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9年获得世界银行《年度全球营商环境》最佳城市、连续16年被评为全球最适宜居住国家、经济繁荣指数跃居全球第一……岛国新加坡顶着一个个令人艳羡的光环。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眼里，独立后的50年里，新加坡快速解决了食物、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社会的典范。此外，该学院的Vu Minh Khuong教授曾在其所著的《经济增长动力：对亚洲经济政策的比较分析》一书中提到，在1990年到2010年之间，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基础几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资本投资（59%）与劳动力（32%）的累积（剩下的部分为技术进步）。在这个连耕地和饮水都匮乏的国家里，人力资源自然成为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新加坡位于赤道附近，各主干道上遍布着热带乔木：雨树，其巨大的树冠不免让人联想到人民在政府这把大伞之下安居乐业。确实，只有安居，才能乐业。新加坡的“组屋”住房政策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最经常提到的政绩之一。550万常住人口生活在7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稳步增长的工资水平以及中央公积金制度的强制储蓄机制使这个国家享有极高的房屋拥有率：90%，这在其建国之初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这背后依托的是一套精细化的官僚体制。新加坡拥有一支15万人的公务员队伍，高级管理者基本是受过西方正统教育的社会精英。政府高级官员的聘请对象一般为医生、建筑师、律师、会计、大学教授、企业家或银行家等。

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原建屋局局长、原重建局局长刘太格在接受界面新闻等媒体采访时称，新加坡的公务员一般都聘请专业的人士担任，领导并不会干预具体的技术问题。“在新加坡，最高领导不是总理，也不是总统，而是真理。总理和总统都要尊重真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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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新加坡的“用人之道”，不得不提的是这里同时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精华的教育制度。2007年，量子基金创始人之一罗杰斯（Jim Rogers）考虑从纽约搬到亚洲。当时他的选择有新加坡、上海和香港，但综合教育以及空气污染程度，最终他选择了新加坡。现在，他就读于南洋小学的两个女儿中文说得比华裔同学还好。

每一年，新加坡都会到中国等国家定点提供奖学金招收优秀学生。而这些学生在毕业后还将根据协议继续在当地服务。

政府在为年轻一代提供优质教育的同时，也为所有劳动者提供全面的再教育和培训计划，为此在过去5年投入55亿新元(约合220亿人民币)。与此同时，政府还持续引进外来人才和劳工，以弥补新加坡当地人力资源的不足，维持经济和社会的活力。

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萨维尔林（Eduardo Saverin）在2009年放弃美国籍，移民新加坡之后就开始在这里投资，他先后已投资过14家公司。萨维尔林提到过，选择新加坡的原因包括宽松的税收、中西交汇的地点、房地产高回报、便于辐射新兴市场等。

新加坡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国家，你可以随处看到被设计得与F1赛车一样的出租车。但另一方面，它也不可避免地面临老龄化的问题，据世界银行2013年公布的数据，新加坡的平均预期寿命为82岁，劳动参与率在15年前就已接近上限。

乐龄公寓与临终护理等政府项目，足以确保新加坡老年人在无需额外支付费用的情况下安享晚年。但由于劳动力短缺，新加坡还有所谓的“活跃乐龄”运动，提倡长者退休后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继续发挥余热。

今年75岁的人民行动党成员刘炳森两年前退休后一直在国立大学公共服务学院、南洋理工大学、人力资源公司等从事兼职讲师与翻译工作，每个月工作四五天到八九天不等。

刘炳森对界面新闻说：“自己已经从事翻译工作40多年。现在知识更新非常快，必须多关注各方面的发展，与时俱进，才能理解主讲者的内容，并准确翻译出来。”

“终身学习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国家教育的基本政策。”刘炳森补充说。

在新加坡还有很多像刘炳森这样的老年工作者，从事着各种力所能及的工作，例如货车司机和基础服务行业。今年65岁、在运输公司服务的Lee Siew Kuen对界面新闻说，“继续劳动反而让人充实、不容易得病，还能减少子女的负担。”

在地域狭小的土地上生存，新加坡人有着极强的危机意识，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要不断前进。2012年，美国调研机构盖洛普对140多个国家进行的调查显示，提及愤怒、生理疼痛等负面情绪的新加坡人最少，他们甚至也不常笑。

国立大学爱丽丝与彼得学院外展及社区联系主任陈来荣很直接地表达出了新加坡社会普遍的危机感：“上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在40岁之后还有工作。”但同时他也认为，50年来，政府能为民众提供的服务已经非常充分了，医院、学校、住房都有了，“现在是时候把这个沙漏倒过来，人民应该问问自己能为社会做些什么了。”

“社会企业”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林静莹、李德福和郑勇诚三位大学毕业生提出的“爱心鞋”（卖一捐一）创意通过孵化器“HUB Singapore”推荐，参加了新加坡国际基金会青年社会企业家计划评选获胜后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现在他们已成立了自己的公司“Soule”，至今向中国的三所学校捐出了1400双鞋子。Soule今年还创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帮助三星和上海的华翔等公司其完成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

在新加坡有150家像Soule这样的社会企业。由新加坡国际基金会组织的青年社会企业家计划，致力于激励不同国家的青年加入新加坡及国际社会企业的发展事业之中，并为他们创造机会获得社会企业家所必备的能力和素养。该基金会的Jasmine Chew表示：“已经在中国开展青年社会企业家的招募项目，期待更多中国的青年人可以积极加入其中，实现商业计划并回馈社会。”

尽管50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有效利用人力资源方面，新加坡仍存在不少有待完善之处。新加坡隆道智库研究员孟羽就认为，政府仍然对女性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希望她们参与经济活动、促进创新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她们太多的社会参与会改变社会秩序和结构，造成诸如高离婚率、低生育率等社会问题。

但不管怎样，新加坡人的精神状态正慢慢改变。

新加坡正朝着一个更有人文关怀的社会前进。去年，由aAdvantage Consulting Group和英国Barrett Values Centre联合进行的《新加坡国民价值观评估》调查显示，民众不再认为国家的价值观在恶化，而且，与三年前相比，人们更珍惜与其他人的关系、和平以及环境议题。而据新加坡行善运动的最新一次调查显示，44%的受访者认为新加坡居民变得更亲切和蔼了，而上一次调查这个数字仅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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