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边慨叹东莞的活色生香，一边却又指责它的诲淫诲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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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更多时候是各种符号的化身，而不是个地理名称。2015年中国重点城市包容度排行榜，东莞名列第一，这个榜单上的东莞，依然是个符号。
在解读中国农民的时候，东莞被形容为中国农民工耳中最具知名度却又最具悲剧性的城市之一。而当解读中国富人的时候，东莞又可以被定义为拥有中国隐形富豪最多的城市之一。
批评中国发展路径的时候，东莞可以被斥责为层次低端的加工贸易企业集散地。标榜中国经济活力的时候，东莞又可以被追捧为“中国制造”、“东莞模式”的代表。
人们一边慨叹东莞的活色生香，一边却又指责它的诲淫诲盗。比如不久前的那一次，央视史无前例的高强度曝光，令东莞陷入了又一次浩浩荡荡的“扫黄”行动之中。更让人惊叹的是，央视甚至罕见地播出了名震一时所谓“莞式服务”的清晰无码图像。
这些说法越发深入，就越发陷入了偏执。过度的符号学解释，使东莞从来没有真正被外人通透理解，反倒因为纷乱的价值评判，而充满了不可琢磨的悬疑。
通常观察一个城市，理解一片地理，只要在这个城市寻找几个切片，就能搞清状况，但是在东莞不行。首先，我们就不能完全确认东莞在哪里。
东莞是中国少有的几个不设区的市。也就是最近的五六年，东莞才正式依靠庞大而快速的造城运动逐步确立它的城市中心区。尽管如此，东莞实际上还是由32个镇以及旗下数百个村庄组成的迷宫。
东莞的每一个分身都是中国千强镇的成员，所以每个镇从外表上看，都像是一座城。更多外人不知道的是，虽然它们都是中国不可忽视的经济强镇，但彼此却存在千差万别的发展形态。即使在经济当量上，它们也存在着天渊之别。
准确地说，东莞，就是一个由32个发展极不平衡的镇组成的城市。
“镇”这个形态，在东莞又是个模糊的状态。如果亲眼目睹东莞许多镇街的外貌，你会发现，虽然坐拥1000多万人口，但在很多镇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人烟。大部分外地人口都寄居在工厂里。置身城镇中间，我们也可以说，东莞大体上是由32个超级工业区组成的城市。
但这样，仍然不完整。
因为你极有可能在高楼大厦群落的中间，发现一些小块的农田。你还不能笑话这种独特的景观。因为200万东莞户籍人口大都是农民。而富裕的他们对成为市民并不期待。
这样依然不够完整。现在的东莞更像是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民营、外资的自由经济野蛮生长，而东莞的32个镇鲜有齐整的城市规划，整个东莞看上去杂乱无章。然而这杂乱中偏又自然有序，一切都遵循着一条法则：方便生产。
有城市运营专家认为，身处广佛、港深之间的东莞，更像是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费城之间的新泽西，一个由中小城镇编织成的城市网络。新泽西通过大学建设和生态重建，变成了一个宜居城市圈。而东莞似乎正在走这条路线，几年来投资了500多亿元用于改善自然环境。东莞的官员更直接说，这是偿还经济发展欠下的环保债务。
尽管有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东莞的主政者已经决意要把东莞打造成一个宜居城市。
现在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几年来各种有关东莞的观察，总是不能令人信服。因为所有的观察都没有把东莞看成32个小城镇。
如果观察到厚街镇的制鞋业受金融危机冲击巨大，那绝对不代表塘厦镇就萧条。同样，如果获悉某个镇缺劳工的信息，那绝不等于它隔壁的镇就闹劳工荒。
不过，东莞并非一直这么面目模糊。30年前的东莞，便是单纯的农村。那个时候，东莞的北部是富饶的水乡，河道纵横、交通便利、鱼鲜米香。而南部与深圳接壤的部分则是贫瘠的山区，穷得没有饭吃。
改革开放，一切似乎颠倒过来。人人弃而不用的土地，突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在政府还没有足够人手来接收土地财政的时候，东莞数百个村庄的农民们自己把握着土地变成工厂的话语权。
这形成了与内地征地发展完全不同的城市化语境。在“法律”不彰的环境下，农民们瞬间富裕。30年后，东莞70%的土地已经城市化或工业化。30年前贫瘠的山区，因为有大量土地变身厂房，而成为东莞最富饶的地区。
传统的水乡，却成为市场竞争的失意者。改革开放初期，水乡的农产品，依然是香港市场上的抢手货。当地人不需要工厂，依然温饱。然而当人们意识到工业化城市化的南方更加富裕的时候，机遇早已远去。
即使东莞的水乡，想要跟上城市大建设的步伐，也有点力不从心。它们的土地不是单纯的土地，而是被河流冲击出来的沙土。要在沙土的地基上盖起高楼大厦，就得从外部运输土石。
过高的投入成本，使东莞水乡的城市化成本变高，也就令更多城市化的投资望而却步。
水，居然成为了一种阻碍。
东莞虎门，渔湾老码头，连接大海与珠江口的所在。63岁的霍伯驾着8匹马力的小渡船在海中荡漾。霍伯是典型的虎门渔民，一出生就在渔船上度过，如果在没有海风声的船舱里甚至睡不着。不过他现在一天捞的鱼，也就能赚个十几块钱。
霍伯是东莞虎门最后2000多名渔民中的一个。这些从海洋归来的人，又成为了东莞底层最贫穷的那一拨。渔民们最缺土地，整个渔区的陆地面积尚不超过一平方公里，因而在市场化的今天，没有工厂可以出租。成年渔民90%以上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很少有人能适应现代工厂的工作。为安置渔民，当地政府制订了“零负担”工程，新建的一批房屋可以安置无房户和人均住房面积在18平方米以下的渔民。那里便宜但也逼仄。
东莞并非想象那样，本地户籍人口都是富翁。人口与资本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漂泊流淌，才制造了东莞的奇迹。
事实上，东莞并非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变成一个人口急剧流动的城市。它一直都在移民。早在清咸丰年间，东莞就有大批青年劳力被卖“猪仔”输送到南洋。此后的百年间，东莞人不断出走，这出走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其中尤以逃港事件为巨。
《东莞志》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录：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特别是1970年代，香港缺乏低端企业劳动力，1974年，港英政府采取“抵垒”政策：只要非法入境者能躲过边界的阻拦，进入市区得到居住场所或者与亲人会面，便可获得定居资格。
逃亡香港，成败生死，只看胆量与运气。直到1980年10月26日，不堪重负的香港终止了“抵垒”政策，从此取消了偷渡获取合法身份的全部可能性。
移民的语境自此开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东莞逃出去，而是外面冲进来。
1993年，深圳罗湖口岸人潮汹涌，台湾人张锡帆不敢放下怀里的小儿，只怕孩子被人潮冲散。他竭力搂着孩子，在拥挤的人群里站了三个多小时，终于挪进了深圳，而他的目的地是东莞。
两年前，这个在金门服过役的国民党老兵，被敌对宣传浸泡了多年之后，来到未知甚至被称为危险的“红色内地”。在东莞常平镇一片荒芜的杂草丛中，他的小工厂诞生了。那时东莞整个镇街只有一部电话，一分钟话费17元人民币。可电话里经常只能听到“喂喂喂”的声音。打不起电话的张锡帆想到用传真机跟家里与客户对话。所以每张传真纸能写的地方都被涂满。
创业开始时，他甚至多日没有怎么洗漱，直到一个货柜运到东莞，张锡帆的舌尖才感受到熟悉的牙膏味道。张锡帆大哭了一场。
10万台湾人，顺着不同的路径演绎类似的故事，一批批入境东莞，在商场上沉浮打拼。有人成为了富商，有人却落魄到在台湾的街头卖奶茶。这些漂泊者成为东莞最独特的群体之一。
与他们一样，百万内地的农民们在1980年代末，凭着老乡的推荐、亲友的拽扯，甚至是在广州汽车站里陌生人的临门一脚，跑到了东莞。
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从不知道自己工厂隔壁几条街的后面是什么样子。但他们手中一个月攒下的票子甚至超过老家一年的薪水。
没有黄金的东莞，最终因这1000万漂泊的农民、10万漂泊的台商、数万漂泊的港商的到来，硬生生溢出了黄金。
有趣的是，工业爆发式的增长，却让东莞对自己的文化和记忆产生了恍惚之感。工业总是让人感到粗鄙，充满铜臭与原始积累的血腥。而30年前的农业记忆，却具有田园诗般的情趣，更值得追忆。
目下的东莞，急切寻找新的城市精神与形象。而新形象极力规避“中国制造”的语意，进而追求宜居的元素。宜居是后工业时代的产物，所以需要极力蜕掉工业的皮囊。
追寻莞香的记忆，可以看作这个城市为自己的经济地理重新定义的一个标志。
东莞的莞字，近日被网络骚客上下折半给出了点评时事的灵机一动，事实上，这不过与一种名为莞草的水草和一种叫莞香的香料有关。莞草可以用来编结实的衣具。莞香则是莞香树的一部分。作为传统香料，它对富人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莞草与莞香是东莞农业时代记忆中最主要的经济产品。明朝的时候，莞香就远销海外。而囤积莞香的码头、港口，经历了长期的演绎，终于有了个名字，叫香港。或者可以说，正是东莞哺育了后来的东方明珠。
东莞寮步镇，牙香街。一条200多米长的小巷子，曾飘香数百年。史料记载，明时的寮步，每天交易莞香树数量过万，从广州、香港来的客户，排队等候。所以当时寮步富甲一方。
但莞香在牙香街的辉煌未能维持到清朝晚期。一方面，西方的香水、香料渐次登陆中国，传统莞香再无优势；另一面，当时的清政府不让近海的农民种植莞香，不许与洋人交易。莞香终于衰落。牙香街早已不卖莞香数十年。到2007年，寮步甚至已经没有成片的莞香树。
不过，为了追寻回东莞的记忆，现在的东莞再次大兴香市。莞香树重新回归到东莞市里，并成为一种精神象征。
另一段记忆的沦丧，东莞人非常惋惜。1914年12月16日，广东大埔出生的红顶商人张弼士率领40余人的团队坐了20多天的轮船，踏上了美国旧金山的土地，参与当时的世界盛事——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这是华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参展。张弼士的张裕葡萄酒，以及茅台、五粮液都分别获奖。此外，东莞的棉酒也获得了金牌。1988年，资深酒史专家刘景元在《中国酒》杂志发表的《1915谁得了巴拿马赛会金奖》一文中记载了这一获奖名录。
直到2010年世博会前夕，东莞棉酒的这条记录才引发了东莞的关注与兴奋。但这种酒与当时获奖的一些官办酒类一样，完全消失了，甚至找不到多少文字资料。我们只知道，东莞棉酒是在农事试验场实验成功的新品种。甲午海战之后，晚清农工商部为挽救农业危机，建立了农事试验场。实业救国的领袖张弼士还曾经用资金专门支持过农事试验场的工作，但因时局纷乱，所有的农事试验场最终都消散如浮云。
棉酒则再也不可能有张裕、茅台的赫赫声名。因为没有人知道棉酒是什么酒种，所以工商部门一早就拒绝棉酒商标的抢注。
莞香与棉酒的共同遭遇，是东莞农业时代不多的商业涟漪。但它们身上附着的文化感觉却令大富之后的东莞异常兴奋。因为它们与当下过于生硬的东莞工厂文化相比，似乎更对未来的胃口。
一个问题也随之而出，东莞极力塑造新的城市文化与形态，该如何跟过去说拜拜？这命题似乎也是为中国发出。王志纲先生曾如此评价东莞：东莞代表中国，好坏都是文章。
中国什么样，东莞自然就什么样。
（本文作者曾就职于《东莞时报》，现为《深圳晚报》新媒体负责人，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