一系列的低技术含量的“预防”措施实际上并没有有效遏制血吸虫病在中国的肆虐。真正战胜血吸虫病的是六十年代中后期逐渐建立起来的以“赤脚医生”为代表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它背后是整个国家在专业技术人才与财政上长期、持久的投入，以及新开发出来的副作用更低、使用更便捷的口服药物。但按照对“群众科学”直观化的理解，这还算是“群众科学”吗？事实上，“群众科学”并非是字面意义上理解的，完全维系于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主体是“群众”这样一个单一的身份，它更关键的内核在于强调科学技术的政治性，即“为了谁”的问题。
相对于“群众性”的科学实践活动这个表面化的理解，“群众科学”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将科学视为社会改造的工具。当时的“群众科学”运动包括：农村科学实验运动，即科学种田；汉字的检字法跟排字法的改革；还有防治血吸虫病；赤脚医生运动；电子工业与运筹学的群众运动……现在没有人深入研究过的农业气象学调查，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大规模的。基本上每个村里边都建气象站，收集气象资料。比如说在“文革”期间，有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是工农兵的教材，大家都要去学习。此外还有地震的群防群测、古人类跟古脊椎动物的发现发掘和研究。
那么“群众科学”具体指什么？舒喜乐自己有一个概括。当然结合她的概括，我又做了一点点调整，就是“在形式上，‘群众科学’是指通过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组织起来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普及，而这一形式本身又包含着对科学技术主体以及性质的内在要求”。强调科学技术要为人民服务，技术专家要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实践经验学习。与此同时，技术专家也需要为人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其科学素养，清除迷信观念。它的精神内核的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致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不是说明文艺完全要以工农兵现有的欣赏水平、价值取向为标准？当然不是，在普及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提高的。如果只是以现有的品味来服务，以前那些民间的东西就可以了，为什么还需要赵树理呢？所以，“群众科学”是一个双向的运动，它既意味着传统制度化、精英化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要有人民大众的参与，人民大众也要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提高。
但这种学习，并不是完全吸纳制度化、精英化的科学技术，而是要加以改造。这种改造的内核就是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普遍过程中，对于政治优先性的强调和对推翻社会等级制度这一革命允诺的坚持。群众运动内含着科学，它的目的是改造社会。科学的目的不在于科学自身，而在于对社会平等、阶级革命的允诺。
为什么近些年学术界开始重视“群众科学”的议题？这和我们所处的日益技术化的时代，以及我们对科学技术政治性的认识有关。其实“群众科学”很早就进入到了学术研究的视野中。“群众科学”在中国的实践刚展开的时候，正好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所以就有很多美国科学家，其中也包括一些华裔科学家，他们就来到中国，把中国“群众科学”的进展介绍过去。这里边最有名的一个组织叫做“科学为人民”。
美国70年代时，他们主要反对什么呢？在当时的美国学术界，生物学界很流行生物社会学、进化心理学，用生物界、自然界的一些东西来解释人类社会，实际上是为现有的、不平等的阶级、种族与性别关系做辩护。西方的那些进步的科学家，他们对于现有的政治解决方案很失望，所以就把理想寄托到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上面来。当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民权运动的主体包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包括在校学生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反对传统的技术中立观念，认为科学技术有固有的政治属性，认为进化心理学、生物社会学在意识形态上与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相关。因此他们一方面在学术上与这些思想作斗争，希望科学研究向着有利于社会平等的方向发展，另外一方面他们希望改变美国科学局限于实验室高度专业化与人民大众相隔离的现状。
当然“文革”结束之后，美国学术界发现中国对“群众科学”的评价有了一个逆转。他们也发生了变化，逐渐地建构起来一种失败的叙事。但是最近十几年学术界对“群众科学”的意义经历了一次重新发现。这次重新发现的主要背景，一方面是中国的发展本身促使学者重新去思考我们以前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尽管之前例如“科学为人民”运动，它所代表的激进的政治路径在实践当中的影响力不复以往了。但是革命年代的遗产改变了有关“科学中立”的认识，引导研究者去思考看似普适性的科学观念与技术创新的特殊性和偶然性。
从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学的研究重点之一就是思考专业知识和权威的社会性，追问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辨识知识生产和社会的政治面向。这套思想可以借用政治学家Langdon Winner的描述，即“技术政治”：“这里的政治不是指国家政治生活范围之内的这种狭义的政治，而是人类交往中的权利跟权威的安排，以及在这些安排中发生可能的广义政治，相应的技术政治关注的是大范围的系统性的技术趋势，技术和社会条件和社会对技术的反应，以及人类对于技术手段的适应方式”。他反对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中立性的存在本身包含了特定的政治关系。不过对有些技术来说，这种政治关系是内在且固有的，而对于另外一些技术则是某种社会关系。制度的安排和设计的使用之下，更加有利于某种社会关系。
Winner举的例子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很多支持者都认为相对于大型的发电站和化石燃料，太阳能发电也许更加适用于去中心的、平等化的使用结构，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可能会导致这种平等的社会关系，而只是它更适宜这种社会关系。
在Winner的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中，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技术内在固有的政治性。20世纪40年代末，加州大学发明了一种机器，叫自动番茄收割机。这种机器相对于手工去采摘番茄的成本和效率都很具优势，但是这台机器的价格很贵，要5万美元，只有大型的番茄农场才有能力购买，中小农户在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就被淘汰了。这种机器使用的结果是番茄种植业进入了高度集中化、垄断化的阶段，行业的社会关系也被重组了。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番茄产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番茄种植者的数量只有20世纪60年代初的1/7了。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在线性的进步论中，它会被表述成劳动生产率大幅度的提高。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农业发展水平提高了。因为要适应机器采摘的需要，所以原来那种比较软的、口感更好的番茄品种就被淘汰了，换成了一种更硬的，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的番茄品种。
但是对于技术内在固有的政治性的强调，并不能视为是技术决定论的另外一种形态。行业的高度集中化并不是自动番茄收割机的必然结果，两者之间其实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科学知识、技术和企业利益在已有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下彼此强化。Winner提到在番茄收割机发明出来之后，加州的那些中小型番茄种植者们也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是中立的。但美国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认为这些中小型番茄生产者提出来的要求是无理的，技术就是中立的。这跟我们今天的困境有一点点相似，特别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候，中美在互联网领域的冲突日益明显，又重提互联网中立论。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好，但实际上它是在协助现有的互联网巨头的垄断。我们对这种垄断的结果感触颇深。大公司的平台天然就是垄断的，在政治经济结构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它就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总之在技术政治的视野当中，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就是一个政治过程，是社会权利斗争的核心地带。他关心科学发展、技术创新的推广和社会的关系，也关心这些由社会所塑造的科学技术如何反过来构成我们今天社会的权力跟结构，又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基于此，技术中立论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技术政治的一种表现，精英化、专业化、建制化的科学技术正是通过将自己展示为中立领域，去掩盖社会的权利和权威的运作。“群众科学”在历史上的那些实践，恰恰就把这些被掩盖的东西打开了。也是因为这个，最近十几二十年，“群众科学”问题重新被学术界所关注。
所以，重新回到闫老师提到的“群众科学”的两个结构性困境上去，我们会看到，大规模的群众参与只是它的表象，更深层更关键的问题：一个是科学技术的目的，即“为了谁”的问题；另一个是科学技术对社会平等、社会改造的允诺，即赋予人民群众真正的主体性，这也延续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首先，简单看，制度化、建制化的科学可能“效率”会更高——这里暂时不谈基础科学的进步问题，因为基础科学好像已经快100年没有什么真正的突破了——但是这种“高效”的结果是什么呢？在番茄收割机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提高的仅仅是收割番茄的效率，但是中小型种植者破产出局了，而且原来好吃的番茄也没了。新的品种只适合现代食品工业的深加工，做成番茄酱等。也许可以创造更高的利润，但是对人民群众的健康也更不利了。再回到50-70年代的“群众科学”，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大规模下放到农村的医生和专业人士，以及新开发的治疗药物，的确是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但也只有在“科学技术为人民大众服务”，在对技术政治性的充分认识的前提之下，经济上无利可图的“下放”和血吸虫病药物开发才被置于很高的优先级。同样，青蒿素的发明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即亚非拉人民的健康而不是利润才是首位。
其次，“群众科学”的政治性在于它要求人民群众参与，但并不是将科学技术划入一个更高级的领域，人民群众参与后地位就提高了、就和专业人士平等了，并不是这样。而是这个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在受到一定训练的前提下，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它不再是一个特权领域，不再是一个封建行会式的组织，不需要个体通过积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才能进入。而且任何知识、经验都被平等地重视，也就是所谓的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已经被制度化科学研究排除在外的、来自普通人实践的知识又被重视。所以，被四级农科网组织起来的农民才可以发现水稻的雄性不育株，为杂交水稻做出贡献。
王洪喆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群众科学”是“早产的后现代”。美国1968年之后，在消费级计算机领域中出现的创新与中国的“群众科学”是同构的，但是很快被新自由主义收编。中国早在边区时期就已经全面实行了。但新时期以来，科学的超越性又被强调了，价值等级重新建立起来了，数学、理论物理，因为离实践最远，成为所谓“科学皇冠上的明珠”。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民科”出现了，他们将科学视为社会上升的方式。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看到，“民科”基本上都出现在数学和理论物理领域，动不动就要推翻相对论。所以说，“民科”是新时期科学观和社会结构有意塑造的结果，是“群众科学”的反面。这正是抛弃“群众科学”最重要的政治性内核的结果。
也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群众科学”还有它的生命力。至少，我们可以在B站等视频平台上看到活跃的参与者，在“精准扶贫”中看到技术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