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在瑞典领取诺贝尔奖发表演讲时，强调说衷心感谢当年从事523抗疟研究的中医科学院团队全体成员。她语气平淡却真诚。

当10月5日中国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屠呦呦因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奖后，舆论再次将这位84岁的科学家置身于舆论漩涡中。

青蒿素的研究始于1960年代。彼时，引发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中国启动“523”项目，动员全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科研人员，共同寻找新的抗疟疾的药物。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被打倒，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急受命，成为课题攻关的组长。

这位名字取于《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的科学家似乎注定大半生要与青蒿为伴。

在研究中，课题组通过查阅古籍，青蒿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然而青蒿素的提取仍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从蒿族植物的品种选择到提取部位的去留存废，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摸索。屠呦呦和团队同事甚至不得不“以身试药”。在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媒体见面会上，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姜廷良称：“有效部位的试药是屠呦呦亲自试，她的团队中还有别的同事也亲自试药。”

由于长期接触有机溶剂，又缺乏必要的防护，屠呦呦的肝脏也遭到损伤。

最终，屠呦呦从中国古人将青蒿泡水绞汁的记载中获取灵感，意识到高温煮沸可能会破坏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将原来用作溶液的水替换为沸点较低的乙醚后，获得了更有效果的提取物。

然而，由于“523项目”具有军事机密的性质，项目的研究结果不允许向外公布。加之“文革”期间，科研工作者不能公开发表科学论文。种种原因导致这项工作在当时并不被“523项目”以外的人所知。有文献，没有出版记录，便无从证明屠呦呦是发现青蒿素的主要贡献者。

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青蒿素的归属之争始终未曾停歇。不少人士认为，实验发现是课题组团结合作的成果，荣誉应该为集体所有，而不能只归功于一人。

对于争议，曾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饶毅在其一篇名为《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的文章中称，虽然对于青蒿素的归属问题争议不断，但有三点毋庸置疑：首先，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其次，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此外，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除了青蒿素的归属之争，屠呦呦的获奖也再次引发关于中国科学研究管理体系的争论。屠呦呦缺少海外留学背景，也没有正式的博士学位，也不曾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因而很多人以“三无”科学家来称呼她。

在接受采访时，上述争议总会被提及。在公开的报道中，屠呦呦的回答表现得都很淡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她说：“我只是想好好工作。当然，没有团队，我什么都不是。国外比如美国很关心应该把功劳归给哪些个人。外国人读了有关历史记录，挑选了我。中国总是奖励集体，但外国的奖励不同。这个荣誉属于我和我的团队，也属于整个国家。”

她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回到对青蒿素的关注上来。12月6日，屠呦呦在由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称，有关青蒿素的研究仍远远没有完成。

资料显示，过去几十年来，在发生寄生虫耐药性蔓延后，多种抗疟药不得不退市。而屠呦呦对青蒿素的耐药性也充满担忧。

“青蒿素耐药性问题已经出现，我关心的是这个问题。”屠呦呦表示，青蒿素一旦产生耐药性，就需要再花十年时间研究新药，她为这个药的前景感到担心。

长期以来，屠呦呦一直呼吁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框架下，所有关注疟疾的各方共同努力，“尽可能地延迟疟疾对青蒿素产生抗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