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欧洲在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后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黑死病在此过程中起到了促进作用。实际上，黑死病的爆发加速了东罗马帝国的崩溃，并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自此，被宗教桎梏的中世纪人民开始走向人性的解放。

从14世纪开始大爆发一直到17世纪后期，黑死病一直是笼罩在欧洲人头顶的巨大阴云。而走在时代前面、率先觉醒的文艺复兴巨人们目睹着瘟疫横行、满目疮痍的社会景象，从艺术角度为欧洲历史做出了重要注脚。

在达·芬奇生活的年代，黑死病在欧洲的大范围传播已经过去，但小范围的流行仍时有发生。1479年，黑死病突然爆发于佛罗伦萨，不过疫情持续数周便平息了。1485年，瘟疫又来到了达·芬奇生活的米兰。同年，天空出现异象，人们目睹了日全食的发生。两大自然事件让人们陷入深深的恐慌。

也正是在此期间，达·芬奇创作了《岩间圣母》。此前以圣母子为题材的作品，其背景或是祭坛，或是室内空间，或是空旷的室外。让圣母子身处幽幽的岩洞之中，还是历史上头一次。这与世隔绝的环境设定，或许反映了当时的世人想要寻求庇护的愿望。

同一时期，达·芬奇还画下一系列风格怪异的寓言式草图。一幅名为《妒忌与恶念》的作品暗示了瘟疫造成的道德危机：妒忌被表现为一个瘦削衰老却拥有年轻面容的老妇。她骑在被表现为骷髅的死神身上，身后背着武器，手里握着装满鲜花、沙子、蝎子、蟾蜍和其他毒物的花瓶。而《愉悦与痛苦》则表现了生长于同一躯体的两个人，象征着愉悦与痛苦形影相随。其中，“痛苦”是留着胡须的老人，“愉悦”则被表现为留着长发的年轻人。达·芬奇在手稿中写道：“愉悦与痛苦是双胞胎，他们历来密不可分。”

被疾病和恐慌笼罩的米兰城一片混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达·芬奇设计了理想城。这座城市不仅布局合理，发展繁荣，还有着完善的公共设备。这并非只是一份宏观的蓝图，达·芬奇如做解剖般地在手稿中画出了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豪华宫殿、公共空间、私人住宅、城市交通网络、公共卫生系统……甚至还有带有通气孔的马厩。在这种理想的城市，人们会安居乐业，远离疾病和痛苦的侵扰。

“画圣”拉斐尔曾创作过一幅《瘟疫》，用来表达他对这场肆虐的疾病的感受。不过，这件作品已经不存，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艺术家马可安东尼奥·雷蒙迪的仿作。作品取材于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该诗讲述了英雄埃涅阿斯在特洛伊战争后逃往意大利的故事。在诗的第三卷，特洛伊人建造了一座城市，但却遭受了一场可怕的瘟疫，人和动物皆在一年内死亡。画面即表现了瘟疫来袭的时刻：画面左边远景表现了躺在病床上的垂死之人，近景的两边则分别是生病的牛羊和因疾病饱受折磨的人类。其中，一个幼儿并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死去，他守在母亲的身旁不愿离开。

当时间推移到文艺复兴后期的巴洛克时代，黑死病对意大利艺术家的影响仍然存在。巴洛克现实主义绘画大师米开朗基罗·梅里西更被人所熟知的名字是卡拉瓦乔——一个原本是地名的名称。他为何叫这个名字？有些意大利人会以出生地为代称，但卡拉瓦乔的出生地是米兰，并不是卡拉瓦乔镇。实际上，他是在六岁的时候搬到卡拉瓦乔镇的——为了躲避瘟疫。不过，疾病并没有放过这一家人，他的父亲和爷爷还是在次年因染病而在同一天里去世。于是，身为长子的卡拉瓦乔很早便开始在绘画作坊中做学徒，替母亲分担家庭的重担。童年的经历或许为他日后创作的作品中的残酷和阴暗定下了基调，与此同时，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遭遇始终保持着深切的同情。

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肆虐的黑死病，影响当然远不止在意大利。希罗尼穆斯·博斯是北欧艺术家中对黑死病较早做出反应的人。在疾病造成的各种连锁灾难中，他识破了天主教会的伪善，也描画了最真实的人性。他常常在画作中描绘人类的各种缺点，并以宗教故事和寓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干草车》三联画中，人们哄抢着上帝慷慨赐予的干草，为此不惜争夺、杀戮和欺骗；在《快乐之园》的“音乐地狱”中，赌博、谎言、贪吃和懒惰等人性缺点被尽数表现，失去信仰的人们遭受着无尽的惩罚。

人们如何才能得到救赎？恐怕只有死亡。他的画作中经常出现猫头鹰的形象，而后者是死亡的象征；他也常常描绘死亡的场景，连守护天使都无法阻挡死神手中的利箭。

博斯的画中还经常出现鸟头人身的形象。除了具有一定的寓言性，这似乎受到了当时流行的防护装备的影响。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为了防止黑死病和麻风病等疾病的传播，有条件的人们也会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戴鸟喙状的口罩就是其中的一种。长长的鸟嘴里存放着草药和香料，草药被认为可以阻止病毒的传播，而香料则能够掩盖死尸的气味。

我们不知道博斯是因何去世的，但有一种说法称，博斯死于一场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