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睡眠“成了另一种被尽可能开发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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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在世界工业化之前，人们的睡眠是什么样？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睡觉时会用熟悉的东西将自己自己包围，他们每日睡前凝视着绣在床品上的宗教形象祈祷，念诵经文，向上帝告解。埃及人也认为，睡眠和梦境能够与神明交流，和来世沟通，人们甚至可以通过睡眠来疗愈和引导自己的生命。不过，在今天忙忙碌碌的世俗社会，大多数人只不过将睡眠作为消除疲劳的方式。我们在睡觉时做的梦，如果醒来还能记得，往往也只是留存在自己心中的秘密。
关于睡眠，历史学家罗杰·埃克奇提出了一种理论——在世界工业化之前，人们常常拥有所谓的初段睡眠和二次睡眠，也就是说，人们在一整夜分两个时间段睡觉，中间有一两个小时是醒来的。在进入工业化之后，传统的双相睡眠模式碰上了被日程表支配的现代世界，孩子从小就必须按时上学，长大后则必须准时上班工作。如果人们依然遵从自然的双相睡眠模式，可能就会丢失对节奏的掌握。在这种情况下，睡眠“成了另一种被尽可能开发的商品”，数十亿人服用安眠药促使自己安睡，还有数十亿人选择咖啡振奋精神。掌握自己的时间，不受睡眠问题困扰，成为了我们时代的奢望。在下面这篇书摘当中，《床的人类史》作者、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和纳迪亚·杜兰尼就讲述了人类祖辈的睡眠习惯，以及工业化社会给睡眠带来的变化。
文 | [英] 布莱恩·费根 [英] 纳迪亚·杜兰尼
译 | 吴亚敏 译
做梦是我们漫长的睡眠过程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生物钟”——或者称它为“生理节律”——在每天运行着。人类的眼球后面有2万个不可见的神经细胞，记录包括光线在内的环境信号，以保持我们的生物钟时间准确。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精神病专家托马斯·韦尔（Thomas Wehr）将一组志愿者安置在一个试图模拟自然界、每天有14小时都保持黑暗的环境中，为期一个月。8到第4周时，志愿者们能够保持每天平均8小时处于睡眠状态，但睡眠并非完整而连贯的。
相反，志愿者们往往会在夜里躺在床上时保持一两个小时的清醒状态，然后在黑暗引发褪黑激素激增后迅速入睡。在经过三五个小时的睡眠之后，志愿者会醒来一两个小时，然后再睡三五个小时。韦尔把睡眠的间隔期描述为“非焦虑清醒”（non-anxious wakefulness），这近似于“冥想状态”，有着单独的内分泌规律，包括泌乳素水平升高，这是一种与哺乳期和性高潮相关的减压激素。韦尔认为，实验表明，这种“双相”睡眠模式是人类天生具有的夜间活动节律。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历史学家A.罗杰·埃克奇（A.Roger Ekirch）对韦尔的研究结果感到震惊，他开始收集有关双相睡眠的历史文献。李维的《罗马史》和维吉尔的《埃涅伊德》（Aeneid）都以拉丁语著于公元前1世纪，其中记录了不少关于双相睡眠和多相睡眠的内容。到了中世纪，根据乔叟等作家的记载，英国人常常在傍晚就早早开始“初段睡眠”，然后醒来，可能吃点东西，再享受回笼觉，而这种二次睡眠可能要到凌晨时分才会开始。在睡眠的间隙——英语国家似乎称之为“守夜”（watch/watching），人们可能会回忆他们梦见了什么、彼此交谈、吸烟、吃东西或行房（犹太典籍认为这时候有利于生育）。其他一些人则把这段时间虔诚地奉献给神灵。
许多宗教把清晨看作对精神世界而言意义非凡的时刻。例如，早在6世纪，本笃会的创始人、努尔西亚的圣本笃（Saint Benedict of Nursia）就要求他的修士在午夜过后起床吟诵圣咏。到了中世纪中期，天主教徒通常在清晨安静的时间里祈祷。这些虔诚的祈祷还有利于增强对抗魔鬼的能力，因为在西方的民间传说中，巫术和黑魔法在凌晨时分魔力最盛。1484—1750年，大约有20万西欧妇女因被判定为女巫而惨遭杀害：她们的罪行之一就是在深夜无缘无故地外出游荡。所谓的“女巫时刻”（witching hour）首次出现在文献中是在1883年，指的是从午夜时分到凌晨4点之间的夜间时刻。显然，这在当时是限制女性自由活动的一种极佳的方式。有更多证据表明，男人会在“守夜”时进行一些不法的勾当。1680年，安东尼·霍内克尔（Anthony Horneck）牧师哀叹当时的贼匪都在半夜起来抢劫杀人。一个世纪后，1775年，J.克莱顿（J. Clayton）牧师出版了毫无幽默性可言的《给穷人的友好建议》（Friendly Advice to the Poor），其中就“午夜狂欢的危险”向人们做出了警告。
对于其他人，尤其是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半夜醒来更多是为了养活自己。17世纪早期的作曲家奥兰多·吉本斯（Orlando Gibbons）为一首名叫《伦敦的呐喊》（The Cries of London）的街头歌曲填了词。这首歌以一个商人打开店门，高唱“上帝保佑你早安，我的客人，凌晨三点，一个晴朗的早晨”为开头。很快，商人加入了一群人的合唱队伍，唱出他们所有的在售商品，假装听众都是他们的顾客。这座城市凌晨3点就开始生机勃勃了。
如果多相睡眠曾是如此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我们都忘了这回事呢？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呢？也许是因为双相睡眠在那些时代太常见了，以至于没有人会专门研究它。17世纪伟大的作家，如乔治·威瑟（George Wither）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都把多相睡眠视作普遍的日常现象。洛克在1690年写道，“所有人的睡眠都有间隔”，却没有进一步论述。此外，在17世纪末，留下日记或其他可能与个人睡眠模式相关的记录的人数大幅增加——早些时候，日记这种东西还是很少见的。到那时候，人造光和夜生活早已成为富人的时尚——他们是留下各种生活记录的主要人群。因此，有一种结论是，多相睡眠与缺少人造光的时代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因为这种光线模糊了日与夜之间的界限。
人类学的研究能够解释这场争论吗？20世纪，人们对于提夫人、查加人和吉威人三个非洲民族进行了研究。他们既没有工业，也没有电灯，仍生存在农业社会中。在这三个群体中，双相睡眠是很普遍的现象。直到1969年，生活在尼日利亚中部的自给自足的提夫人，依然遵循“初段睡眠”“二次睡眠”这种传统的睡眠节奏。此外，一个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睡眠障碍中心的杰罗姆·西格尔（Jerome Siegel）领导的团队，对生活在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和玻利维亚的三个互不干扰的狩猎-采集型社会部落进行了研究。在不同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几乎都找不到当地部落成员夜间发生多相睡眠的证据，但有证据表明，他们在白天，尤其是夏季，会出现午睡的情况。他们还发现，这些部落成员平均每晚只睡6小时左右，少于现代西医一般推荐的8~9个小时。但是，这并没有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如产生肥胖、糖尿病或情绪混乱等后果，而科学家经常把这些问题与睡眠不足联系起来。西格尔的研究团队据此认为，连续睡眠约6个小时似乎代表了“人类的核心睡眠模式，这极有可能是前现代时期智人的特征”。任何现代人类群体，无论多么与世隔绝，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通往过去的入口。没有任何一个接受过研究的人类群体能活在隔绝于工业世界的原始且未经开发的史前时代。人类学领域的先驱有时也会研究对西方人或现代科技闻所未闻的群落，但这些人除了偶尔提到谁跟谁睡了、什么时候睡了以外，从没有提及任何睡眠问题。而且，他们认为睡觉这事太平凡了，根本就不值一提。出生于波兰的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年）曾在太平洋西南部的特罗布里恩群岛（Trobriand Islanders）的居民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的日记中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去睡了”。但在他睡觉时，岛民们却毫无睡意，仍在谈天说地。这又是一个人类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睡眠观点存在差异的经典案例。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忠实地描述了他们睡觉的小屋的样子，但几乎没有写到他们的床和睡眠习惯。他注意到，睡眠是危险的时刻，因为可能会被敌人突袭，也极易受到巫术的伤害。其他早期的人类学家，如曾研究尼罗河流域努尔人牧民的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1881—1955年），也做过类似的观察。
归根结底，每个社会都以不同的方式教导年轻人应该如何睡觉，因为睡眠既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此外，智人非常擅长适应环境。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处理任何事情，我们不能认为所有人类都是按照同样的方式睡觉的。虽然在针对非工业社会的少数人类学研究中，双相睡眠似乎是占主导地位的睡眠模式，但它也很可能不是唯一的睡眠方式。尽管如此，我们对双相睡眠模式的倾向，或许能够解释现代人正在面临的一些睡眠问题为何存在。
在我们这个被日程表支配的现代世界里，一个完整的产业应运而生，它致力于帮助我们入睡，又让我们按时醒来。第一种现代安眠药是在1903年研制成功的，这是一种合成的巴比妥酸盐，通称“佛罗拿”（Veronal）。到1930年，美国人每年服用巴比妥类药物的数量超过10亿剂。2013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一份报告称，有900万美国人（占美国成年人总人数的4%）使用处方安眠药。据估计，2014年，全球范围内在辅助睡眠上的总支出约为580亿美元，预计到2023年将增至411000亿美元以上。令人痛苦的是，这些药片往往只能延长20分钟的睡眠时间，而且还有很多副作用，小到提高跌倒的频率，大到提升痴呆的风险。
然而，为不良的睡眠状况施加补救措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罗马皇帝瓦莱里安（Publius Licinius Valerianus，公元253—260年在位）是由缬草（Valerian，以他的名字命名）制成的混合药物的拥护者。鸦片是另一种长期流行的药物。古埃及的医学莎草书建议人们把鸦片、薰衣草和洋甘菊混合起来使用。16世纪，一名法国医生建议人们让吸血水蛭在自己耳朵后面吸出一个洞，再塞进一粒鸦片助眠。那个年代，大多数富有的失眠症患者更喜欢选择一种更加省事的方法，即饮用将鸦片和经过稀释的酒精混合制成的鸦片酊。在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助眠剂是一种酒精、糖和鸦片的混合物，被称为鸦片酒（或鸦片酊），这种类吗啡混合物通常比杜松子酒或葡萄酒更便宜。酒精本身也能用于助眠：很多德国人睡前会喝一小口含酒精的“睡眠饮料”。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睡眠辅助物的种类也呈指数级增长。人类进化论者可能会把这些药片看作人类适应力的另一种表现：我们需要它，因为工业资本主义把我们塞进了一张严格的时间表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必须按时起床上班，这往往需要走出家门，还必须遵循固定的工作时间。用记者阿丽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的话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睡眠“成了另一种被尽可能开发的商品”。这种文化灌输在儿童时期就开始了：5岁的孩子被迫按时起床上学，如果迟到就得接受处罚。作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不是一个坚定的工业化拥护者，他认为，教育普及是民主共和国必备的关键条件，但正如现实中那样，这也方便下一代为时刻承受工作场所残酷的时间表压迫做好准备。这种灌输意味着如果我们在凌晨醒来，遵从自然的双相睡眠模式，可能会立刻陷入恐惧：该怎么面对这马上就要到来的一天呢？我们中的数十亿人选择吃下安眠药，剩下的那些会继续焦虑不安。然而，在怀表、工厂花名册和火车时刻表出现之前，睡眠是没有时间表的。唯一的结果仅仅是，上床的时间越晚，醒来的时间就越晚，二次睡眠的时间也会随之向后推。例如，在乔叟的作品《侍从的故事》（The Squire’s Tale）中，鞑靼国王的女儿卡纳西（Canacee）在“黄昏后不久”就入睡了，之后在初段睡眠后的清晨醒来，而她的旅伴们则熬到很晚，然后一觉睡到天亮。
工业时代带来了一种新的诱惑：夜晚摇身一变成了灯火通明的游乐场。这并不是说照明设备是种新兴事物。在罗马帝国的以弗所和安提阿已经出现了街道照明设施。公元9世纪，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也装上了一些照明设施，但这种照明设备直到工业革命时代才开始普及。价格低廉的煤气灯和电灯的推广意味着到19世纪后期，晚睡不再是有钱人的特权。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睡眠研究员马修·沃克（Matthew Walker）认为，由明亮的夜晚导致的对睡眠的抗拒，正在使我们发胖、生病和抑郁。过去，黑暗笼罩着夜晚。作为考古学家，有些工作会把我们引向极其偏远的地区，让我们进入没有电力的世界体验一番。当我们在也门红海平原的一个偏僻地区挖掘某个考古点时，典型的夜晚场景往往是这样的：我们围坐在篝火旁直到夜幕降临（在冬天天黑得很早），然后我们会意识到夜晚实在太黑暗了，于是打开手电筒；大批飞虫以末日降临之势被灯光吸引过来；关掉手电筒；想起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得在凌晨5点钟跟太阳一同起床；回到安全的帐篷里睡觉。在我们的现代世界里，夜晚带来的压迫感有时会被遗忘。在英语中，黑暗曾经有个专属的称呼——“夜季”（nightseason）。即使是在中世纪欧洲的大城镇里，旅行者也会雇请灯夫来为他们领路。在伦敦，这些人被称为“接引伙计”（linkboys）。他们手持熊熊燃烧的火把照亮道路，扮演引路人的角色。
直到1667年，在法国路易十四的统治下情况才开始改变。他的王室政府开始在巴黎的街道上安装油灯，到1670年，共安装了3000盏；到1730年，这个数目又翻了一番。17世纪末，已经有超过50个欧洲城市仿效了巴黎。1807年，伦敦的蓓尔美尔街（Pall Mall）成为第一条被煤气灯照亮的城市街道。到1823年，近4万盏街灯照亮了总长约320千米的伦敦街道。
公共照明彻底改变了城市生活。灯火通明的街道保护了那些过去在黑暗中走出家门就会成为潜伏的强盗的猎物的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发展迅速的城市里，各种社会阶级都可以尽情地享受夜生活，进行社交活动直到深夜。喧闹的夜晚狂欢者也引发了他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深夜的酒店和酒吧往往会成为激起公众愤怒的焦点。出于这个原因，以及更多其他的原因，伦敦在19世纪上半叶出台了最早的职业警察制度。渐渐地，睡眠时间变得更安全，人们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尽管我们现代人有很多睡眠问题，但安全感确实有利于睡眠，这就是为什么睡眠研究人员发现宠物猫和家养马在屋子里或是在马厩里受到保护时的睡眠时间会更长。也许，我们这些现代人所承受的睡眠损失，可以用那些被遗忘的收获补偿。
避免睡觉实际上能提高工作效率，这是什么观念？许多领袖人物声称他们几乎不需要睡眠，其中包括玛格丽特·撒切尔、比尔·克林顿等人。我可以再次引用阿丽安娜·赫芬顿的话：“晚上不睡觉成了……一种力量的象征，一种衡量男子气概的方式以及最大限度的效率。”然而，这种“男子气概”并不完全是现代的特质，因为世界上每个单一文明（或每个留下书面记录的文明）都是父权制的，即由男性统治。“男子气概”最早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
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军事将领也因身为短眠者而受到钦佩，包括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温斯顿·丘吉尔也许是最著名的短眠领导人，人们相信他只需午睡片刻就能维持精力——此后，一些科学家认定午睡是人类固有的生理节奏的一部分。丘吉尔建议说：“有时你必须在午餐和晚餐之间睡一会儿，没有折中的办法。”“脱衣服睡觉去吧，我总是这样。不要觉得你会因为在白天睡觉而少做工作……你能干完更多的事情，而且事半功倍……当战争打响，我就必须在白天睡觉，因为那是我唯一能履行职责的办法。”正是这种习惯使他很晚才睡，而且只睡大约4个小时，他的属下因此深感困扰。丘吉尔不仅在床上睡觉，还在床上做出重大决策，接见将军和大臣，规划出击败了希特勒的战略。其他精力充沛的名人也有自称为短眠者的。据不可靠消息，莱昂纳多·达·芬奇在创作《蒙娜丽莎》时一天只睡两个小时，而且他把睡眠拆碎，每隔四小时就打一刻钟的盹儿。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了一句让人扫兴的短语：“早睡早起身体好，让人更富更聪明。”但是，据他本人的日记记载，他其实睡得挺多，一般是从晚上10点一直睡到早上5点。伏尔泰每晚睡4个小时，但毫无疑问，这是他每天喝40杯咖啡养成的习惯。随着工业时代到来，咖啡消费量的大幅增长绝非巧合。大多数人如果没有足够的睡眠就会很难受。例如，众所周知，只需少量睡眠的温斯顿·丘吉尔深受抑郁症“黑狗”之苦。然而，虽然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但确实有极少数人平均每晚只睡大约5个小时，却没有对健康造成任何不良影响。这些被称为“天生短眠者”的精英往往生性积极乐观。相比之下，长时间的睡眠往往与心情低落有关。托马斯·爱迪生就是历史上的天生短眠者之一，相较于其他人而言，双相睡眠对他来说更加没有必要。据说他经常睡在办公室里的一张简易小床上，或者干脆睡在办公桌旁边的地板上，每晚只需睡4个小时。他瞧不起那些需要更多睡眠的人，年过八旬后，他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未来的人类会在床上花更少的时间……在古代，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00万年后，人类根本不用睡觉。说真的，睡觉这件事很荒唐，是一种坏习惯……世界上没有比睡得太多更影响人的工作效率的事情了。”
可以预见，在我们这个被时钟驱使的时代，早起被吹嘘成人们追求名声、获取财富的关键。1859年，“青年早起协会”成立，其成员声称，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清晨。他们的观念在今天一场名为“奇迹早晨”（Miracle Morning）的网络运动中得到了回应，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热情洋溢的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作家哈尔·埃尔罗德（Hal Elrod），他倡导粉丝们在早晨5点起床，感受非凡的创造力。为了以此进行研究，我们亲身实践了他的提议：确实有效。我们从未感到自己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但这只是在实践的第一周。在那之后，我们就感到了疲惫。我们不再参加夜晚的狂欢，因为床在呼唤我们。如今，我们成了《闲人》（The Idler）杂志的编辑汤姆·霍奇金森（Tom Hodgkinson）的信徒，他写了几本关于懒散生活的书，他的人生哲学提倡人们在床上多躺一会儿，多享受生活。
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在床上躺多久呢？2002年，斯克里普斯睡眠研究中心（Scripps Sleep Center）的丹·克里普克（DanKripke）领导了一个涉及超过100万北美人的大型研究项目，目的是确定人的最佳睡眠量。他的报告显示，每天睡7个小时左右的人死亡率最低（这是当时美国人睡眠时间的平均值）。到2017年，英国睡眠委员会的《大英就寝时间报告》显示，74%的英国人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12%的英国人睡眠时间低于5小时，30%的人说自己“大多数晚上的睡眠质量都很差”。我们很难找到能解决这一切的办法，但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重返前工业化时代的方法——为自己而工作，掌握自己的睡眠时间。那些意识到自己的自然睡眠模式是双相睡眠的人可以放心地在晚上醒来，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伸手倒出安眠药，或是在闹钟的每一声“嘀嗒嘀嗒”中胆战心惊。毕竟，我们可以在床上做很多事情。
书摘部分整理自《《床的人类史：从卧室窥见人类变迁》一书第二章，内容有删改，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