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迪亚嬷嬷的语言诗意有限，但残酷加倍，身为最厉害的‘潜伏者’，她的痛苦纯然来自于道德层面的自我拷问。”
剧集《使女的故事》中丽迪亚嬷嬷的形象
“我曾告诫自己：我别无选择，只有把这人生走下去。如今的政体出现之前，我不曾想过要捍卫我的人生。”
——丽迪亚嬷嬷
“在正式落笔之前，”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证言》的部分创作是在其前作《使女的故事》的读者们的脑海中进行的，他们一直在追问：那部小说结束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在三十五年里思考这个问题会有什么样的答案是个漫长的过程，社会本身在改变，有些可能性变成了现实，随之而来的是答案的不断变化。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公民现在承受的压力比三十年前更沉重。“
于是她写作《证言》，试图回应“基列如何灭亡”的问题。是因无法兑现的承诺与无法遮盖的谎言而从其内部瓦解？还是因广泛树敌而受到外界攻击？阿特伍德说，“没什么公式能保证成功，因为历史上几乎没有必然之事。”
如果你看过《使女的故事》原著和剧集，就不会对丽迪亚嬷嬷感到陌生。她是基列国统治集团的一分子，她训练、安排和处罚使女，她与大主教之间有着微妙的制衡，她的权力使她可以越过主教夫人利用和保护使女，也在无所不在的眼目组织之外划出了一片领地。在一个女性沦为生育工具或被完全圈禁于家庭界线之内的社会中，嬷嬷们却位高权重，与男性统治者分享女性命运的决定权。这也是很多读者或观众在一开始感到丽迪亚嬷嬷甚至比主教更可怖更阴暗的原因——为什么一个女性可以放弃自己天然的性别立场被权力收买为加害者？嬷嬷们是否曾对使女的遭遇感同身受，并试图改变这种施加于全体女性的残酷对待？在《证言》里，阿特伍德揭开嬷嬷们的面纱，让我们走进阿杜瓦堂最深处的密室，看见旧社会曾经的法官丽迪亚嬷嬷是如何日复一日在手记中写下基列最核心的阴暗面，与她推翻这一黑暗制度的坚定的复仇决心的。
文学教授罗岗在上海书展期间的一场活动上提到，《证言》补齐了前作未能展开详述的世界观——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五月天”是一个与基列国的眼目系统对抗的正式组织；一方面也了解到了奥芙弗雷德两个孩子的后续遭遇，姐姐阿格尼斯在基列国长大，同母异父的妹妹妮可偷渡到了加拿大；再加上丽迪亚嬷嬷的叙述，基列国内部的运作方式和权力斗争大白于天下。
译者于是在《证言》后记中写道，《证言》以丽迪亚嬷嬷之口，重述了巨变是怎样发生的，记录真相的方式也与《使女的故事》里的奥芙弗雷德有所不同：后者的自述更为感性，视野相对封闭；而身为开国元勋、拥有大权的丽迪亚嬷嬷的叙述更理性，格局相对开阔，爆料更多，要应对的矛盾也更复杂。《证言》还有另外两个第一人称的叙述声音：一个是在基列长大的艾格尼斯，另一个是在加拿大长大的妮可。就代际而言，三代女性跨越了前基列- 基列- 后基列时代，就此扩展了名为“基列”的虚构时空。
丽迪亚嬷嬷是如何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的？又是如何一手策划了颠覆基列的行动，冒着生命危险在囚牢般的基列留下了希望的火苗？体制中的幸存者该如何认识自己的权力，如何打败这头怪兽？ 于是在翻译的过程中感受到， 丽迪亚嬷嬷的正义源自复仇，而非意识形态；她的狠毒源自理性，而非天性；而她的善良不得不掩藏在最深处，是盔甲里最薄弱的软肋……“套用格里尔《女太监》中的概念来说，这个经历了大反转、亦正亦邪的人物既是被男权专制机器暴力统治的被阉割的女性，也不得不扮演了阉割她人的角色，制定女界规范，哪怕其本意旨在于有限范围内对女性群体加以保护，实质上也确实是专制机器的帮凶。”于是写道，“丽迪亚嬷嬷的语言诗意有限，但残酷加倍，身为最厉害的‘潜伏者’，她的痛苦纯然来自于道德层面的自我拷问。”下面这三篇“阿杜瓦堂手记”，正来自于基列国成立十五年后的丽迪亚嬷嬷，她走在复仇进程的不同阶段上，为自己，为后世女性，留下一段段证言与遗言。
昨晚准备上床时，我取下发叉，放下所剩无多的头发。在几年前给嬷嬷们做的一次励志布道中，我说教的主题是反对虚荣，虽然我们嬷嬷严苛自律，虚荣还是会潜入人心。“生命和头发无关。”那时的我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这样说过。话是没错，但同样没错的是：头发和生命有关。那是肉身之烛的火苗，火苗渐弱渐熄，肉身也随之萎缩、消解。我以前的发量很多，在适合高发髻的年代里，足够在头顶盘个髻；到了适合低发髻的年纪，也足以盘个低髻。但现在，我的头发就像阿杜瓦堂供应的伙食：稀稀拉拉，分量不足。我生命的火苗正在衰弱，可能看起来比我身边的某些人老得慢，但实际上，我老得比她们想象得快。
我审视自己镜中的映像。发明镜子的人没给我们任何人带来好处：在我们知道自己的模样之前，人类肯定更幸福。我对自己说，情况是可能更糟的：至少我的面容没有暴露出任何软弱的迹象。这张脸仍有皮革的质感，下巴上仍有那颗标志性的黑痣，熟悉的线条蚀刻般屹立不变。我从来就没有那种轻浮的美貌，但我也曾很俊朗：如今已不能再这么说了。大概最好用威严来形容吧。
我会有怎样的结局？我思忖着。我会活成个老骨头吗，渐渐被人遗忘，日益僵化？我会变成那尊受人尊崇的雕像吗？还是说，我会和这个政体一起崩塌，我那逼真的石像也会随我而去，作为猎奇的目标、草坪饰物或恐怖的媚俗艺术品被拖走、被售出吗？
或是被当成一个怪物公开受审，然后被行刑队乱枪射死、悬尸示众？我会被一群暴徒撕成碎片，我的脑袋会被插在一根木棍上，让他们游街示众，尽情地嘲笑？想到那种情形，我不由的怒火中烧。
眼下，我仍有一些选择。死不死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什么时候死、怎么死。这不就是某种自由吗？哦，还有我要拖谁下水。我已经列好名单了。
我的读者，我很清楚你会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但前提是我的声名在我死后仍有流传，而你已经破解了我现在是谁、我曾经是谁。在我所在的当下，我就是传奇，活着却不止是活人，死了却不止是死人。我是挂在相框里、悬在教室后墙上的一个头像，在一群出身够好、所以有教室可坐的小女孩们身后冷酷地微笑，沉默地警告。我是马大们吓唬孩子们时最常用的大妖怪——要是你不乖，丽迪亚嬷嬷就会来把你抓走！我也是人人都要看齐的完美道德典范——丽迪亚嬷嬷会希望你怎么做呢？还是法官，人们想象中蒙昧不清的宗教裁判所里的仲裁者——丽迪亚嬷嬷会对此事如何评断？
我有大权在握，没错，但也因此变得面目模糊——无形无状，千变万化。不管我人在何处，我都无处不在：甚至在大主教们的头脑里，我也投下了一片令人不安的阴影。我怎样才能重新成为我自己？怎样才能缩回到我的正常大小，变回普通女人的尺寸？
不过，也许已经太晚了。你迈出了第一步，为了让自己免受其后果，你又迈出了第二步。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两个方向：要么向上，要么坠落。
今天是三月二十一日后的满月。在世上的其它地区，被宰杀的羊羔已经祭了五脏庙；和某位象征生生不息、却没人能记住的新石器时代的女神有关的复活节彩蛋也被享用了。
在阿杜瓦堂，我们省略了羊羔肉的环节，但保留了彩蛋。我允许大家染蛋，权当一种特殊待遇，你可以把蛋染成浅粉色和浅蓝色。你绝对想象不出来这能给聚在食堂里共进晚餐的嬷嬷们和恳请者们带去多少喜悦！我们的菜单太单调了，哪怕变一丁点儿的花样都会受欢迎，哪怕只是变变颜色也好。
端上几大碗彩蛋让大家欣赏一番后，我在贫瘠的节日大餐开始前带头念诵了谢饭祷告——谢主开恩赐予供奉节日的食物，许我们行在神的正途——接着是复活节的春分祈祷：
开春时分，愿我们随之舒展心扉；祝福我们的女儿们，祝福我们的夫人们，祝福我们的嬷嬷和恳请者们，祝福我们在国外履行使命的珍珠女孩们，也愿慈父般的恩典降临我们堕落的使女姐妹们，令她们依主的意愿牺牲身体、生儿育女以得救赎。
祝福妮可宝宝，她被不忠不义的使女母亲偷走并藏匿于无神眷顾的加拿大；也祝福妮可宝宝代表的所有无辜的孩子，可怜她们只能被腐化堕落的人养育长大。我们的念想和祈祷与他们同在。我们祈祷，愿妮可宝宝重返我们身边；愿主恩赐，将她送返。月循苦旅，生生不息。阿门。
我很满意自己编出了如此狡猾的训言。阿杜瓦（Ardua）代表的是“苦难”还是“女性的生育力”？所循的月事（Estrus）到底和荷尔蒙有关，还是和异教徒的春季仪式有关？住在阿杜瓦堂的女人们不求甚解，也不在乎。她们按照既定的顺序念对既定的词组，反复念叨就能自保平安。
还有妮可宝宝。我祈祷她能返回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照片上，照片就挂在我身后的墙上。妮可宝宝太好用了：她鞭策着信徒，她激起群愤以同仇敌忾，她见证了基列国人的背叛能到什么程度，也实证了使女们会有多么阴险狡猾，多么不择手段，因而决不能轻信她们。而且，她的用处并非仅限于此，我想过了：只要落在我的手里——假设她落入我手——妮可宝宝就将有光明的未来。这就是圣歌唱到最后一段时盘桓在我脑海里的念头。年轻的恳请者们组成三重唱，她们的歌声纯净又清澈，和声美妙谐调，我们都听入迷了。我亲爱的读者，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基列还是有美好的存在。我们为什么不希望拥有美好的东西呢？我们终究是人啊。我注意到了：谈及我们时，我用的是过去时态。配乐的旋律来自一首古老的赞美诗，但我们改写了歌词：
在主的凝望中，我们的真理之光闪耀四射，我们能看见一切罪恶；我们能留意你的离去，你的归来。我们万众一心，扼制暗藏的罪行，在祈祷和泪水中判定牺牲。信誓服从，我们遵从不违，我们决不背弃！直面严酷的使命，我们勇于援手助力，我们立誓侍奉。所有闲情逸趣，所有享乐遐思，我们都须抑止，我们放弃小我，驻守无私大业。
唱词乏味，毫无吸引力：我可以这么说，因为这歌词就是我本人写的。不过，本来也没打算把这种圣歌写成诗篇。这种圣歌只是要提醒唱歌的人：若偏离既定的正轨，她们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在阿杜瓦堂，我们不宽恕别人的过失。
微不足道的庆典结束后，我在夜色中漫步：沿着月光照亮、万籁俱寂的过道，走过我那尊阴影深重的雕像，走向厅堂尽头的希尔德加德图书馆。我走进去，问候了值夜班的图书管理员，穿过了公用阅览区，有三个恳请者还在那儿埋头苦读，完成最近布置给她们的功课。我又穿过了需要高级权限才能使用的专用阅览室，就是在这里，很多本《圣经》沉冥在黑暗里，在上锁的箱子里释放出神秘的能量。
随后，我打开了一扇上锁的门，穿行在机密的血缘谱系档案柜之间。记录谁和谁有血亲关系是极其重要的，不仅包括法定的亲缘关系，还有事实上的血缘关系：因有使女体系的运作，一对夫妻的孩子或许和名义上的母亲、甚至和名义上的父亲都没有血缘关系，因为一个绝望的使女会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怀孕。我们的职责就是掌握这类事实，因为必须防范乱伦的现象：已经有太多非正常婴儿了。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些信息也是阿杜瓦堂的使命所在：这些档案好比是阿杜瓦堂跳动的心脏。
我终于到了自己的密室，独属于我的圣所，就在世界文学禁书区域的最里面。我在私人书架上摆放了一些自己挑选出来的禁书，都是低权限的人看不到的。《简·爱》《安娜·卡列尼娜》《德伯家的苔丝》《失乐园》《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若是流传出去，被恳请者们看到，无论哪本都会引发道德恐慌！在这个书架上，我还藏着另一组只有极少数人能看到的档案：我视其为基列的秘史。那些溃烂的脓疮不是金子，但可以当作另一种流通货币换取利益：信息就是权力，尤其是毁人名誉的信息。我不是第一个认识到这种价值、甚或瞄准机会以此兑现利益的人：全世界的情报机关都一向深谙此道。
隐入密室后，我将新近动笔的这部手稿从藏身地里取出来——之前我先选中了一本X级别的禁书：红衣主教纽曼的《为人生辩护》，再在书里挖出了一个长方形的洞。现在没人读这本砖头似的大部头了，天主教已被定论为异教，和伏都教不相上下，所以不会有人愿意打开这本书瞧上一眼。不过，只要有人翻开它，就等于将一颗子弹射入我的脑袋——来得太早的子弹，因为我还完全没准备好离开人世。如果我要死，我打算死得摧枯拉朽，死的时候要风卷残云，远比一颗子弹能制造出的动静大。
我是经过周密考虑才选中这本书的，因为我在这里所做的不就是为我的人生作辩护吗？我一步步走出来的这人生。我曾告诫自己：我别无选择，只有把这人生走下去。如今的政体出现之前，我不曾想过要捍卫我的人生。那时的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曾是家事法庭上的法官，那个职位是我凭借十数年辛勤学习、在业界力争上游才得到的，我始终尽一己所能公正地履行职责。我相信世界可以变得更好，因而在职业范围内致力于改善世界。我为慈善事业做出了贡献，也在联邦选举和市政选举中投票，我持有的观点是有价值的。我曾以为自己活得很有德性，也以为自己的美德会得到适当的赞许。
然而，就在我被捕的那一天，我已意识到自己错得多离谱，不仅在美德这一点上，在别的很多事情上都大错特错。
你是谁，我的读者？你在何年何月？也许就是明天，也许是五十年后，也许永不出现。
你可能就是阿杜瓦堂里的一个嬷嬷，无意间发现了这份手稿。被我的罪恶惊吓片刻后，你会不会为了保全我的形象而将这些纸页烧毁？还是会屈从于凡人皆有的对权力的渴求，向眼目们告发我的行径？
你会是国外探员吗，在这个政体崩解后来阿杜瓦堂搜查档案？无论如何，我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这沓罪行纪录不仅能揭示我本人的罪行——假设命运多舛，假设我活下去只为了接受审判——也揭露了其他很多人的罪行。要知道尸体都埋在何处：一手掌握所有见不得人的机密——我将此视为己任。
不过，你现在可能在疑惑：我怎么能免于高层下达的肃清运动呢——就算基列建国初期还没有，进入狗咬狗的成熟期后就一直在肃清。那时候，墙上吊死过不少昔日的大人物，因为最高层的执政者要确保没有任何有野心的僭越者能取代自己的官位。你可能会推断：在这种筛选队友的内斗中，身为女人的我会格外易受攻击吧？但你错了。正是因为身为女人，我被排除在可能篡夺大权的名单之外，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女人可以坐上大主教的席位；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反而是安全的，很讽刺。但说到我的政治生涯长久不衰，还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个政体需要我。好比在铁拳外面戴上羊毛连指的皮手套，我能软硬兼施地让女性群体各司其职，让诸事井井有条：俨如大内总管，我是被特意安置在这个职位的。第二，我知道太多领导层的事情了——太多脏事儿——对于我在归置文档时会如何处理那些污点，他们没有把握。如果他们把我惹毛了，那些脏事儿会不会大白于天下？他们可能还会怀疑我为了预防不测而留了一手，这一点他们倒是猜对了。
第三，我很谨慎。每个位居高层的男人都觉得我很可靠，他们的秘密在我这里是安全的；但是——就像我婉转表明的那样——只有在我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他们才是安全的。在各方势力的制约与平衡中，我始终都是立场明确的信徒。
除了这些保护措施，我还不允许自己受到蛊惑。基列这地方意外频发，凡事都要如履薄冰。不用多说，已经有人动笔写起我的葬礼悼文了。我不寒而栗——谁在我的坟上行走？
时间，我对着虚空企求，只求多一点时间。我只需要时间。
……
我本可以过上另一种生活，与现在的有天壤之别。但凡我放眼看看就知道了。但凡我像某些人那样，早点打包走人，离开这个国家就好了——我愚蠢地认为这个国家没有变，依然是我多年来的归宿。
这种嗟叹毫无实际用处。我做出了选择，因此，我之后可以选择的选项就更少了。黄叶森林里分岔出两条路，我选了多数人走的那条。路上尸横遍野，因为多数人走的路多半如此。但你想必已经注意到了，我本人的尸体不在其中。
在那个消逝不再的我的祖国里，很多事情连年不断地恶性循环。洪水，火灾，龙卷风，飓风，干旱，水源不足，地震。水火风云失衡，要么这个太多，要么那个太少。基础设施破败失修——为什么没有人及时终止那些核反应堆呢？经济一蹶不振，大量人口失业，出生率走低。
人们开始害怕了。然后，他们变得愤怒。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百废无法待兴。总得归咎于谁。为什么我当时认为那不过是寻常的局面？我猜想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都在听说这种事。你不会相信天会塌，除非有一块落下来砸到你头上。
我的读者，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眼看就要到头了。你可能会把我写的这些手稿看作是个一碰就碎的藏宝盒，要格外小心地打开。也可能，你会把它们撕碎，或是烧掉：文字常常会遭遇这种下场。
也许，你会是个历史系学生，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会觉得我有点用：好比一幅巨细无靡的肖像，对我的人生、我所经历的年代的最可信的的记录，备有恰如其分的注脚；不过，假如你不指责我奸诈，我反而会震惊呢。其实也不会震惊，因为我将死去——你很难让死人震惊。
我把你想象成一位年轻女性，聪明，有抱负。无论在哪个领域里——在你那个年代仍会存在的某个幽深但影响致远的学术领域——你都会为自己争取到一席之地。在我的想象中，你正坐在书桌旁，头发束在耳后，有一点指甲油蹭掉了——因为指甲油会重新出现的，永远都会。你微微蹙眉，这个习惯会随着你年纪增长而加剧。我盘桓在你身后，从你的肩膀上往下看：你的缪斯，看不见的灵感，正在催你奋进。
我的这份手稿会让你很辛苦，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看一边揪出小问题，时而着迷，时而倦怠，心头五味杂陈，犹如愤懑的传记作家时常对其书写的对象会有的感受。我怎么能做出那么恶劣的事呢，那么残忍，那么愚蠢？你会这样问。你自己决不会做出这种事的！但你本人将永不需要去做那些事。
好了，我们走到我的终点了。太晚了：让基列阻止自己走向毁灭已然太迟。真遗憾，我不会活着看到那一天了——大火，崩塌。我的人生快到终点了。夜也深了：没有云彩的夜晚，我走到图书馆来的路上看过了。满月出来了，给万物投下意义不明的死光。三个眼目在我路过时向我敬礼：他们的脸孔在月光下俨如骷髅头，我的脸孔在他们眼里也一样。
就算他们来了也太晚了，那些眼目。我的信鸽们飞走了。最糟的时刻来临时——那个时刻很快就会来了——我会迅速离去。一针、或两针吗啡就能办到。那是最好的办法：如果我允许自己活下去，就会吐露更多、太多的真相。酷刑就像舞蹈：我太老了，折腾不动了。让年轻人磨练自己的勇气吧。虽然她们未必有选择，因为她们没有我所有的特权。
但现在我必须终结我们的谈话了。再见了，我的读者。尽量别把我想得太坏，或者，不要比我自认的更坏。
过一会儿，我就会把这些手稿塞进红衣主教纽曼的砖头书，放回我的书架。就像前人所说的：我的终点就在我的起点。我死即我生。是谁说的？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如果历史没有说谎的话。她的名言，连同灰烬中浴火重生的凤凰，一起被绣在壁画上了。女人们，真的是绝佳的刺绣者。
脚步声近了，靴子踩踏出一声又一声。在两次呼吸之间，门就会被敲响。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证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于是 译），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