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万泛亚投资人，400多亿元资金……来自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一款名为“日金宝”的资金受托产品出现赎回困难，令遍布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投资者陷入“庞氏骗局”的恐慌中，也将当前金融监管的漏洞推至台前。

泛亚的监管责任在于中央还是地方？属于金融范围还是非金融领域？该由证监会还是银监会来监管？前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界定了“泛亚事件”的三大核心问题。

“现行监管体制下，地方性现货交易场所审批权限在于地方政府，然而由于小金属交易清淡，嫁接‘日金宝’后，打破了大宗商品交易非连续性的特征，交易在理论上有了连续性，应当属于金融领域，也该被纳入监管范围，但事实上仅为地方监管，这是监管的漏洞之一；其次，日金宝究竟属于负债性还是权益类的产品，前者归银监会管理，后者归证监会管理，目前还没有定论。”曹远征表示。

当前国内分层、分业、主体导向的金融监管体制，被泛亚事件一举击穿，监管的真空地带也被充分暴露。曹远征认为，金融监管应由“主体监管”的模式转为“产品监管”。

“对于产品的辨认，显得更为重要，一个产品穿透了现货市场、证券市场，到底是负债，还是投资，泛亚的日金宝究竟属于什么产品都没有定论，凸显了金融监管中产品识别能力的迫切需求，也构成了当前金融监管的核心挑战。”

同样迫在眉睫的难题在于，恶劣影响不亚于十年前德隆系的泛亚事件，谁该为群体性的贪婪与过失担责？巨大的资金漏洞该不该被兜底？如果要兜底，由谁来承担？

多位专业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对于金融资源的无序竞争，是滋生泛亚事件背后的恶性土壤。

前世界银行金融专家王君表示，“泛亚模式从技术上和专业性并不难被察觉到风险，但地方政府、金融办没有动力去防范，既然地方政府审批设立，不但不提示风险，反而让大家来支持，地方政府逃脱不了干系。”

这一观点得到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的认同。她表示，“昆明市政府在审批后，没有履行相应的监管责任，反而为其背书。这一做法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造成的，在政绩驱动下，金融竞争无序且混乱。从行政责任的角度，政府部门难辞其咎。”

不过，林采宜对于是否该由政府出面兜底泛亚存质疑态度。“金融的铁律在于风险与收益的匹配，保护投资者并不是用刚兑来保护，而是需要详尽的信息披露，让其明白产品的真实含义，拿纳税人的钱来兜底是违背社会契约精神的。”

具体的赔偿方案上，林采宜认为可以参考存款保险制度的赔偿逻辑，规定一个额度上限。“在契约精神的主基调下，考虑维稳的人道，对弱势群体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比如说都赔偿5万元，最低限度的兜底。人道并不是保障一个人的财产，保障的是个人的基本生存权利。”

王君则提出了以“理性兑付”代替“刚性兑付”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对投资者进行甄别，另一方面对泛亚交易所的金属库存清盘，看看残值，尽可能先补助弱势方，高净值人群获得相对少的补偿，做到有条件有差额地提供政府救助。”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吴弘提出了另一个参与主体——产品的销售方也该承担一定责任。有媒体报道，中国银行新疆分行销售的“泛亚理财产品”金额高达70亿元。 “泛亚属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投资者有其适当性原则。销售方需先确认投资人是否合格，其次看风险披露是否到位。泛亚的案例中，销售方没有区分公众投资者和合格投资者，肯定需要承担责任。”

中央与地方监管边界的模糊，现行金融监管框架下产品监管的缺失，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权力的手该介入多深……一系列的矛盾都因泛亚事件变得愈发尖锐，也亟待监管各方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