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认为，如果一个男人放任包括家庭在内的任何事情扰乱工作，那他肯定“是个傻瓜”。
1933年，海明威与大儿子约翰在哈瓦那港口 图片来源：Collection of David Meeker
在担任“海明威书信计划”助理编辑一职时，我花了大量时间调查海明威寄出的将近6000封信件，其中约85%已在一部多卷本系列作品中首度公开发布。最新出炉的第五册主要刊载了海明威在1932年1月-1934年5月期间的书信，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他的日常生活，意识到真正的海明威不仅是一位作家、一名运动员，同时也是一位父亲。
这一时期，海明威在他的小说里探索着为人父的款款深情。却又在信件中坦言，育儿生活会导致他从写作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上分心。
海明威总共有三个儿子。第一任妻子哈德利24岁时，海明威的长子约翰诞生。随后又与第二任妻子波林生下派翠克和格利高里。
初为人父的海明威曾一度陷入矛盾情绪。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在其1933年出版的《艾丽斯自传》中回忆起某天晚上到访的海明威“无比苦涩地宣布”自己“太过年轻，难以成为父亲”。
第五册收录的信件始于1932年1月，彼时海明威正在创作关于斗牛的非虚构小说《死在午后》。陪在他身边的是家中仅出世六周的婴儿，因误食灭蚁药差点丧命的三岁孩童，和尚未从剖腹产完全恢复的妻子。此外，栖身的居所也隔三差五出岔子，从屋顶漏水到电路故障，按下葫芦浮起瓢。
海明威向岳母玛丽·法伊弗解释道，如果手头最新作品的质量不过关，自己绝不能简单地将读者丢在一边，自我安慰，“瞧瞧，格利高里已经长成了大男孩……看看我们家完美的供水系统，我每周日准时去教堂，对于家庭而言我是个优秀的父亲，至少是个全力以赴的努力的父亲。”
写作事业里“绝无借口”，海明威继续说，如果一个男人放任包括家庭在内的任何事情扰乱工作，那他肯定“是个傻瓜”。“拿家庭成功做庇护所，只不过是种逃避的形式罢了。”
对于海明威而言，工作不只意味着坐在桌前奋笔疾书，更包括他广为人知的各种冒险活动：垂钓，打猎，旅行，和沿途偶遇的人们交际往来。虽然他会在孩子们长大一些后教他们钓鱼和射击，却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年幼的孩子长时间留给保姆或大家族。
分别对于最年幼的格利高里来说最为艰难，他很小时就被留给艾达·斯特恩照料了好几个月，这是一位人如其名（stern有严厉的意思）、十分严厉的女老师。派翠克有时跟着父母上路旅行，有时和其他亲戚一起生活。最年长的约翰则在巴黎的父母二人之间来回奔波。孩子们的生活总是如此动荡，以至于我们在项目期间不得不以电子表追踪记录特定时期他们的去处。
但要说海明威不关心孩子，也并不准确。最新集册里有三封他写给派翠克的信件，其中两封装饰着小圆点，这些在海明威家族被称为toosies的传统圆点，代表着亲吻。
从海明威的小说里，我们能看到为人父母的情感之深沉，而从他的信件里， 则能体悟到居家时刻带给他的激励与鼓舞。
1932年11月，格利高里与派翠克感染了百日咳，波林带着他们在阿肯色洲的祖父母家中休养，海明威推迟了前往纽约的旅行计划，选择留在基维斯特陪伴约翰。“他是个优秀的孩子，也是个很棒的伙伴，”海明威在给编辑麦克斯韦·博金斯的信中写道，“但我并不想老是把他往酒吧带。”
就在当月，海明威创作了一个关于父子共同踏上旅途的故事，也就是收录在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Winner Take Nothing）里的《父与子》一文。这是唯一一个尼克·亚当斯（Nick Adams，一个经常出现在海明威笔下的半自传式角色）被塑造为父亲形象的故事，当时距离海明威生父自杀身亡仅过去三年。
在这篇小说里，尼克沿着乡村高速公路向前驾驶时，“儿子正在身旁的座位上酣睡，”而他则开始想念起自己的父亲。
关于父亲的细节排山倒海般袭来：他的视力，很好；他的体臭，糟糕；他在打猎上的建议，很明智；他在性方面的建议，完全是谬误。尼克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的父亲的面容，殡葬工作者的精巧处理令他“呈现出几乎令人怀疑的艺术之美”。
当“一直陪在身边”的儿子因为“感到很孤独”而开口和他讲话时，尼克颇为讶异。这个小男孩仿佛读懂了父亲的思索，好奇地问到：“爸爸，你小时候和印第安人一起打猎时是什么样的？”
海明威还在这部小说集中呈现了另一个故事：《一天的等待》（A Day’s Wait），其中灵感源自1932年秋天约翰与流感作斗争的经历。这是个看起来很快乐的故事，主人公小男孩误解了摄氏温度和华氏温度的计数标准。和约翰一样，Schatz（Bumby的另一个昵称，法语中代表“亲爱的”）在法国上学，但生病后和父亲呆在一起。Schatz在学校里了解到，人们体温超过44摄氏度之后就无法存活，因此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现自己发烧到102华氏度后，他一整天都在默默等死。
故事的转折还远不止于此。小男孩告诉父亲：“爸爸，如果打扰到你的话，你不用在这里陪我。”父亲则回复：“没关系。”然而这位父亲无意之中却让孩子一整天都以为，自己不仅命不久矣，而且生死与否对父亲而言也根本不重要。
海明威在和博金斯的交流中表示，自己写下的这个小故事“几乎完全发生了”。我们也由此发现，海明威在一个独自面对死亡的九岁孩子面前竟是如此出乎意料的英雄形象。
尽管海明威曾一度表示，希望《胜者无所得》“刻画出整个世界的图景”，但他也明白，任何人都无法真正明白其他人的切身体会，即便父与子也无法做到感同身受。
本文作者Verna Kale系宾夕法尼亚大学英语系助理研究员。
（翻译：刘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