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北京市丰台区，我到杨春的出租房拜访他之后，拖着行李箱走了4公里多到达酒店。

杨春租住的房子原本是102平米的套二，被改成五个房间，共住着八个人。杨春住在客厅的暗隔。我数字概念不好，用1.5米长的网线比了一下，六平米左右。房间里一张大床，进门左手是一张课桌样的桌子，上面摆放着杨春的笔记本电脑，和几本佛教、中医书籍。墙角是一个80厘米左右宽的衣柜。房间靠过道的一面墙开了一个小小的窗户，边长大概20厘米。

杨春担心工作不稳定，租房时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便宜。这个房间650块钱一个月，押一付一，每月32块钱的管理费。

我跟他并坐在床头完成采访。期间隔壁的四个年轻人(两男两女)在斗地主，嬉闹动静很大。采访未结束，隔壁已经响起鼾声。杨春介绍说，四个年轻人有做淘宝客服、美工的，还有的正找工作。

杨春当时供职的金融公司业务暂停，他也无所事事。但杨春并不想在睡觉时间之外回到住处。他说每次回到出租屋关上房门，就想到一个字——说到这他用手指在空气中写了一个“囚”字。

采访的前一天晚间，我在北京金融街一家五星级酒店采访一位从伦敦回来创业的外汇交易员，两杯咖啡138元。

那是我第二次见杨春。

一

四天前我第一次见到杨春时，他情绪低落，正犹豫是不是再度结束北漂生活。那天北京的天气阴郁，空气脏兮兮的。

我们在一个公交站碰头。我拉着行李箱走下天桥，杨春从公交车站迎过来。一个敦实的北方大汉，深灰色外套，运动鞋，走起路来肩膀有些下沉。

杨春年龄明显比我大，他在电话里叫我“马哥”，见面后叫我“小马哥”。他热情地招呼我，帮我拉行李箱。

就近吃了份饺子，杨春带我到他的办公室参观。200平米左右的办公室，中式装修，有看起来很贵的木制家具很皮艺沙发，但是展示柜并没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摆设。工作区域10台电脑，一个微型网吧的布局。

杨春称他供职的公司为“股指吧”。公司为普通投资者提供炒股指期货的服务并收取手续费。但因为中金所交易手续费的提高和限仓措施的连续出台，进入9月份公司业务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办公室没什么人，就杨春一个人值守。

自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于2010年4月16日正式上市以来，股指期货在国内发展迅速。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曾经在文章中提到，2015年7月，股指期货成交量占全期货市场15.1%，成交金额占83.5%。

然而普通投资者投资股指期货存在一些门槛，比如开户资金50万，股指期货知识测试，以及商品期货交易经验。而因为合约金额较大，交易股指期货占用的保证金也较多。以目前点位判断，交易一手IF1512(沪深300指数期货合约)的保证金，六七月份保证金比例调整前10万元出头，现在需要46万元左右(从10%到现在的40%)。

有7年期货经纪人从业经验的佩里(佩里的故事参见《一个期货经纪人的独白》)告诉我，套期保值功能之外，波动性、高流动性和做空机制使股指期货备受投机客青睐。“而且因为股指期货跟股市行情直接挂钩，相对于商品期货而言，股指期货对很多投资者来说更‘耳熟’——很多商品期货品种普通投资者听都没听说过。”佩里补充说。

在杨春供职的公司，投资者最少只需要5000元就能做1手股指，但开平仓一手须缴纳300元的手续费——以六七月份的费率计算这是期货公司手续费的4倍左右。如果投资者的持仓发生亏损，以5000元为例，亏损达到4000元左右(IF合约300元一个点，也就是反向波动13个点)，杨春就会提醒客户，如果没有多余的钱，他会强制平掉客户的仓位。所以一旦方向看错，爆仓可能以秒计时。

杨春2015年6月15日从老家山东回到北京。他接到前客户的邀请，到股指吧做辅导和服务。回到北京那一天，A股市场开启下跌模式。

杨春每天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打开交易软件。客户到场开始交易后，他监督客户的持仓，如果亏损达到平仓线，他就强制平掉客户的仓位。

公司的客户多是附近做生意的江浙客商，基本上都有炒股经历，平时打牌赌钱，动不动就上万输赢。据杨春透露，很多客户都资金实力雄厚。有的客户持仓七八手，亏损的时候可以一直扛，扛到亏损近百万。当然最后有的人扛住了，有的人没扛住。

杨春供职的股指吧从6月份做到8月份，客户亏损合计达1000余万元。他给我一张某次统计客户交易的Excel表格，13个活跃账户中，最大的平仓亏损超过80万元，最大的平仓盈利超过15000元(共4个账户平仓盈利)，手续费最高的接近15000元。

杨春告诉我，客户之间相互比较熟悉，他们的交易选择(主要是方向)有时候会趋于一致。赶上多个客户手持多单(赌涨)，他们会在股指吧围着墙上的大屏幕显示器齐唱国歌。

“起来！……”

二

股指吧的客户跟老板多有交集，相互都清楚底细，也相互信任。所以杨春这个风险管理的角色，并不需要很严谨。反正最后大家都会认账。有时候客户想起股指吧，兜里揣着钱就过去了。平仓之后，按照账面上的盈亏，现金结算。

据期乐会创始人李伟介绍，至少在2013年，江西、湖南、浙江等地的地下赌场就存在现在所谓的股指吧了，只是规模比较小。2014年上半年，股指吧在浙江的温州、台州和福建部分地区已经比较热，并在下半年快速膨胀。这些股指吧就是一个个装修豪华的茶吧，里面为客户提供高档香烟、茶，一两个下单员为客户下单，单笔盈亏现金结算。

李伟2004年开始做交易，因为从事行业较多，交际面广。期乐会是他去年8月份在温州成立的一个交易员俱乐部。李伟告诉我，股指吧多在商会等行业圈子出现。一个老板可能在不同城市拥有5-10家股指吧，他们联合当地人，以合伙或加盟的形式扩张。传统的人工下单模式也转变成功能简单的拍拍机。这些拍拍机由小型电子设备厂生产，具备开平仓等基本功能，一台售价大概在200-300元之间，品质高一点的可以卖到四五百元。

李伟说，股指吧还是配资模式，为客户放大杠杆，其盈利来自手续费。股指吧交易一手股指的手续费大致在200-500元之间。

在杨春供职的公司附近，方圆百十米之内还有两家股指吧，都是XX金融的招牌。我跟杨春多次去其中一家，都是闭门谢客的状态。那段时间，他们跟杨春供职的公司一样，已经没有生意可做了。

杨春1998年中秋节到北京。他是山东人，高中毕业后到济南做过空调维修，学徒。老板管吃管住，一个月给几百块钱。几个月后他决定去北京见见世面。

北京对当时的杨春来说，就像一个梦。有一天他从木樨园出发，沿着三环路往西，一路走到正北方向的马甸桥，全程20多公里。他发现梦想很美，眼花缭乱，自己很穷，一无所有。

初到北京的杨春尝试用各种办法养活自己，他在天安门广场卖过矿泉水，去饭店做过洗碗工，到建材公司做过不锈钢门窗的安装。2003年非典时期，杨春在做保险销售，他跑到治疗非典病人的医院发传单。

2008年，杨春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近租了一个简易房(店面月租一千多)开水果店。他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进货，把水果分装成小袋，两元的成本(进价)，可以卖到五元，一天能挣两三百(房租才四五百块钱)。当时他的梦想是北京开一家水果连锁超市。但是梦还没做够，他的水果店就因为奥运会给停掉了。

虽然学历不高，在北京也一直处于为生计奔忙的状态，但杨春一直保持向上的心态。从2003年开始，他就经常掏钱买《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看。2008年，水果店被迫歇业之后，杨春通过了证券经纪人专项考试(这项考试2010年被取消)，11月份进入证券公司做经纪人。

在之后的几年，杨春做过证券经纪人，期货经纪人，卖过信托产品，但都没能稳定地做下去。他最高一个月挣过20000元提成，糟糕的时候，一个月只能拿到1200元的工资。

杨春做经纪人没有什么人脉资源可依靠。他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在大街上就往私家车塞传单，打探消息去股民报告会发传单，一天要发三五百份传单出去。他手机通讯录现在还有1400多个联系人，认识的，不认识的，各行各业的。

三

杨春说，证券、期货市场都是“割韭菜”，投资者如此，从业者也是如此。但他的朋友圈子有人混出了名堂，开投资公司做现货的，带客户操盘的，还有人转去做现在很热闹但口碑并不好的P2P公司。还有一部分发传单时认识的同行，渐渐地就没了踪影。

金融市场到处是财富的神话，但2008年入行到现在，杨春没挣到什么钱，至今依然没有积蓄。他总结自己近20年的北京生活：不得法。

在北京见到杨春的前一天，他还让老婆从老家给他打了200元。那天晚上，杨春带我吃一家小馆子，同行的还有他一个朋友，一个企业主，股票投资者。他点了一份泡椒鸡胗，一份京酱肉丝，一份手撕包菜，一份酸辣汤。

杨春1976年出生。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在北京的办公室，杨春屡屡叹气，说自己迷茫得很。他说，每个人都想做时代的弄潮儿，但弄潮儿每个时代就那么几个。“现在对自己还是很不满意的，没有能力去实现价值。”

杨春的老婆孩子都在山东老家。每个假期，他都把老婆孩子接到北京，领他们看看天安门，逛逛公园和超市。杨春接触金融行业，起初是因为对知识和陌生行业的好奇，入行后的坚守，则是因为金融行业带给他一线希望，一种快速致富的可能性。但折腾来折腾去，他觉得自己大概不会机会挣到足够多的钱，把老婆孩子接到北京生活。

想到这里，杨春坦言非常恐惧。

对杨春的采访断断续续，总是在他的哀叹或沉默中停顿。第一次见他那天晚上，我只是开着录音笔听他聊，并没有刨根问底地追问。

在最近跟他的电话联系中，杨春情绪似乎缓和很多，他说，北京的经历，就像过去的故事，无所谓后悔不后悔。他用股票作比，旁观者身份时，我们似乎对涨跌的判断很清楚，但盘中，每一个人都不能保证每次在恰当的点位，做出恰当的选择。

杨春2014年6月13日在经历相当长时间的心理斗争后离开北京，回到山东老家，近距离照顾家人。今年夏天，因为之前的一位客户想做股指吧，联系他出来帮忙，做分析和服务。他觉得是个机会，再度来到北京。

这一去一来的时间节点，跟股市的利好行情都不在一个节奏。

四

北京的希望和迷茫，让杨春变得更保守，更多顾虑。

他流利地背诵明人陆树声《病榻寤言》中的句子：“人之有生也，则有生计。自一岁至十岁以上，为身计；二十至三十以上，为家计；三十至四十以上，为子孙计；五十至六十以上，为老计；六十至七十以上，为死计。”

年近四十的杨春希望更多地为孩子着想。他喜欢中医，认为中医是一种哲学。如果回到老家，他可以一边带孩子，一边在空闲时间看看中医书籍。北京的经历，就当一段故事来讲好了。

在杨春的办公室，我见到他做经纪人认识的一位朋友，股票投资者F先生，四十来岁，北京人。F先生跟我分享他多年拜师学艺的故事。他是一个企业主，迷上炒股之后花了很多钱买炒股软件，随后开始到处取经，拜师学艺。

F先生花钱拜过一位投资界的“大佬”为师(他神秘地说，很遗憾不能告诉我名字)。“大佬”从头到尾没跟F先生提过“股票”这两个字，而是让他去读《易经》、《老子》、《论语》、《三字经》。他告诉F先生，这个市场的智慧，都在传统文化里，掌握了这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F先生说，他现在已经不会在股市亏钱了——他现在没做股票交易。他不断提到一个数据，我们见面那天，他在杨春的办公室做外盘模拟交易，一共下了九单，全部是正收益。“全部，你去看看。”F先生让杨春把他的模拟交易记录截屏给我。

“最近拜访过你的老师吗？”我问F先生。

“我很久没见到他了。”F先生说，“他去美国了，在华尔街管理着40亿美金的资金。”我跟F先生聊了一个多小时。他不断提醒我，一定要去读《三字经》，只有知道《三字经》讲的是什么，才能听懂他讲的内容。我连连点头。

我不知道相比于其它城市，北京是不是容易生产故事。杨春告诉我，他曾经接触一个客户，是十大元帅之一的孙子。不过这些年他们没什么联系了。

在那个六平米左右的出租房，杨春无奈地笑着说，北京是一个梦想之地，但梦醒之后，他只有改弦更张，去寻找“失意者的田园”。

10月24日我再跟杨春联系时，他已经离开那个六平米的“囚”室，回到山东老家。他依然在为一个重返北京的机会心动。

如果过完这个冬天杨春不去北京，他可能会在老家开一个肉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