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陈凯歌下山的,不是山下的世界,而是他们内心的欲望。
文|世界头条 Patton Xiao
在中国所有导演中,早年的陈凯歌内心一直耸立了一座圣山,不是世间的武当峨眉,而是彼岸的珠穆朗玛。有勇气攀登这座高峰,领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自豪感,足以支撑着陈凯歌骄傲而执着地坚守着。
因此,他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一代人,代表着内心充满了对哲学、思想、艺术的坚守和挣扎,充满了对世俗和功名利禄抵抗的那批人。
若干、若干年前,那时香客云集、供给充足,他还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因此,高傲的内心,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会为五斗米折腰,更不会放下身段去参加什么导演协会、电影颁奖晚会类。那些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在他的眼里从来都是“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浮云。因此,陈凯歌在很多有梦想、有追求的文艺青年心中,是一座令无数信徒朝圣仰止的高山。
山上郁郁葱葱的森林,野蛮生长着青苹果《黄土地》(1984)、野山梨《孩子王》(1987)、《边走边唱》(1991)、金苹果《霸王别姬》(1993)等智慧果,尽管另外的山上也疯长着《红高粱》(张艺谋,1988)、《活着》(张艺谋,1994)、《盗马贼》(田壮壮,1986)、《黑炮事件》(黄建新,1986)、《晚钟》(吴子牛,1988)……这些大自然与人类交欢的果实,暂且令这批经过十年文化荒蛮的文青们半饥半饿却快乐着。
尽管“肉食者们”总是以投资失利为由,比如,叫好不叫座的《风月》(1996)、世纪之交历史大片《荆轲刺秦王》(1999)、完全美资美版的《温柔地杀我》(Killing Me Softly,2002),以此要挟陈凯歌下山,但是,对于如何收回电影投资,习惯在高山上俯视芸芸众生的陈凯歌,觉得连想一想这个“世俗”的问题,都是耻辱。
看到弱女子(倪萍)、女汉子(洪晃)都不是陈凯歌的菜,要说服桀骜不驯、内心强大的陈凯歌下山,一些投资商不再指望色诱——这个是凡人皆备的本性。但仅存的一两个投资商相信,陈凯歌已不再是人,而是超人,早已自宫了人性本欲。他们相信,能令陈凯歌正眼一次山下的滚滚红尘或开门七件事,除非“神”已搬家在山下修道,或者,遇到“千年等一回”令他惊鸿一瞥的女神。
但没人相信这个女神真的在山下、在人间。
剧情急转直下却正在人们不经意处。当所有人都不再相信“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教条时,陈凯歌在美国看了汤姆·麦克洛克林的《天使在人间》(1987)后中了邪。果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陈凯歌不仅为陈红下了山,甚至还可以破戒(这又是什么鬼)。这个从来都不正眼瞧电视剧的第五代导演们的执牛耳者,为了爱,竟然首开夫妻档执导电视剧大片《吕布与貂蝉》(2001,也被称为《蝶舞天涯》,黄磊、陈红主演)。所以很多人开始怀疑,不是陈凯歌在山上内心有多坚定,而是诱惑的筹码够不够。
虽是小试牛刀,但宏大壮观的场景、诡异惊悚的人物造型、魔幻神秘的故事情节、绚烂绮丽的服饰,堪称史诗般大片,绝对是电视剧中的“战斗机”。此足见陈凯歌蛰伏电视圈的心存不甘。他心中仍在等待着弘扬“三观”的机会。后来,该剧因为被禁、修改、再……就没有后来了。
这是陈凯歌第一次“下山”的不甘。
等待、煎熬、徘徊在低谷尘世的几年(2002-2004),陈凯歌再次认清自己。这次下山是被迫的、被动的,内心并没有臣服,依然“天下皆醉我独醒”地砥砺心志,不忘初心,他终要“面壁十年图破壁”,再攀一座令世人仰望的高峰。而促使他徒留山下的,是他理解、相信陈红不仅在帮助他布道,也在帮助大众修道。
这芸芸众生需要引领,这正是他的使命和责任。每每想到这般风景庄丽处,他就激动、亢奋,不能自已。这,才是坚定他下山的巨大驱动力。徒为女色,岂非我类耻为。而陈红点化陈凯歌心有灵犀之处在于:今天引领、开悟大众,必须借用世俗的工具(电影、电视),才能铺就开悟的通道,带领更多的信众得道。而他们只是把“山”搬到了凡俗信众之间的“搬运工”而已。如此重任,问苍茫影视世界,还有谁勇于担当?
这一切,都需要一个证明的机会。
耗费3.4亿元人民币,被誉为2005年中国电影的重头戏之一的《无极》,给了陈凯歌这个机会。从《无极》取名自道家无以超越的集大成者《庄子·逍遥游》、代表道的终极性这一指向,印证了陈凯歌对引领、教化九州黔首修道修为的使命感。标杆东方奇幻史诗的力作,犹如一次壮怀激烈的出征,代表着他不舍三观、愚公移“山”工程的一个尝试。他要借《无极》为通道,把山上苦修多年的正果,移植凡间、惠普百姓。因此,在《无极》中设定的角色和场景,充满了哲理般的捉对厮杀,试图诠释人类的所有苦恼与终极问题,比如,贫穷与富贵、光明与黑暗、自由与奴隶、无爱与真爱、速度与束缚、背叛与救赎……
毫无疑问,为了正果,过程必然经过苦修。看到陈红(《无极》制片人)为了实现他的理想而四处化缘的巨大付出,为了票房(陈理解为化缘),陈凯歌竟然破天荒地在媒体公众面前与陈红打kiss了,其令大众瞠目结舌的爆点,犹如数千百年高居神坛的古圣人孟子、老子为最为不耻的王公贵族吹笙祝寿。大众大跌眼镜:圣人可以如此不自重吗?在澳洲做《无极》的后期,陈凯歌回国飞机的行李有8大箱,7件都是陈红的衣服,陈凯歌提箱忙得不亦乐乎……此时此刻,无论山上的阳春白雪还是山下的下里巴人,都觉得陈凯歌在山下是“此间乐,不思蜀”了。
但市场的失利和媒体的倒戈,对陈凯歌犹如晴天霹雳,无法接受。特别是一个小毛孩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彻底把神坛上的陈凯歌给拉下马了。这使陈凯歌从惊慌、拒绝到无法理解这个世界:怎么一夜之间,一个手无寸铁的小毛孩,可以轻易打败一个修炼数十年的五岳盟主?一夜之间,天下黎民百姓,都背叛站到了小毛孩的一边?他心存不甘,要状告作者胡戈,不是为了电影本身或票房,而是胡戈周围和身后聚拢讪笑的市井小民,让他看见了鲁迅《药》中那些围观斩杀同胞头颅的愚昧看客,严重亵渎了他心中神圣的三观。他要讨回尊严和公道。但关键时刻,妩媚的陈红拉了拉他宽大的衣袖:“别闹了。这是在山下。”令他幡然顿悟、气泄千里。
尽管仍然心存不甘,但陈凯歌的世界,从这一刻才真正开始改变,不是因为女神,不是因为道义,而是因为网络,让他真正真实、全面地看到,这个世界的百姓,需要的,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和天下,而是冷暖有知、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
于是,陈凯歌开始反思,开始带着“纸枷锁”(《梅兰芳》,2008年)到民间演出,尝试去了解、接近这个世界。然而,尽管他认为自己很诚意、很主动、很低调,但也许他习惯了吃马肉,一时还无法理解饥荒时百姓为什么只吃草根和树皮。他试图告诉百姓该吃什么、能吃什么,但饥饿的市场和百姓并不领情。这让他看见与其他同行的落差(张艺谋《英雄》全球票房13.5亿人民币--2004.12.06《羊城晚报》;冯小刚《非诚勿扰》等,成为中国首位票房超过十亿导演)。
他基因中没有张艺谋的草根和冯小刚的市井气,使他天然具备与百姓同吃同住、接近底层和市场的便利,但他不承认这是差距。因为他依然心存不甘,依然不屑:这些熙熙攘攘,放纵和争执的从来都是名和利;而他执着的,才是人类千古传诵的仁和义。他心中反而升腾起一股力量,那股三千年来从无间断在这个民族的“士”气(“士”可杀不可辱、 “士”大夫、“士”兵……),再次激励起他的不甘。他要借助“士”为知己者死(《赵氏孤儿》,2010年),这个千百年传唱的骊歌,探索这个民族的信仰与人生,拯救这个“气”脉奄奄一息的民族。这是他的使命。他要成为这个视死如归的“士”!
然而,这个娱乐至死的世界一次次向他残酷地证明,这个世界根本不是他的知己,也不需要敢为知音断弦的高尚情操,更不需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士”了,需要的只是“商女犹唱后庭花”。这使他几近绝望,顿时感到犹如失去了主人的护家犬,犹如徘徊在汨罗江边的屈原,独步在上山还是下山的十字岔头。
毕竟,陈凯歌无法效古屈原,他身上依然潜伏有人性七欲的诱惑。这些原始的诱惑,在他“天问”——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死亡——这还是个问题)后,面对着红男绿女、歌舞繁华的贪嗔痴俗界,他没有选择上山,不再“不甘”,而是开始向所谓的商业妥协(他的解释是“妥当的协商”):“在一个商业社会里,妥协不是坏词,顺应也没什么不好。应该契合这个大潮流,不能够逆着走,不能自以为高明,更不能孤芳自赏。”据此,可以断定他“心甘了”,“心”真正下山了。
虽不足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但历经了无数磨难和挣扎,陈凯歌第一次主动向山下的世俗世界“乞食”,是2012年的《搜索》。但这个简单的、古已有之的“妖言惑众”的题材和面对信息时代略显慌张的表现,已开始令很多信众认为他江郎才尽了,甚至开始怀疑当初那部惊为天人的《霸王别姬》并不是他的真实水准,而是沾了李碧华和张国荣的光。舍弃了为艺术、哲学、思想而“转山”、“守山”的那份责无旁贷的信念操守,陈凯歌在信众中的价值顿失斤量。
真正代表陈凯歌义无反顾下山的,正是2015年的《道士下山》。用陈凯歌自己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抱着完全出世的态度是生存不下去的。”更令信众们感到悲哀的是,他不仅自己下山了,还用“世间法”带着众《道士下山》了。至此,他终于修掉了那份越来越少的信众们渴望的“不改初衷”, 砥砺掉了本该令信众们顶礼膜拜的“铁肩担道义”,成为了那个始终难舍人世繁芜、高唱“不择手段是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的何安下。而何安下所面对的山下世界,犹如“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三观的颠覆,凌乱的秩序,为求生存,已完全令他节操尽碎得无法“不改初衷”了。既然选择下山,这就是陈凯歌和道士们所要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既然下了山,也就不奇怪12年后他续写《无极》,天道轮回般豪华制作奇幻大片《妖猫传》(2016年),其中的悟道正如他所言“感受到生命本身。这个世界本身是奇幻的,所以我们爱这个世界,爱自己,也爱别人。”
而既然下了山,品尝下海天味业《熟悉的味道》(2017),或落在凡间《尘埃里开花》(2019),从此感知,原来人间的烟火处才是《我和我的祖国》(2020)。
问题来了:假如陈凯歌是影视界坚守三观的《最后一个武士》,他下山后,还有谁在坚守?陈凯歌的且战且退,是否也印证着一代人的渐行渐退与无奈的放逐?
传说五祖夜送六祖离开九江。慧能说:“我来划船吧。”五祖说:“明明是我渡你,怎么要你来渡?” 六祖说:“我未得佛,师父度我。我今已得佛,我当自度。”
其实,山上、山下本都有道,抵御不住人性七欲的诱惑,才需借助外物(佛、山)来度,而人生最重要、更长远的,还是自度。引领陈凯歌下山的,不是山下的世界,而是他们内心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