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人掌握更好的职业技能、享有更多的就业保障时，他们会成为社会稳定和消费的重要力量，也会是生产效率更高、流动率更低的好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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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经济不平等正在给全球年轻人带来越来越浓重的焦虑。世俗意义的成功与幸福似乎越来越属于受过良好教育、拥有高级技能的一小撮人，他们和大部分人的差距越来越远。欧美国家的调研显示，多数人现在预计子女将来会比自己过得差；在美国白人劳工阶层中，持这种悲观看法者的比例达到惊人的76%。在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当下的年轻人也在面临社会流动性的滞缓。二本学生在安稳与梦想之间的挣扎，三和青年过着低欲望低消费的躺平生活——他们的遭遇折射出当下普通人的焦虑。
英国经济学家、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认为，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设想教育系统、深化校企合作、加强劳动者保障，让更多的年轻人不会因技能不足而难以找到一份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不会赤裸裸地暴露在经济风险中。
更具体而言，科利尔认为当下的教育系统过于强调大学学历和认知技能的训练，但在许多生产性职业中，要求的其实是非认知技能，比如毅力、专业精神、自我控制和协作能力——这需要更好的技术性职业教育和培训，特别是需要企业亲自参与，按需培养未来的员工。在这一方面，德国和瑞士已经提供了某种样本。另外，政府需要更多介入劳动者和雇主的协商，加强前者的议价能力，让他们能承担被解雇的风险。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其中的关键是社会中的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能够重新意识到互惠性承诺的重要性——当年轻人掌握更好的职业技能、享有更多的就业保障时，他们会成为社会稳定和消费的重要力量，也会是生产效率更高、流动率更低的好员工。科利尔认为，这需要我们放下极化思维，回归更务实的立场去调和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我们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但也需要政府接受一种更为有限的角色；我们需要市场，但也要用植根于完备伦理的坚实方向来驾驭市场。”
文 | 保罗·科利尔 译 | 刘波
我们知道怎么做有效，怎么做无效。大多数高收入国家对学生毕业后的技能发展都有一些正确的做法，但各国正确的部分不一样，而且几乎没有彼此学习的意愿。
对拥有最好的认知能力并有兴趣发展这些能力的人来说，美国和英国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技能发展途径——优质的大学。两国都有很多好大学——有五所美国大学和三所英国大学位居世界前十。
相比之下，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的大学没有一所跻身世界前十，而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大学体系的一般性缺陷。差别的根源是大学的管理方式。高水准是通过竞争和分权式管理实现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率这么高也源于同样的原因。相比之下，法国在标准化、低复杂性的学前教育环境中集中控制的教育管理模式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但该模式应用到大学层面时，结果就令人失望了。
但是，对没有受过精英教育的大多数人来说，美国和英国的环境不适合发展技能。如前所述，大多数年轻人应当从只加强认知技能的训练，转向发展被忽视的非认知能力的训练。因为这是一个更为艰苦的转型，所以理应成为毕业后政策的首要重点。从年轻学生的角度看，这样的转型意味着跃入未知领域，因而对心理的要求更高。从政府的角度看，因为所需技能与政府通过教育系统的其他部分管理的技能很不一样，所以在组织意义上这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与攻读大学学位的人相比，政府应当为每名学生提供更多的资金投入。
专业人士知道需要什么：高质量的技术性职业教育与培训。年轻人可以选择走这条路，而不是继续沿着以训练认知能力为重点的轨道蹒跚前行。幸运的是，专业人士甚至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点，因为德国已经这样做了很长时间，并因此拥有了高生产率和高薪的劳动力队伍。那么德国是怎么做的？他们如何组织这样的培训？他们如何促使无数年轻人实现这样的心理飞跃？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仿效德国？
德国的关键组织要素是特定行业内企业与大学的地方化合作关系。学校围绕这些技能设计课程，企业派资深员工提供现场工作经验和指导，学生的时间一部分花在大学里，一部分在企业里。学生通常接受三年这样的培训，然后进入企业就职。培训有几个目的，均非无关紧要，有些很微妙。事实上，成为一名可被聘用的年轻工人需达到的要求听起来几乎和吉卜林（Kipling）著名诗作中对成为男子汉的要求一样高。一项要求是形成常规的专业技能：技能越练越熟，在反馈中不断磨练。另一项要求是在必要时能自主思考：有充足的知识和信心，足智多谋。工匠精神带来一种精益求精的伦理规范，一种把工作做好的自豪感。这种精神可以通过与已成为榜样的人共事学到。此外还有实用能力：计算能力、读写能力、沟通技能和绘图能力。由于大多数工作都在私营部门，年轻人需要像商人一样的态度，包括要认识到使顾客愿意付钱购买自己的产品是自身岗位的基础。与此类似，年轻工人需要自我展示和按时、保质完成任务的能力，这些能力能让他们毕生受益。最后是适应能力：好奇和坚韧的态度，如自信、同理心、自我控制、毅力、协作和创造性。读到这些，牛津大学的普通学生可能感到气馁，但要让天生不具备认知天赋的那一半人口高效地投入21世纪的工作，这是必需的。
培养这些技能既是地方任务，也是国家任务。公共政策的效力还有赖于企业的使命感。这里又回到了道德企业的概念：企业的整个团队把一项比个人致富更大的使命内化为自己的追求。道德企业认识到自身对年轻员工承担的责任，投入时间和金钱来提供完善的培训，不只是培训仅限于本行业的技能，还包括德国技术性职业教育与培训所涵盖的广泛能力。在英国，两家零售业巨头约翰·刘易斯和BHS代表着企业对员工截然相反的态度；在美国，这样的代表则是丰田和通用汽车。如前所述，讲道德不一定意味着愚蠢。最后破产的是BHS和通用汽车，而不是约翰·刘易斯和丰田。
我们也知道什么是无效的做法——脱离现实世界工作的培训。两种常见的公共政策表面上试图解决技能问题，其实不符合实际要求。
一些国家的政府为了回应社会对技能缺乏的担忧，鼓励开设表面上具有职业技能培训性质的课程，但课时仅持续几个月，课程内容与未来在特定企业里的工作无关，而且仅限于基础性的职业技能。这些课程无法培养技术工作所需的一般性技能，无法真正符合企业的要求。
同时在大学里，低品质的职业课程大量增加，这种做法更为大张旗鼓，当然也更浪费。在美国和英国，由于学位所带来的光鲜感，目前有一半的年轻人选择上大学。在英国，这些学生的三分之一最终找到的是过去由非大学毕业生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的技能要求没有发生变化。拥有学位并没有提高这些学生的生产率。在中学里，许多孩子梦想着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光鲜职业。不同职业的出镜率和占总职业的比例之间存在着巨大偏差。孩子们确实应该有梦想、计划和抱负，但总的来说，这些抱负必须与现实相妥协。从梦想落到脚踏实地的工作，是成年过程中要经历的痛苦。正如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描述16岁到40岁成长历程的优美语句：“现在浩瀚而包裹一切的，将不可避免地萎缩凋落，直至成为一个我们能把握的东西，它不会让我们无比心痛，但也不会像当初那么美好。”
成年人不应该沆瀣一气，从这场转型中牟利。在光鲜行业工作的人（如法医）痛苦地告诉我，大学表面上是为他们的职业提供准备的，但其实是在虚假承诺的基础上招生的。从这些项目中毕业的学生负债累累：在美国，那些在顶尖大学攻读其他有价值学术课程的学生，负债通常比他们少。与梦想职业挂钩的“学位”，把他们引入了一个成本高昂的死胡同，而他们其实只需要一个跳板，借以进入一个高成效但不像前者那么诱人的职业。
在美国和英国，大量缺乏训练的求职者最终进入的是必须依靠较低生产率和相应的较低薪酬才能盈利的企业。这样的企业通过在需求下降时裁员，不投入足够资金用于培训，以及排斥工会来节省开支。它们学会了应对员工不满导致的高流动率，依赖急切需要工作和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来取代那些辞职的人。在一些领域，这种低生产率、低成本模式的利润率高于在企业员工身上投资的高生产率、高成本模式。在这样的领域，低成本企业将把高成本企业赶出市场。这导致人们尽管在作为消费者时获益，却在作为劳动者时受损；因为他们的生产效率变低了，所以他们的收入也变低了。用更正式的语言来说就是，市场在技能形成过程中失灵了。如果大家在消费时多花一点钱，并从劳动中多赚一些钱，那么大家的境况都会更好。但目前没有机制能促使这样的交易承诺链产生，以在总体上带来这种更优的结果。这样表述这个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社会需要采取行动来缓解这个问题。最低工资法、强制培训费和工会权利都有助于限制企业以牺牲生产率为代价压低劳动力成本。举一个关于监管及其后果的简单例子：在巴黎和伦敦营业的同一家连锁餐厅面对的最低工资法存在巨大差异。在最低工资高得多的巴黎，餐厅会对菜单与员工进行规划，并为员工提供处理更复杂服务流程的培训，以使每位侍者能够服务的顾客比伦敦更多。因此，巴黎侍者的生产效率高于伦敦侍者。餐饮的价格没有区别，但平均每位用餐者在巴黎得到的侍者关注比在伦敦少。然而最重要的社会差异是，巴黎的侍者赚得更多。伦敦的确有很多就业岗位，但都不怎么样。
在阐述了良好的非认知技能训练应该是什么样子，以及许多年轻人目前被引上的另一条道路后，我们终于可以转向背后的心理学问题了：年轻人会不会更倾向于这个选择，它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国富论》所代表的粗糙心理学认为人们只关心钱。《道德情操论》所代表的更准确的心理学则告诉我们，人们也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尊重别人，并被别人尊重。关于人为什么事而后悔的证据证实了我们的直觉：人更在意尊重而不是金钱。但即使以金钱为标准，许多英美年轻人也被引入了发展认知技能的死胡同。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目前这样的选择能带来最大程度的同伴间尊重。当他们告诉朋友自己要上大学时，那些上不了大学的人就一脸羞惭。当他们告诉朋友自己正在攻读法医学时，朋友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影视剧中的光辉形象。问题的核心是，人们过于重视认知技能训练，相对忽视非认知技能训练。这是英美社会普遍存在的深层次观念，其他人告知年轻人的叙事使他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于你很可能觉得必然如此。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在这件事上，德国的情况也显示人们对这两种技能可以有不同的排序。
我可以在这里列举数据，但我是从更个人化的途径了解到这个情况的。一位很能干的德国互惠生曾在我家住过一年，她正处于需要选择继续上大学还是转向职业培训的人生阶段。如果她愿意，她有足够的认知才能来继续接受学术训练。她收到了一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她更想参加由她家乡的一家企业和一所学院合办的职业培训。她准备参加的培训课程很有挑战性，甚至有点令人望而生畏。她选择的职业是市场营销：这家企业生产的是一种技术上很复杂的设备，也是她将要营销的东西。在开始学业的第一周，她和制造该设备的工人一起在车床上工作。第三年她在拉美学习西班牙语。现在她是该公司的雇员，收入丰厚，生活安稳。也许她将与某位英国销售员展开正面竞争，而后者从中学毕业后所得到的训练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学位。我们当时为她的选择感到惊讶，而她对我们的反应也感到惊讶。她选择的道路不仅比继续接受课堂教育更具挑战性，而且更能赢得社会尊重。无论是为获得尊重还是物质回报，她当时都应当走这样的道路。
为了在美国和英国创造同样的风气，我们必须挥别那些象征着认知技能优越性的东西。“学位”这个词需要被祛魅：车床和拉美可以比在课堂上再学三年更光鲜。德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最领先的是瑞士。瑞士的职业培训是严肃认真的：课程通常持续三到四年；企业会密切参与，因为他们要支付一半的学费，而学费不菲。这种培训也很受欢迎，受到60%的年轻人青睐。一部分原因是学生在学习期间可以得到收入，但另一个原因是通过这样的培训可以获得高级职位。除了世界一流的职业培训外，瑞士还有一所大学跻身全球前十，这更凸显出瑞士成就的不凡：让非认知技能的培养途径茁壮成长，不一定意味着要削弱对认知技能的培养。
职业培训需要得到更多社会认可，不仅要给参加培训的人，也要给提供培训的人。教授认知技能很容易得到荣誉：我们有像“教授”这样的头衔，从属于某所“大学”。职业培训目前过于分散，因而无法提供这么容易得到的荣誉。也许我们需要给林林总总的职业课程一个共同的更高地位，以表彰其为实现国家的重要目标所做的贡献。我们可以建立国家技能服务体系（National Skill Service），所有该体系的成员都将引以为豪。
在得到一份工作后，劳动者应该享有多少就业保障呢？劳动者承担着长期债务，如抵押贷款，因此需要尽可能多的就业保障。相反，对企业所生产产品的需求会发生周期性的剧烈变动，所以企业希望尽可能灵活地聘用劳动者。双方的博弈能产生什么样的折中结果，取决于双方的相对议价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受到政府政策的深刻影响。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个极端是，政府立法使就业保障成为就业的一项必要条件。以1920年代的美国为代表的另一个极端是，政府立法限制工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由于各行业的劳动者通常存在议价权的差异，各行业的博弈结果也就各自不同。每一名教授，无论多么平庸，都有终生的工作保障，因为没有这样的保障可能会引起焦虑，而这可能干扰我们思考大问题的能力（无疑其他教授还会提出更多理由）。然而我那得过奖的当演员的侄子在求职者饱和的演员行业里，一生都会面临失去工作的可能性。
在重新思考就业权时意识形态没什么用：左派意识形态分子憎恶劳动力“市场”，右派意识形态分子将其神圣化。自由市场派最常见的批评是最低工资会导致失业。失业是出差错最明显的表征，但并不总是最重要的表征。劳动力市场有两个不同功能：其一是将拥有特定技能的求职者与企业为这些技能而设的职位配对，这个匹配的过程会影响失业率；另一个功能会影响社会的普遍繁荣，即对培养这些职业技能的投资。这两个功能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张力。如果能做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投资就会更可行。劳动者需要通过培训获取技能，而培训成本高昂，必须有人付费。在由劳动者付费的情况下，他会担心企业会不会以更高的薪酬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聘用他，以免自己为培训所做的投资不划算。而在由企业付费的情况下，企业会担心劳动者在受训后马上辞职，去另一家企业寻求薪酬更高的工作。企业承诺工作保障能给予劳动者信心，使其克服第一种担心。工资控制产生的副作用——失业，能给企业以信心，使其克服第二种担心。所以在这两种机制下，劳动者和企业都更可能增加对培训的投资。但工资控制与企业承诺的工作保障会降低企业雇佣劳动者的动力，因而会妨碍劳动力市场的匹配功能。因此，要解决企业为培训投资不足的问题，更好的做法不是用高失业率来使劳动者不敢辞职，而是政府通过课税来承担培训花费。
但劳动者需要工作保障不只是为了收回其对技能的投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承担着需要用未来的薪水来履行的责任。他们如果有能力承担诸如抚养孩子、购房这样的责任，对社会是有益的，因此工作保障具有社会价值。在需求疲软时期，企业调整对劳动者的付薪义务，这种做法也许比让劳动者承担被解雇的风险更有助于保持经济效率。如果规定企业不得解雇劳动者，企业也许会培训劳动者掌握更多的技能，以便在对某项技能的需求降低时可以把他们调到需要另一项技能的岗位上。
但这样的工作保障必然有其限度。尽管企业应该能应对暂时的波动，但在需求长期性下降的情况下，企业必须裁员，否则无法生存，压力到达极限时就会破产。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失去工作不可避免，劳动者的损失依然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对于这类冲击，我们需要一个比企业更大的实体——政府。诺贝尔奖得主让·梯若尔提出了一个聪明的方法，既能让政府引导企业在市场低迷时期留住劳动者，也能让企业在面临长期性的需求收缩时裁员。这个方法就是，就裁员向企业收费，以弥补裁员给政府在福利支出和再培训方面造成的额外成本。
被认为应对此类就业冲击最得力的国家是丹麦和瑞典。它们提出了灵活保障（flexicurity）的概念。这项政策与复兴破败城市的挑战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产业崩溃，这将对特定地区造成严重冲击，该产业的劳动者将需要再培训。《简斯维尔》（Janesville）是一个不多见的案例研究，可供我们观察在一座美国小城的主要工厂关闭后再培训计划能产生的效果。在这个案例中，再培训没有起到作用。参加该计划的失业者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低于不参加者，即使找到了工作，收入也低于没有接受再培训的人。这项计划为何一败涂地？我认为是因为忽视了三个关键因素，而且这种忽视可以直接追溯到学校教育：失业者从来没有学到过最基本的现代学习技能。在他们受雇于工厂的漫长时期里，这种忽视一直在持续。那家企业从来不用担心（梯若尔建议的）因裁员而被收取惩罚性费用，所以没有动力让工人掌握更广泛的技能；假如有那些技能的话，工人本来可以更容易地找到新工作。但最重要的一项忽视是，再培训并没有与任何旨在吸引新产业入驻该城的针对性刺激措施相配套。相反，集群效应引发了恶性循环，工厂的关闭导致当地其他企业也相应萎缩，所以接受再培训后的劳动者可选的就业机会很少。简斯维尔的经历表明，没有这种高规格的配套措施，再培训就是一个提供虚假希望的陷阱。但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即使失业工人曾受到更好的教育，提前掌握了更广泛的基础技能，政府也大力推动当地形成一个替代性的产业集群，他们也会犹豫要不要花费自己的储蓄来接受再培训（他们因失业而需要储蓄作保障）。芝加哥商学院的两位教授路易吉·津加莱斯和拉古拉迈·拉詹建议向所有劳动者提供终生信用额度，在需要时可以用以支付再培训的花费。
方兴未艾的机器人革命及其后的任何科技革命都将需要很多人接受再培训。我认为机器人技术不太可能使工作岗位减少，因为人类的需求可能是永无餍足的，但它将改变需要人工完成的任务的种类。这是一项有益洞见的精髓。我们先把一般的工作看作是由一系列任务组成。即使看起来最常规的工作，也不可避免要在某些时候需要劳动者做出个人判断，拥有与其他人沟通的能力，并采取一些非常规的行动。机器人技术将使一些任务消失，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但仍有一些任务不适于由机器人来完成，且对机器人的依赖还将创造一些新工作，普通工人将转而从事这些工作，他们的生产效率可能大大提高。因为在不同工作中适合由机器人完成的任务差别很大，所以必需的工作技能可能会不断发生大幅度变化。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就需要接受再培训才能执行新的任务组合。就像巴黎侍者比伦敦侍者收入更高一样，未来的劳动者将比现在的劳动者收入更高，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像巴黎侍者一样掌握不同的技能。一个必然的推论是，未来需要大规模扩张的一个高度劳动密集型行业将是培训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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