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 车东西 六毛 晓寒

2018年11月19日，时任日产汽车CEO、日产-雷诺-三菱汽车联盟董事长的卡洛斯·戈恩在东京下飞机后，被当地检查机关以涉嫌职务犯罪被逮捕，引起全世界关注。

2019年底，戈恩从日本逃回祖国黎巴嫩，并召开发布会声称自己无罪，也是受害者。

很明显，日本检方与日产汽车，还有戈恩各执一词，外界对这场事件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是云里雾里。

近日，彭博社多方采访后发布了一篇长篇报道，彻底揭开了戈恩被捕事件的内幕——日产高级副总裁哈里·纳达与时任副董事长的西川广人，联手日本检方一同策划了这起逮捕事件。

这篇报道长达上万字，涉及大量细节，包括纳达如何与西川广人等达成一致、如何邀请黑客帮助收集戈恩的不利证据等。在关键时期，日产甚至还给纳达安排了保镖和专门的住所，以防止出现意外。

而在纳达等人扳倒戈恩和其亲信后，西川广人坐上CEO没多久就引咎辞职，纳达和后续参与内部调查的人，也先后辞职、调岗，或者再次被调查，事件一波三折，过程无异于一部好莱坞谍战大片。

下面是彭博社这篇报道的编译，根据原意有部分删改以符合中文阅读习惯。

一、主角：戈恩助手扶持起的马来西亚高管

每一个知名公司的政变背后，都藏着一个主谋或者说策划人。在戈恩被捕事件中，这个人就是哈里·纳达（Hemant Kumar Nadanasabapathy）。

这位卡洛斯·戈恩的死敌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家庭中，他更喜欢使用自己姓氏的缩写，也就是Hari Nada（纳达）。

他在英国长大，在那里他从律师学院法学院（ Inns of Court School of Law）获得了法学学位。在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中央大学求学期间，纳达也拿到了奖学金。

1990年加入日产后，纳达在英国公司从事一些关于商业合同和其他事务的工作，这时他还并不出名。在英国期间，他曾想争取欧洲法务部门负责人一职，但以失败告终。于是他辗转到日本的日产总部工作了4年，并最终在2012年击败竞争对手得到了欧洲地区法务负责人的位置。

虽然纳达以口才和喜欢讲故事而闻名，但是事实上，他不像周围那些接受采访、召开新闻发布会的高管们一样属于公众人物。除日产网站上的少数官方照片以外，这位高级副总裁的公开照片很难找到。

在工作中，纳达颇为自信的管理风格成功吸引了前日产代表董事格雷格·凯利的注意。彼时，凯利在日产主要负责人力资源、法律以及其他公司部门的一些事务，是戈恩的得力助手。

2014年1月，纳达从欧洲回到日本，开始在CEO办公室任职。纳达接手了凯利的部分工作——负责监督法律事务、合规、安全以及其他部分公司事务。

纳达的这个职位，意味着他基本上可以算作是卡洛斯·戈恩的幕僚长。等2017年西川广人接任首席执行官后，纳达也就成为了他的幕僚长。

在日产位于横滨的总部大楼里，纳达看清了日产高层的运作模式。

彼时，还是日产-雷诺-三菱联盟董事长的卡洛斯·戈恩正频繁地穿梭于巴黎、东京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公务机上。

2018年3月，戈恩就要年满64岁了。他正在考虑一个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他想要把日产-雷诺-三菱汽车置于一家控股公司之下，并让日产在一定程度上与雷诺平起平坐。

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和雷诺平等对于日本和日产来说都是个“心病”。

20年前（1999年），雷诺通过派遣戈恩以及提供资金的方式，从水深火热中拯救了日产。而这一结果也导致雷诺成为了日产的最大股东，其持股比例达到43%，并且拥有投票权。

然而到2018年时，随着日产汽车产量增加，这个限制条件让日产需要每年向雷诺派发数十亿欧元的股息。尽管如此，日产也还只相当于是雷诺的初级合伙人，因为它在这家法国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仅有15%，而且还没有投票权。

戈恩事件时间线（图源彭博社）

同时，戈恩还在推动将FCA（菲亚特克莱斯勒）也纳入到上述控股公司的谈判。

这个汽车制造商大联盟一旦成立，将会出售从电动汽车、吉普车、跑车到掀背车型在内的所有车型产品。其年产量将达到超过1500万辆的水平，轻松超越丰田或是大众1000多万辆的规模。

这个新的巨头本应拥有足够的实力以应对行业挑战和特斯拉等新贵的竞争，并在未来的交通运输领域发挥主导作用。

至于戈恩，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顶尖的高管们对每一项业务进行管理。

虽然戈恩会把更多权力下放，但他还是那个垂帘听政的幕后操盘者。因为他会制定更为广泛的战略并确保目标得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领导都会进行工作汇报。

为了便于戈恩对这个汽车帝国进行监管，联盟正在帮他在全球各地设立具备视频通话能力的办公室。

其中一个办公室会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具体位置距离日产为他购买并且装修过的房子只有几步之遥。另外一个办公室将会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因为上述控股公司的总部原计划会设立在这里。

但戈恩的这项大计划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一个阻碍就位于日本。

因为有媒体曝出质检违规、公司利润下降等问题，戈恩开始对他挑选出的日产CEO西川广人失去信心——距离这位CEO上任还不到1年。

据知情人士透露，戈恩和凯利开始讨论，让日产北美区负责人兼首席绩效官穆尼奥斯来接替西川广人。

穆尼奥斯是一个西班牙人，他于2004年加入日产，并在西班牙、墨西哥以及美国地区获得了晋升。

西川广人和穆尼奥斯并不和睦，他们在高管会议上争论不休，并且对日产在中国这一关键增长市场的战略意见也不一样。

2018年初，包括纳达在内的一小部分内部人士开始逐渐明白——穆尼奥斯很可能要取代西川广人了。

2016年日本横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戈恩（右二）路过西川广人（左一），图源 Yuriko Nakao/彭博社

知情人士透露，那个时候起，纳达的忠诚似乎转移到了西川广人身上。

对纳达而言，坚持和戈恩站在一起，意味着支持与雷诺进行更加紧密的整合，但这正是纳达强烈反对的。

了解纳达计划的知情人士表示，纳达曾经在这家法国汽车制造商里树敌，同时他相信如果戈恩实现了目标，那么他自己的影响力和工作权力能都会变得更加有限。

几乎是从雷诺拯救日产并换取控股权的那一刻起，这家法国公司的权力在日产内部就引发了不满的情绪。在这个亚洲第二大经济体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崛起而逐渐减弱的时代，日产和丰田并驾齐驱，逐渐成为日本最具知名度的全球性品牌中的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纳达和西川广人推测，日本政府不希望看到日产最后被一家庞大的外国控股公司吞并。消息人士声称，于是这些人（纳达等人）反过来将驱逐戈恩团队当成了目标。

二、过程：雇佣黑客窃取机密 与日本检方联手

在评估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后，纳达和西川广人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2018年3月开始，纳达聘请法国公司Wavestone，让其侵入日产汽车及其联盟伙伴的电脑系统之中。当时日产汽车的高管、IT经理和合规部门的员工都不知情，知道检测到入侵后才大吃一惊。

一份来自Wavestone的报告显示，此举表面上的目的是测试公司的网络安全防御能力。不过，这可能也给予了纳达阅读戈恩的通讯内容的机会，通常来说纳达不会参与到日产的IT事务当中。

在这些侵入事件中，Waveston获取到多个网络的接入入口，涉及到车辆生产系统、未来车型规划等信息。报告中的一页幻灯片说明了这家安全公司是如何进入到戈恩的电子邮箱的。

在获得机密信息的同时，纳达也开始与日本政府合作，将戈恩的薪酬信息交给日本检方。作为回报，检方也允诺日后调查时，纳达将获得豁免权。

目前还不清楚纳达到底拿到了什么信息，也不清楚他是如何利用他所获得的东西的。然而，如果不提前允许安全人员监视Wavestone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任何行为，都会让所有的数据变得可疑。因为信息可以被复制、被编造甚至被删除。包括电子邮件收件箱在内的数据的完整性都可能会受到怀疑。在法庭上，这些信息的可信度也会受到质疑。

事实上，一直到当年10月份之前，纳达都忙于收集更多针对于戈恩与凯利的不利证据。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为了保护纳达的安全，一位高管声称日产给纳达专门指派了一个保镖、一辆车以及一个司机，并给他租了一个住的地方：一间位于东京罗本木区、月租1.2万美元的豪华公寓。

一张来自Wasvestone的幻灯片，显示了它是如何访问到戈恩的电子邮箱的（图源彭博社）

另一边，西川广人在在2018年4月也开始公开质疑戈恩推动联盟成立这样一种不可逆转的做法，西川广人表示日产与雷诺的合并“毫无价值”。

三、高潮：诱骗高管赴日开会 企图一锅端

在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与日本检方达成合作后，纳达开始了最终的行动。

2018年11月19日，纳达以高管开会为名，给戈恩的助手凯利派遣了一架私人飞机，让其飞至日本。在落地后，凯利被捕。也正是在这一天，戈恩也飞至东京被捕。

知情人士透露，纳达在行动前给两位下属同步了这一计划，并在发起最终行动前一天给西川广人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文档，以便让其在戈恩被捕后应对媒体和后续的影响。

在纳达看来，戈恩的下台应当被视为对联盟情况的一次根本性的改变。

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纳达在上述计划中写道：雷诺提名一名高管来担任日产首席运营官或者更高职位员工的权力应当被废除，有关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和雷诺之间管理关系的协议也应该被取消。纳达在为日产争取更大的自主性。

雷诺的发言人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

在逮捕戈恩后，阻碍纳达和西川广人的还有一位名为何塞·穆尼奥斯（José Mu oz）高管——戈恩原计划让他来取代当时的西川广人。

就在逮捕事件发生时，穆尼奥斯也在日本。当时西川广人把穆尼奥斯以及其他的几位高管一并拉进他的办公室，告诉他们说董事长犯了罪并且已经被逮捕。

在戈恩被逮捕的消息变成全世界的头条新闻时，穆尼奥斯发现自己被日产的关键会议拒之门外。

2018年穆尼奥斯（左二）和日产前首席竞争官Yasuhiro Yamauchi在阿姆斯特丹出席联盟董事会会议（图源Jasper Juinen/彭博社）

冷落穆尼奥斯只是第一步，纳达等人其实也计划将他送入监狱。

逮捕事件发生一周后，穆尼奥斯坐飞机前往阿姆斯特丹参加与联盟相关的会议。据相关知情人士透露，有其他日产员工告诉穆尼奥斯，他们有被问及穆尼奥斯使用公务机以及其个人开支的情况。

随后在2018年12月份，穆尼奥斯在美国度过了一段时间，当时他正在处理与自动驾驶公司Waymo 达成协议的事情。经过谈判，双方原计划在1月的CES展会上宣布日产与Waymo的合作。

不过，穆尼奥斯并没有直接从美国返回日本。

因为时任美国驻日大使的Bill Hagerty以及西班牙的大使Jorge Toledo Albi ana对穆尼奥斯的日本行程发出了警告。

Bill Hagerty当时正在竞选美国参议院议员，因为日产的北美总部设立在他的家乡田纳西州，所以他与日产以及穆尼奥斯的关系其实很密切。

有了解穆尼奥斯想法的人声称，因为害怕也被逮捕，所以穆尼奥斯没有去日本。

Bill Hagerty的发言人Aibigail Sigler拒绝置评，Toledo Albi ana的发言人Fernando da Cunha Serantes同样拒绝置评。

2019年1月2日，穆尼奥斯回到美国田纳西州，第二天他被安排了休假。

穆尼奥斯收到一份文件，文件承诺会给他价值约1400万美元的报酬，但条件是他需要前往日本协助针对戈恩与凯利的调查。

此外，日产的员工拿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他也被告知不再参加CES展会，事实上日产和Waymo的合作也没在这次展会上宣布。（双方的合作消息于5个月之后，通过新闻稿悄悄地披露了。）

知情人士表示，纳达曾指派自己的亲信Kathryn Carlile前去监督日产对于穆尼奥斯的行动。

然而，在多次被要求返回日本，但同时又被决策过程排除在外后，穆尼奥斯已经知道自己在日产的职业生涯已然结束了。

他拒绝了离职补偿并在一周后辞职。2018年11月之后，他再未踏足日本。2019年5月，他正式加盟现代汽车，并在随后成为全球COO。

四、后续：内部调查人员被迫辞职 故事仍在继续

在戈恩和助手凯利被捕，穆尼奥斯辞职后，这场日产汽车内部高管发起的政变初步告终。但在后续的内部调查中，也有更多的信息被爆料出来。

凯利在被捕一个月后得到保释，他告诉日本杂志Bungei Shunju，西川广人也被多支付了大约4700万日元（44万美元）的报酬。凯利声称，西川广人也完全了解戈恩的薪酬情况。西川广人则是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对这些指控另辟蹊径地进行调查。

根据彭博社获知的信息，这之后，日产合规和法律部门负责人默里与帕西也发现，这次政变的策划纳达本人也在同样的计划下得到了过多的股票奖励。

帕西聘请了两家律师事务所，Cleary Gottlieb Steen&Hamilton LLP以及Mori Hamada & Matsumoto，对内部调查的情况进行审查，同时也对纳达和另一名与日本检方签订合作协议的日产高管Toshiaki Onuma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审查。

2019年7月23日，这两家律师事务所给帕西递交了一份四页的备忘录，强调了让纳达、Toshiaki Onuma、Latham&Watkins公司参与戈恩事件所存在的风险。

虽然知道自己可能会激怒纳达，帕西还是把备忘录交给了日产审计委员会的负责人长井本久（Motoo Nagai）。

帕西和默里认为，纳达应该接受委员会的会谈，并以此来确定他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但是，根据彭博社看到的信件，长井本久没有与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分享这份备忘录。

日产拒绝让长井本久就此事发表评论。

一份由默里列出的名单里包括了80个与薪酬指控有关的人员，但是这份名单没有与日产董事们进行分享。

最后默里决定辞职，并协商拿到了一份遣散费。默里拒绝对她在日产的那段时间发表言论。

虽然有些沮丧，帕西还是决定和独立董事们共享他对纳达、Onuma和Latham & Watkins参与针对戈恩的调查的担忧。他在为2019年9月9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准备的一封信里写道，他的“职业和道德责任”让他需要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相信这些问题会带来实质性的困扰，这些问题会在适当的时候爆发，并给公司带来风险。”帕西写道。

董事们没有对这封信进行讨论。然而，西川广人的逾额付款以及一些事情得以重新被审查，最后的结果是这位首席执行官也被免职了。

一周以后，帕西从针对戈恩的部分调查里面被除名。不管是帕西还是默里，他们都没有看到最终报告提交给日产的董事会。

不过，帕西关于纳达的报告似乎产生了影响，据《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一月后纳达的职位头衔被更改为高级顾问。

日产于2019年10月19日对外表示，“虽然日产没有发现纳达不当参与关于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等其他人不当行为的内部调查中，但这一改变旨在于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怀疑，并使他能够专注于公司的重要任务，例如即将采取的法律行动。”

同月，雷诺的首席执行官Thierry Bolloré被这家法国汽车制造商的董事会罢免，这件事就发生在日产董事会开会选择西川广人担任继任者几天之后。

作为这家日本公司最大股东的代表人，Thierry Bolloré过去曾在公司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曾对帕西致函给Nagai和独立董事后却缺乏后续行动的做法表示担忧。

2019年接近尾声的时候，戈恩上演了他壮观的逃亡之旅。

帕西的团队已经向新一任首席执行官内田诚简要介绍过关于戈恩调查中存在的潜在的利益冲突及相关问题。

2020年1月，帕西——这位曾向内田诚报告的人——被排斥在全球总法律顾问位置之外。在3月份——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病肆虐——这位律师被日产的人力资源部告知，他不得不返回英国，并接手另一个职位，这实际上是降级。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帕西以担心在疫情期间搬家为理由拒绝了这个提议。

之后在5月28日，接到法院命令的人和一名显然是由日产聘请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现在帕西的家中，他们没收了日产发给帕西的笔记本电脑和他的iPhone手机。

在帕西的妻子Sonia用手机录下的一段视频中，帕西正催促这些人确认他们的身份，并要求他们说出他们想要什么。

“我的孩子们很害怕，”有人听到Sonia在视频中说道，这段视频被几位他们的几位熟人、朋友和日产的同事所分享。此外帕西的家人也在怀疑他们被日产所雇佣的人跟踪了。

虽然日产似乎已经从横滨地方法院获得了没收这些设备的命令，但问题是，该程序是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从雇员那里收回公司发放的设备。同时，尚不清楚为什么需要那么多人来执行这件事——从视频看，至少有8个人参与其中。

在视频中，帕西表示他曾提出要把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带到日产，而这次“绝对令人厌恶”的突袭行动相当于是恐吓。

目前，这位前任首席律师依然在日产工作，不过现在他人在英国。最近，帕西他向一个就业法庭提出了正式诉讼，说他被指控针对告密者采取报复行动，并被他工作了16年的公司给害了。

帕西的律师Julian Fidler拒绝让他就此事发表评论，不过这位律师也证实投诉已正式提交。

“我们对未决诉讼不予置评。”日产发言人Lavanya Wadgaonkar,在回答一系列问题和采访请求时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