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的一天，位于保定市北三环内阳光北大街与恒源路交口处的城市低碳公园里，不少市民带着孩子在这里玩耍。这个号称亚洲最大的全封闭低碳公园里，室内温暖如春，从各地高价运来的菩提树、海南黄花梨树、象腿树等各种热带珍稀植物以及园区中各具南方风情的茶室和亭台楼阁使这里如气候温润的南方。

这个城市公园的投资者是这个城市举足轻重的公司——英利集团，它是全球最大的光伏企业之一。今年8月，这个投资超过一亿元人民币、占地48亩的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当地的媒体报道说，这个公园墙体和屋顶采用16000块英利全玻太阳能光伏双玻组件铺设而成，总装机容量3兆瓦，预计年发电量360万度，全年可节约标准煤1512.2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714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31.4吨，减少氮氧化合物排放量13.8吨。

这是一个充分展现“低碳”概念的人工建筑，也正好配合了保定市几年前就开始推动的“低碳城市”战略。但在保定人眼中，这里更像是个游乐园，可以带孩子来玩儿一整天，可以品尝美食，或者暂时躲避令人苦恼的雾霾。

此刻，保定市这个冀中重镇正笼罩在严重的雾霾之中。高楼、路灯、广告牌、汽车以及匆忙的行人都被灰黑色的空气所包裹着，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和压抑。

入冬以来，这个北方著名的雾霾城市又遭遇了今年以来最严重的空气重污染天气。站在街头，如果你深呼吸一口，会感到空气中浓重的煤炭燃烧后所产生的硫磺味道。

12月5日，当出租车从保定市北二环立交桥的隧道驶出时，光线并未变得多么明亮。司机叫王逸，是位48岁的中年男子。他对眼前的雾霾世界显得无可奈何。

“我们无处可逃。”他说。

当天，空气质量检测显示，保定的AQI（空气质量指数）为290，属于重度污染天气。12月4日0点，保定市启动了重污染天气三级应急相应措施。

“雾蒙蒙的，就跟美国灾难片一样，心情真压抑。”王逸边开着车边愁眉苦脸地说。

雾霾天气不但对王逸的情绪造成影响。也影响着他的身体健康，他说，“总觉得喉咙里有口痰”。

很快，出租车把我送到了离北二环7.5公里外的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在5号楼住院部二楼，已经人满为患。好像保定市的所有呼吸道疾病患者都聚集在这里，十余间病房远不能满足这些患者的需求。接近楼道的一间示教室（用于科室开展教学活动和学术活动的专门场所）被改成了临时病房，安置着6个呼吸疾病患者。

走廊上也成了临时病房，一张张简易铁床一张挨一张，每张床上都或坐或躺着面容憔悴的病人，天蓝色的输氧罐里咕嘟嘟冒着气泡，氧气从白色的输液管送进病人们的鼻子里。

整个走廊和病房中咳嗽声不断，医护人员们忙得不可开交。

“雾霾对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病均会造成严重影响。”该院呼吸科一名值班医生边忙碌边说，入冬以来，该院呼吸疾病患者数量骤增，12月5日，该层住院人数将近60人。

最近一段时期，保定市其他医院的呼吸科也和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科一样人满为患，床位紧张，肮脏的空气令呼吸疾病激增。

而最近几年来，每年冬天来临，这个北方城市都会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因为雾霾——它不断出现在全球各大媒体上。

今年年初，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对太阳能发电产业寄予厚望的华北城市保定，在中国“污染最严重城市”榜单上位居首位。

保定离北京只有130多公里。作为城市的历史，保定建城史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现在的名称保定起于元代，即“永保大都（即元大都北京）安定”之意，清代，直隶总督在这里坐镇拱卫京师。但现在，这座京津冀地区的中心城市却经常被认为是首都连年雾霾的主要外部输入源头之一。

按照计划，北京的一些央企、教育机构、医院和部分行政机构在未来都会搬迁到这里。但最近几年来，严重的雾霾天气令这些计划黯然失色。

保定市环保局宣教处处长陈振辉分析，在保定市内，主要的大气污染源有西部矿山开采所产生的扬尘污染，有小企业的燃煤污染，以及周边群众的燃煤污染。

陈振辉进一步解释，一方面保定有着长年积累的“污染因子”；另一方面，在地理位置上，保定被几个污染严重的城市所包围。且与北京不同的是，北京附近有张家口这个风口，风一刮雾霾就散了，但保定没有风口，不利于扩散。

所谓长年积累的“污染因子”，陈振辉进一步强调是“历史上的小企业排污”。他称，“历史上长时间所排放的污染物不可能一下子去除。”

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短期内确实难以一时解决。比如工厂燃煤以及燃煤取暖被认为是该市严重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位于保定市北二环内的城中村沈庄，居民仍在使用燃煤供暖。街头一家小卖部的老板称，一般情况下，一个三口之家一个冬季需要烧2-4吨煤，相比其他取暖方式，煤炭仍然是最成本的供暖燃料。

“一到下午五六点，每家都冒着煤烟，”小卖部老板说，“太呛鼻子。”

在保定二环内，如今还有不少类似沈庄这样的城中村。另外，陈振辉说“保定市区的集中供暖目前还没有达到百分之八十。”

政府也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市区一些依靠煤炭作为燃料的老式供暖锅炉正在被拆除，但是在今年冬季，相关部门并未提前为市民准备好取暖的替代方案，一些居民甚至被要求自己掏钱改造供暖线路。

更为复杂的是，由于污染的外溢性，市区的污染更多的时候也可能来自下面的县乡。

12月5日，界面新闻记者来到保定市安新县——这个县境内因为有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和湖泊白洋淀而著名。长期以来，该县的支柱产业是有色金属行业，曾集中了大量冶炼企业，因此安新县被认为是保定市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源头之一。

过去，大量未经清洁的燃煤燃烧后会向大气排放大量硫化物。在安新县，即便白天，空气里的硫磺味也十分明显。

为了改善大气质量，最近两年里，保定市强制要求该县关闭大量的冶炼工厂。在该县，记者注意到，很多工厂的大门都紧闭着，只有门卫格外小心地注意着每一个陌生的外来者。

一家叫光达铝业有限公司的看门老人说，这家工厂已经停产两年，附近很多小企业也被关停了。

但这并非是全部事实。“关了开，开了关。”一位接近保定市环保局的人士说，随着保定市政府环保力度的加大，一批批污染企业被关停或整改。“污染企业明着不敢排污了，但暗地里就说不好了。”

该县一冶炼企业的工人也称，企业白天不开工，到了晚上才开工。在记者追问之下，他又小心翼翼地改口称已经“停了几天了”，并表示不知道何时重新开工。

冶炼企业附近的煤厂仍然生意兴隆。毗邻于安新县的清苑区大望亭村一家煤厂的工作人员透露，他们的煤厂的煤炭主要销售给安新县本地企业。

这位工作人员称，随着安新县一些小企业被关停，今年煤炭生意比起往年要差一些，但年销量仍有上百万吨。他介绍，安新县和清苑区还有数家煤厂。

“现在污染企业很少，一个都没有不敢说，但几乎绝迹了。”陈振辉说，自去年以来，保定市为了退出空气质量倒数第一，“穷尽了一切做法”，他强调说，从全国来讲，保定市在环境治理上的措施是最严厉的。

但目前来看，保定市在追求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显然还没有找到一条更好的平衡之路。

颇具讽刺的是，这座人们眼中的“雾霾之城”早在5年前就开始被国务院批准进行低碳城市试点，意在探索建立一个低排放、低污染、低消耗、生态化的经济增长方案。

而早在2007年初，保定市政府已经提出了”太阳能之城“的概念，计划在整座城市中大规模应用以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以降低碳排放量。

该市的一份规划明确，力争用2至3年时间，将保定建设成国内首座在照明、供热、取暖等各个方面大范围应用太阳能的城市。

保定市政府也希望通过这一计划改善当地的空气质量，让居民们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按照规划目标，到2010年，全市每年节电4.3亿度，节约标准煤11.8万吨，减排二氧化硫1.29万吨，减排二氧化碳42.8万吨。

这一宏伟计划还打动了全球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机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2008年年初，该机构启动了一项推动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计划——“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当年，保定和上海是首批入选的2个试点城市。

根据WWF和保定签订的《合作备忘录》，在“新能源产业带动城市低碳发展”的原则下，双方的合作将重点集中在：新能源产业及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先进理念和经验的引入；保定市成功经验的国内外推广；保定市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能力建设。

但这个目标宏伟的计划在随后8年实施过程中，并未如人愿。近几年来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状况令此计划受到质疑。

《参考消息》11月25日编译自一篇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八年前，保定开始了雄心勃勃的“低碳”计划，使用像太阳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用于街道照明和居民楼取暖，使保定走在了中国控污前沿。不过，这些努力最终落空，2014年保定被环保部评为全国空气质量最差。雾霾笼罩的北京甚至都不属于空气质量最差的十个城市。

政绩考核让地方政府颇感压力。 2014年，保定被环保部评为全国空气质量最差城市后，该市市长马誉峰为此在该市2015年的两会上道歉说，“作为市长，我深感不安和自责，负有主要责任。”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

《参考消息》所编译的那篇外媒的报道对此做出分析说，当地政府把环保看作经济增长的来源，依靠生产如太阳能电池板和风电厂这样的清洁能源产品来促进经济发展，不过讽刺的是，这只不过使得环境更差了。

过去几年里，保定市几大新能源设备制造企业获得了很大发展，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光伏组件制造商——英利集团——更是全球瞩目， 这家公司连续赞助了2010南非和2014巴西两届足球世界杯。

保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一位不愿具名的管理人员告诉界面新闻记者，2008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之所以选定保定为低碳试点城市，也是因为保定有比较完整的低碳产业链。

他说：“它们创造了令人骄傲的GDP”。

但他也毫不避讳地承认，保定市的“低碳”产品多销往外地，真正应用在本市的屈指可数。

在英利集团总部，该集团宣传部部长王志新告诉界面新闻记者，2011年以前，英利集团生产的光伏产品有99%出口欧美。2011年，国内光伏产业遭遇欧美“双反”以及国内越来越重视光伏产品应用，英利的出口额减少，目前，英利35%以上的光伏产品由国内消化，但国内市场一半以上在西北地区。

至于英利在保定本地的市场，王志新称，英利的光伏产品在保定市并没有统计过，因此不能给出确切数字。

保定市发改委新能源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提供了一组数据：截至目前，保定已建成14个光伏发电项目，装机总量为292.72兆瓦；另外，建成两个风能发电项目，装机总量为99兆瓦。

这位工作人员承认，保定市绝大多数电力仍来源于火力发电。

保定市发改委低碳城市推进办公室的一位人士提供的数据也证明，所谓“低碳城市”，并非把“低碳”体现在能源应用端。他说，光伏发电在保定市的发电总量里所占比例并不高，他估计不到10%。

针对家庭分布式光伏屋顶，该人士也称，由于家庭初次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站的成本颇高，因此普及量极为有限。

英利集团一名员工提供的数据显示，一个家庭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站的成本在3万元左右。保定本地很少有家庭愿意出这笔钱安装。

一位保定市民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假设保定一个家庭一年的电费为1000元，3万元可支付30年的电费开支。而光伏电板的寿命很可能还没有30年之久。这种成本压力也造成太阳能分布式应用在保定并不理想。

更尴尬的是，为了改善空气质量而应用的太阳能却又严重受限于恶劣的空气。

“雾霾会对光伏发电产生不利影响。”保定低碳办这位官员称，雾霾严重的时候，太阳能电池板不但转化率降低，而且污染颗粒对太阳能板也会造成腐蚀。

在保定市推进“低碳城市”计划过程中，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代表处气候与能源项目的主任卢伦燕也提出过自己的建议。但她也注意到，保定的大部分生产可再生能源的工厂依然依靠像煤矿这样的便宜能源来运转。

她说：“我们要生产低碳的产品和设备，但更重要的是也应该在自家门口应用这些产品。但目前我们仍过多地强调制造，却忽视了应用。” 

这似乎与政府计划的初衷相背离。

当然，面对严重的雾霾，地方官员们也不得不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给环境造成的灾难，虽然这种反思更多是迫于中央的压力。

“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现在，保定宁要青山绿水，也不要带血的GDP。”陈振辉说。

在未来5年，“低碳之城”理想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在2020年以前降低碳强度52%，这比全国减少40%到45%的目标还要高。

这一目标在未来5年能顺利实现吗？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但按照更长远的规划，这个未来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中占据重要节点的城市，不但要继续加速它的城市化进程，还要进一步发展它的新能源制造产业。

今年5月份，保定市一项行政区划扩张计划通过了国务院的审批。根据批复，保定市辖区由原来的三个变成五个，满城、清苑、徐水撤县建区，自此，保定市区面积增加七倍，由原来的312平方公里增加到253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由原来的119.4万人增加到280.6万人。

这也被认为是该市配合京津冀一体化、承接京津部分产业转移所做的重要铺垫。

按照规划，一个低碳新城就在北部地区开工建设，新城大部分位于新划入市区的徐水区。在这个庞大的工业区中，以新能源利用为核心的光伏与新能源汽车会成为主体。

从保定市北三环直到徐水区的大王店镇，距离有10多公里，这中间的很多村子已经拆迁完毕，大片土地被清理出来，作为工业区的储备用地。

智武营村是众多被拆迁的村庄中的一个，如今整个村子只剩下残垣断壁，村口的铁门仍然屹立着，门上写着“智武营村人民欢迎您”。

在智武营村口的马路上，路边的广告牌上仍然挂着“热烈庆祝央企进河北活动圆满成功”的标语。

这是今年7月一次盛大会议的遗产。今年7月初，国资委主任张毅亲自带领84家央企一把手来到保定，召开央企进河北的专门会议。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此次会议上，87家央企与河北省政府签署意向总投资超1.6万亿元。

72岁的村民郭贵蓉在今年12月份就搬进了附近新建的安置小区，但她时常会回到村子里转转，她说，“家园变成废墟，真难过。”她或许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她曾经的家园就会被一座现代化的厂区所代替。

站在开发区已经建成的宽阔公路上，随时有重载卡车呼啸而过，随处都能看到挖掘机、铲车和吊车在忙碌着，这些景象充分显示了这个城市仍在加速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这令这个正处于扩张期的城市似乎变得更加有活力和躁动。

但这一些似乎又和这个城市最终所追求的环境目标背道而驰。不论是产业转移，还是市区扩大、人口增加，这些都给雾霾的治理带来了更多未知的因素。

“未来，我们只是不希望再生活在雾霾中。”郭贵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