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奈儿认为，既然法律对被告人做了无罪推定，那么受害者也理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即在被证伪之前得到人们无条件的信任，她们不应当辛苦地去博取这种信任，就像社会不应当压制女性的自信心，同时又抬高男性的。
来源：世纪文景
记者 |
编辑 | 黄月
“失去意识的醉女人。”
和许多遭遇性侵的女性一样，22岁的香奈儿·米勒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报纸上“失去意识的醉女人”。她不记得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知道上一秒自己还在参加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派对，下一秒醒来就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并被告知有人性侵了她。接下来的十天里，香奈儿表现得一切如常，她把“强奸、受害、律师”之类陌生的词排除在外，代之以熟悉而安全的“丰田普锐斯、费奇牌酸奶、改善体态”。直到一天早晨，《斯坦福日报》的一条新闻带着那些她极力回避的词、“两杯威士忌、两杯伏特加”以及一个“斯坦福运动员”推倒了她的围墙，涌进了她的世界，她倒在空地上半赤裸的身体被警方用冷漠、准确的语言描述，一切都在事无巨细地漫溢。
“失去意识的醉女人”，这八个字透着一股暗示、邀约的味道，把男性的犯罪粉饰成女性的罪过。一个女人如果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性侵——尤其是因为醉酒而失去意识——那么她再也无法成为一个乖巧的女儿、一个温柔的恋人、一个有趣的朋友、一个成熟的姐姐。她过去以及将来的所作所为，似乎永远指向那个“被诱发的错误”。人们会在她背后指指点点，“看，是那个失去意识的醉女人，难怪她会被强奸。”
这时候，埃米莉·多伊诞生了，她是香奈儿用以保护隐私的假名，也用来分装她痛苦、耻辱、愤怒和脆弱的自我。“突然间我恨她，我不想要这些，不想要她的赤裸，她的痛苦。那是埃米莉，那一切都是埃米莉的。”曾经，香奈儿想把埃米莉死死地关在角落，而眼泪总是从两个身份间的裂隙里溢出。往后的一年半中，香奈儿与埃米莉在一具身体里展开争夺，一个想要努力向前，一个陷入悲伤的泥泞；但她们也会站到一起，去面对警察、法官、律师以及陌生人一遍遍地审视和质询。
法庭本该是正义的应许之地，香奈儿却失望地发现，整个司法过程跟报纸的八字总结没什么不一样：一位警官直接把半华裔的她归入白人一档，记录在案；第一次庭审时，她不得不集中精力回答两百多个和性侵毫无关联的问题，例如你有多高、你有多重、案发当晚你的手机是否静音……真相和自我一同被抹去，所有无关的细节都被转录为与犯罪相关的蛛丝马迹。而审判的结果同样令人失望——2016年6月3日，被告人布罗克·特纳的被判“在县监狱服刑六个月”（实际服刑三个月）。法官珀斯基的判断和某些报纸的论调一致，“他是个优秀的运动员”、“重罚可能会毁了这位年轻人的生活”。
“生活，一个人的生活，是你的生活，你忘了还有我的生活。让我来换个说法，我想告诉人们，一夜的酗酒可以毁掉两个人的生活。你和我。你是因，而我是果。你把我拖过这个地狱，把我一次又一次拖回那个夜晚。”香奈儿在她的受害人陈述中写道。我们的文化似乎天然地懂得为男性着想，不论什么时候，总有人提醒大家“他不只是个强奸犯”，对女性的指称则要扁平粗暴得多。
这封陈述后来以埃米莉·多伊的名义在新闻网站Buzzfeed上发表，短短几天之内获得了一千多万的点击，引发了全美乃至整个英文世界的关注和讨论，《卫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纷纷转载，拜登、希拉里等人公开表达了对埃米莉的支持。2018年，负责该案的法官被以62%的投票结果罢免，加州性侵法案中强奸的定义也由此扩大。
这些改变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鼓励让香奈儿看到，自己不只是那个终日哭泣、悲伤又暴躁、无力向前的受害者，她有勇气大声指出那八个字的错误，她有能力去挑战一个白人男性至上的司法系统，她终于可以越过埃米莉·多伊，说出自己的名字——香奈儿·米勒。
在《知晓我姓名》中，香奈儿讲述了这个自我分裂与和解、逃避与抗争的故事。今年8月，《知晓我姓名》的中文版面世，借此机会，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连线采访了香奈儿·米勒，和她聊了聊名字的力量、社会文化与法律的结构性不公以及写作赋予受害者的叙事权。香奈儿认为，既然法律对被告人做了无罪推定，那么受害者也理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即在被证伪之前得到人们无条件的信任，她们不应当辛苦地去博取这种信任，就像社会不应当压制女性的自信心，同时又抬高男性的。她也表示，不希望这本书的结局或者这个故事本身被当作一次凯旋而归的胜利，因为那些痛苦永远不会消失，它会成为受害者的一部分，改变她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重要的不是摆脱痛苦，而是直面痛苦，学会与它共处，并通过它更好地理解人、帮助人。”香奈儿说道。
界面文化：当人们失去名字时，会感到有关自己的事实和感受都被碾平了。Buzzfeed上的那篇陈述让人们看到了作为埃米莉·多伊的你，现在你用“香奈儿·米勒”的真名来写这部书，对你而言，这两个名字分别意味着什么呢？你为什么想让大家认识埃米莉以外的香奈儿？是什么鼓励你从埃米莉走到香奈儿的呢？
香奈儿·米勒：在最开始的时候，名字几乎是唯一一件完全属于我的东西。我的经历、事发现场图片都在网上流传，任人解释，只有“香奈儿·米勒”这个名字是我的，我希望这个名字只被所爱之人呼唤。所以我分裂成了两个自己：“埃米莉·多伊”是那个被性侵、被公开拆解的女人，而香奈儿还在过她从前的生活，这像是一种自我保护。
一开始，我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切换，埃米莉总是被我忽视和排斥，你几乎察觉不到她，但裂隙就是存在，我在书里也写过自己总是忍不住哭，用冰箱里的冷勺子敷脸的事。埃米莉与香奈儿的分离与融合是我成长的过程，当我重新认识到事情究竟是什么样的，重新肯定自己的情绪和价值后，埃米莉的重担不会再扰乱我，我不再觉得羞耻，我想我可以让人们知道我是谁，我经历过什么。许多幸存者在反性骚扰运动中站出来，这也鼓励了我。
界面文化：你在书里面也强调了自己的中文名“张小夏”，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你觉得华裔的身份让这段经历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当你从身为华裔的视角来看整件事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香奈儿·米勒：我出生于1992年，生肖属猴。2016年进行庭审的时候，恰好是我的本命年，那真是最糟糕的一年。但我认为这一年是属于我的，我经常在纸上画很多小猴子，希望它们能给我带来好运。
亚裔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形象单调刻板，并且显得十分温驯。当我坐在一间多半由白人象征权威的审判室里时，我感到自己的力量被他们低估了。这些人觉得布罗克大可免于受罚，因为他们从没想过我能掀起轩然大波，从没想过我会大声指出这种不正义。我在做证词时经常哭，他们便以为这是软弱。但即使我在哭，我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在哪儿——许多男人甚至无法在公共场合哭泣，他们害怕这么做，他们眼中的脆弱恰恰是我力量的所在。对许多女性来说，公开表达自己的情绪就是一种力量，这让我感到自己十分强大，直到今天我也依旧在这么做。
他们觉得判处布罗克服刑几个月就足够了，但那一年半的诉讼程序让我认识到，这一切根本就是错的。我变得越来越愤怒，甚至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因为眼见自己的家人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我的妹妹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我无法忍受这样的情况，于是我选择行动。
之前一位警官和我通话时，默认我是白人，法庭文件就这么记录了，我的华裔身份、我从家庭渊源里继承的遗产通通被忽视掉了。我受够了自己的某些部分被抹去，受够了亚裔美国人不能被塑造成更加强大的角色，受够了自己无法成为故事里的英雄或者主角。我想让人们知道我是亚裔，作为华人，我很骄傲。在这个故事里，布罗克是主角，媒体报道把这个白人男性放置在故事的中心，我想把故事的中心转移到自己身上来，并且告诉大家，是时候从我的角度来看整件事了。我想被当作一个多维度、多层次、有天赋的人来看待，请停止对亚裔的刻板印象。
界面文化：受害者在法庭上无法呈现多维度的自己，但却必须回答很多与性侵案件无关的问题，比如说体重。这些荒谬问题的影响是什么？你是如何应对的？
香奈儿·米勒：很难公开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布罗克的辩护律师在问我这些问题时，他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倾听我怎么说，他提问的措辞方式只是为了操纵我说出一些答案，或者混淆我，让我显得笨拙、变得不相信自己。我在书里做过一个比喻，他这么做就像把我的鞋带绑在一起，并且强迫我奔跑，好看我把自己绊倒。
整个过程非常令人迷惑。从前我一直相信，法庭是个追求真相的地方，但他们扭曲事实、埋葬真相，好让他们的故事版本流传开来，而把我的噤声。这一切令我不安，我只能努力集中自己的精神，相信陪审团会听我说的，但这些提问本来就不是为了听你说什么。
完成这本书后，我收到很多采访邀请，像现在这样坐下来接受采访也曾令我倍感沮丧。因为这样的庭审经历把我规训到觉得别人提问只是为了羞辱我、让我出丑。我已经忘了提问可以是充满真诚和善意的，人们想要倾听、了解你的故事。我不得不学着重新去相信人，重新对他人开放自己。现在，我很乐于人们向我提问，我不再感到被冒犯。我会觉得有人在等着我，为我提供可以自由表达的空间，他们在努力理解我所说的，并且认真地进行记录，而非断章取义。
界面文化：真高兴提问这件事不再困扰你了，否则我会很抱歉。
香奈儿·米勒：现在收到采访邮件时，我会感到振奋。我看到许多人都试图在提问中融入自己对生命经验的反思，这样的对话非常有意义，并且能不断地提醒我，我做这些是为了什么。人们的出现不是为了从我这里拿走什么、迫使我沉默，恰恰相反，他们是为了让我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
界面文化：那你在写书、接受采访时进行的回忆与在司法程序中进行的回忆有何不同呢？
香奈儿·米勒：为了写这本书，我翻阅了庭审记录，回忆的过程非常痛苦。我花了和写作等量的时间来消化这一过程。一开始，我觉得写作是我的工作，我必须每天都写，但我意识到，有时候一连四五天我什么都做不了，需要处理的情绪和记忆实在太多了。在我重新坐下来尝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并再次开始写作前，我需要给自己留足时间去感受悲伤和沮丧，去为之哭泣。
对我来说，在写作中重访记忆，最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变成了完全的掌控者，就像上帝一样。现在每个人都成了我书里的角色，而在此前的真实生活中，我存在于他们的世界里，我不了解法庭世界是怎样的，那里的规则由法官和律师制定，我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写作时，我掌握了全部的叙事权，我可以把读者带到任意一个我想要他们去的地方，我可以任意拉长每一个时刻。那些曾经吓到过我的人，现在成了我的提线木偶，只有经过我的允许，他们才能开口说话，他们只能占据一页纸的两个段落，随后我便让他们离开。
在法庭上，回忆令我窒息，因为我永远不被允许诉说，我的话被不停地打断。我在书里也提到，那种感觉就像自己被辩护律师摁着头压进水里，不断地挣扎，想浮上来透一口气。
没有人能打断我的写作，我可以无止境地写下去。我为自己的所有感受腾出位置，自由畅快地告诉读者，这就是我所经历的。写作就像在和一个亲密的朋友聊天，我和读者一起坐在长椅上，跟他们聊我的人生，我希望这本书可以给人这样的感觉。我相信，即使你有创伤性记忆，只要能在一个对的环境——人们倾听而非品头论足，那么这些记忆就是可以重构的，你可以学会如何与之共处。如果我们能为幸存者创造更健康的环境，让他们大声说出或是写下自己的故事，一切都会变得更容易些。我们只需要为这种聆听提供更多支持。
界面文化：无论是做性侵报道，还是进行自我经历的讲述，一个最困难的点在于如何让别人倾听。因为许多人看到“性侵”两个字，可能会先开始做陈词滥调的批评或提醒，而不是去了解别人的经历和感受。你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香奈儿·米勒：必须声明的一点是，受害者选择站出来，她们没有什么可获得的，相反还会因此失去很多。而在此之前，她们也已经失去太多了。
受害者经常面临指控说，她们选择曝光是想要得到金钱或关注。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么做的成本有多高，而实际收获又有多小，这就是为什么我努力地想让这些人学会易位而思。受害者选择站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没办法忍受这些事再发生在别人身上。大声说出来是为了保护他人，这是一种自我牺牲，而社会却要让受害者反复自证其信誉和价值来获得被倾听的资格。
在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中，所有被控人在被证实有罪之前都是无辜的，因此，即使布罗克被捕，在接下来的一年半当中，每个人都必须假设他是无辜的，这是他的权利。我认为受害者也应当享有对等的权利，即在一切被证明以前假设她们所说为真。但现实是，无论受害者说什么，人们都觉得她在说谎，她必须不断证明自己以博得大家的信任。
我希望人们明白，那两位瑞典人对我的帮助是不假思索的，他们没有停下来问“你喝了多少”这种荒谬的问题。我们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帮助她，然后再去提问。
界面文化：受害者的故事很少被听见，除了人们不愿意去理解之外，或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她们的声音被拦截了。普通人在接触到这样的故事时是比较容易共情的，但更大的权力和社会结构使得这样的声音很难被听到。你怎么看呢？
香奈儿·米勒：许多受害者说出自己的故事时，总有人问，你怎么不早点说出来？证据在哪？为什么不去医院？他们意识不到受害者面前有多少障碍。
就拿我的案件来说，开车去离事发地最近的医院需要40分钟，当时是救护车把我送去的，可如果是一个学生在斯坦福遭遇性侵，她得找人开车送她或者叫Uber，才能到医院做取证。要走完这40分钟的路程非常困难，就像我必须辞职才能继续提起诉讼一样。处理性侵案的系统是如此隔绝，你必须不断地重新安排日程、推延计划，才能保障它的运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庆幸当事人是自己，而不是某个学生——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学业，并且能够承担暂时叫停生活的代价，但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某个学生身上，她可能不得不放弃学业。
“你怎么不早点报案”，这句话实际上在问“你为何不放弃生活”——受害者有一千个理由选择不这么做，我们有权继续自己的生活。如果社会更乐于倾听受害者的经历和情感，我想更多的人会站出来，但现在这个系统不值得让人信任。
界面文化：你的写作中有大量情绪丰沛的流露，但许多人为了增强叙事的可信度，在讲述类似经历时往往采取一种冷静的语调，不过多地暴露自己的情绪，你为什么选择了另一条路呢？
香奈儿·米勒：大多数人会把施害者看作受害者的敌人，但对我来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巨大的敌人。我曾经厌恶自己，试图把自己心里的声音屏蔽掉。很多时候我们忽视了受害者和她自己的关系，我想要纠正这一点，让人们看到我的感受和转变。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这么做，因为我知道这些感受不是我所独有的。
这本书已经出版一年了，我从来没有对书中的任何内容感到尴尬。那些我们耻于提及、羞于分享的感受其实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一开始也担心过，这么写是不是有些不妥，但我得到的反馈都非常好，这些感受是能引起共鸣的。
我希望读者能从中看到我如何完成转变。正如书里所写的，我是个很害羞的人。现在人们看到我，可能觉得我很自信、直言不讳，但在高中时，我从没在任何站上过任何活动的舞台，课堂上不举手，小组讨论时不说话，也没有提出过很鲜明的观点。人们脑中有一幅积极分子的标准相，过去的我显然不符合，但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让那些安静、害羞的人意识到，他们也可以是强大的。如果他们很在乎一件事，或者这件事伤害了他们所爱的人，他们也有能力去捍卫和保护，尽管有时候这么做会很痛苦。不要因为某种性格而低估自己在社会上发声的能力，也不要因为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而放弃发声的权利。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写道：“在你感到孤独的夜晚，我与你同在。当人们怀疑你或轻视你时，我与你同在。”这种团结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很多人，但你也强调，这些话不是向受害者兜售一个虚假的梦，一个平静而令人兴奋的存在。要取得实质性的进步，除了你刚才所说的创造更健康的环境，我们还应当做些什么呢？
香奈儿·米勒：年轻的女性受到侵犯，或者在街上被骚扰，人们都不当回事，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当下的文化不是把性骚扰的影响最小化，就是指责受害者有问题。社会将性骚扰当成根植在文化里的现象，它显得那么自然、那么不可违逆，人们像谈论天气一样谈论性骚扰。这是错误的，我知道我们可以改变它。如果能让男性恐于受到惩罚，他们就能控制自己。
然而，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对性犯罪轻纵的世界，他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代价由我们来承担。负担总是被放在女性身上——她必须自我调整、自我改变。可是性侵的发生到底跟受害者有什么关系呢？不论她们是谁、她们年龄的大小、她们穿的是牛仔裤还是裙子，和这些通通都没有关系。但他们总是会挑刺，并且让你觉得就是你做错了，粉碎你的信心，让你闭嘴。
一开始，我也觉得自己应该表现得更好，但这只会让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窄。我不愿意放弃晚上出门遛狗的权利，我不想被恐惧支配和限制。人人都会说“外面不安全”，但世界应该是安全的，女性不应该忍受越来越多的限制。难道我们的目标就是小心翼翼地走到人生终点，然后说“谢谢老天爷，我做到了”，仅此而已吗？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能够自由地生活。
在走司法程序时，最让我惊异的是布罗克的自信心。即使他被捕了，他依旧显得那么自信，觉得自己可以找一个好律师来了事，又或者他觉得，我会因疲惫不堪而放弃。我时常想，他凭什么这么自信？这种信心到底是哪来的？女性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自信？布罗克做错了事，却能信心满满地满世界走，我却要承担所有的耻辱，这多么疯狂啊！我们必须要让女性也获得同等的自信。
但有时候，尽管我知道自己在为了这个目标努力，我依旧感到沮丧。因为当我独自走在深夜的街道或搭乘地铁时，我还是会保持警惕，就像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说，不要在夜里停留得太晚。这种恐惧是真实的，也是合理的，但把它正常化为女性的行为规则，我就无法接受了。我们应当不断地去质问和挑战这些所谓的“常规”。“待在家里”“穿件夹克”“不要喝太多”——这些为女性制定的规则看似正常，实际上却反常得很。它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好像只要你遵守规则，就能免受侵害，但实际上无论你怎么做，你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事实就是这样，人们却不愿意接受。
界面文化：在斯坦福的标语之争这部分，你谈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主流往往期待受害者的叙事“振奋人心，积极肯定”，如果她们谈到了暴力的真相与伤痛，就会被斥为“阴暗”、“可能造成社会恐慌”。但真正伤害社会的，是性侵与性暴力的存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叙事来指认这一点？
香奈儿·米勒：我经常说，（受害者所经历的）生活令人不堪其重，但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却并非如此，我们至少应该学会去倾听这些沉重之事。如果我们转身离开，这无疑向受害者释放了一个信号，即她们太过阴暗、让人难以忍受，而不是告诉她们，你是很好的人，你只是被一个糟糕的故事卡住了，就像被压在大石头下面。
我们需要做的是告诉她们，我会帮你举起这块石头。社会给受害者编织了一个让她们不断受到伤害、自我怀疑的阴暗故事，期待她们独自应对这种叙事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必须帮助她走出来，回到生活的正轨。与其让她独自呐喊，不如成为她的声音。
在写这本书时，我对于如何结尾非常谨慎。我不想把它描绘成一次鼓舞人心的胜利，我认为没有那么单纯而彻底的东西。悲伤永远存在于任何形式的失去当中，就像你失去了某个人，你可能也迈步向前了，但某个部分的你也随着那个人离开了。不管是过去十年还是二十年，那些情绪和记忆都不会改变。唯一不同的是，你不再感到害怕，不会再被它们淹没，不会再失控哭泣。我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理解了这些感受，并籍此与他人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有很多女性曾经或者正在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在这个结尾处，我希望读者能看到，重要的不是摆脱痛苦，而是直面痛苦，学会与它共处，并通过它更好地理解人、帮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