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身上有许多标签：“现代语言学之父”、“可能是目前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美国永远的反对派”、“洞察时务的不识时务者”……根据艺术和人文引文索引，从1980年到1992年，乔姆斯基是被文献引用数最多的健在学者，也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数第八多的学者；在学者身份之外，他一直秉持着知识分子的犀利、坚忍、守持和骄傲，对美国政府一贯持鲜明的批判立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也成为他的很多政论的基点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乔姆斯基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时局和美国政策的文章和书籍，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极高的知名度。

乔姆斯基持续关注当前世界范围内面临的一系列宏观和微观议题，如恐怖主义、全球化下新的世界格局、欧盟的分裂、全球变暖与气候危机、核扩散、教育体制、医疗制度等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回应。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以来，乔姆斯基再次接受Truthout采访，批评新自由主义以及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并呼吁人们重新思考真正的国际主义，增强全球公民意识，呼吁人们增加对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关注，更彻底地重建社会秩序。

日前由上海译文推出的《乐观而不绝望：资本主义、帝国和社会变革》一书是C. J. 波利赫罗纽对诺姆·乔姆斯基所作的访谈集，时间跨度从2013年到2017年。在这本访谈中，乔姆斯基分析了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以来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层面发生的变化，全面剖析了2016年美国大选的情形和结果、医疗体系、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从政党政治、政治策略、选举艺术、种族分裂的等角度全面分析了“为什么是特朗普”这一问题。他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和预测2020美国大选或许亦有意义。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节选）

文 | C. J. 波利赫罗纽  诺姆·乔姆斯基

译 | 顾洁 王茁

（最早发表在2017年1月6日的Truthout）

C. J. 波利赫罗纽：2016年的总统选举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各自历史上的分水岭？

就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的这8年来看，共和党几乎都没有资格被视为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政党。为秉持保守立场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工作的受人尊重的政治分析师托马斯 · 曼（Thomas Mann）和诺曼 · 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曾经对共和党作出了在我看来算得上是最精确的描述：这个政党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极具反叛特征的奇葩——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抱持一种极端的态度；对其所承继的主导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政权总是持有强烈的蔑视态度；不屑于作出任何妥协；不听规劝，对事实、证据和科学缺乏基本理解；无端地轻视政治对手的合法存在”。这个政党所秉承的指导原则是，不管奥巴马想要做什么，我们的应对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反对反对再反对，而且拒绝提供任何合理的替代方案。他们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个国家永远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这样他们作为反叛分子可以趁机夺回政权、执掌国家。他们对平价医疗法案采取儿戏般的态度，这很能说明问题：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无休止的投票来试图否决这一法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具体方案。

与此同时，这一政党内部也呈现出逐步分裂的迹象，主要分为两个阵营，一方是富裕的拥有特权的“建制派”，他们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而全力以赴，另一方则是普通民众阶层，而后者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并得到发展，完全是因为很多时候那些致力于富裕和特权阶层的利益的“建制派”做得太过分了，因而无法从普通选民那里获得选票。“建制派”不得不另辟蹊径，去鼓动那些一直存在但又从未真正地组织成一股政治力量的群体：由基督教福音派教徒——这一派教徒在美国民众中所占比例非常高——组成的奇怪组合，包括本土主义者、白人利益至上主义者、过去这些年美国一直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牺牲品即白人工人和中低收入阶层，还有一些总是处于恐惧和愤怒情绪中的人，他们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远远地抛在了后头，同时又深切地感到自己坚守的传统文化正在受到猛烈冲击。

在这一次的总统初选过程中，那些来自于底层的候选人，包括米歇尔 · 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赫尔曼 · 凯恩（Herman Cain）、里克 · 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的立场如此激进，以至于成了“建制派”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后者利用手中掌握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像扫除瘟疫一样扫除掉了这些人，把自己看重的候选人推上台。2016年所发生的一切之所以如此不同于以往，并让人大跌眼镜，完全是因为这一次“建制派”的惯用手段再也不能奏效了。

时至今日，这一政党正在面临一个全新的任务，那就是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而不是一味地反对。共和党必须找到有效的方法，制定出平衡的政策，一方面适当安抚普通选民或者将其边缘化，一方面服务好支持“建制派”的核心选民。特朗普所挑选的紧密的合作伙伴和内阁成员都来自“建制派”，而不是其时刻挂在嘴边的煤矿工人、钢铁厂工人、小企业主，也不是为特朗普基础选民的关切和要求而大声疾呼的代表。

民主党也需要直面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40年来该党早就彻底背弃了他们当年信誓旦旦作出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誓言和承诺。令人震惊的是，民主党的所作所为已经背离当年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初心和使命，背离到工人们竟然开始将选票投给他们的对手，而不是罗斯福所在的政党了。桑德斯的竞选运动并未遵循仰仗金钱和大企业的常规竞选套路，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现象充分表明美国还是很有可能重返某种形式的社会民主制度的。大家需要牢记的一点是，桑德斯所推动的“政治革命”，尽管符合当下时代的形势，但是如果放在德威特 · 艾森豪威尔总统那个年代，也并不会令他感到意外，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民主党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右移。

如果民主党真的希望自己成为一支建设性的政治力量，那么它就必须致力于发展自身，令人信服地解决当初为奥巴马投票的那些人的关切和需求。这些人当初被奥巴马所倡导的“希望和变革”计划深深打动，但随后又因为眼看着希望变成泡影、变革并未发生，反而被那个宣称要帮助他们夺回失去的一切的骗子给蛊惑到了对方阵营中去了。民主党需要真诚地直面这个国家的各种痼疾，去深入地了解所有民众的需求，包括民主党过去的核心选民群体即工人阶级，也包括居住在路易斯安那海湾的那些人，关于后者，阿莉 · 霍克希尔德（Arile Hochschild）也进行过敏锐的研究和深刻的洞察。这个国家的各种痼疾早就以各种方式呈现在了人们面前，不仅仅是美国的死亡率在不断上升这样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事实——除非是发生巨大的天灾，否则在工业化、民主化的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发生死亡率上升的现象的。美国当下有一种现象在中年白人群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背后根源主要可以追溯到所谓的“绝望症”（吸毒、酗酒、自杀等）。《经济学人》发表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这些跟健康相关的指标与共和党在2016选举年中超出民主党43%选票这一惊人现象之间有着重要的相关关系，而且，即便根据不同的人种、教育背景、年龄、性别、收入程度、婚姻关系、移民状态和在职情况等指标来划分，这一关联关系也是非常显著的，带有很强的预测性。这一切都充分表明，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着正在崩塌的严重迹象，尤其是在乡村和工人阶级聚居的区域。在美国历史上，有一部分民众的权利一直被剥夺，地位一直受压迫，需求一直得不到满足。今后民主党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让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地位得到保护，需求得到满足。

完成这样的任务并非轻而易举，但也不是遥不可及。如果民主党做不到的话，那么未来一定会被其他政党替代掉。这样的政党源自民众运动，其所采取的理念和措施完全不同于选举政治。不止于此，一切有识之士都深知，就算只是为了一般地生存下去，我们也必须对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脱胎换骨的变革。对此，我深表认同。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变革任重道远，必须发挥实干和担当精神。

特朗普内阁充斥着金融界和商业界的大佬以及来自军队的领导人。这样的选择标准很显然背离了在竞选时口口声声承诺的“抽干泥潭”原则。考虑到华盛顿“建制派”们所规划的未来以及美国民主制度自身的未来，我们对这个夸夸其谈、装腔作势、自大自狂的民粹主义者究竟应该抱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在这方面——注意其权威性——2016年12月26日《时代周刊》的报道很不错：“尽管自己的支持者中有人出来反对，但是特朗普最终还是决定要全面拥抱那些在华盛顿泥潭中浸淫了很久的官僚群体，这一做法给首都的政治圈传递了一个积极信号，使得他们如释重负。和候任总统交接团队关系密切的一位共和党策略咨询顾问也指出，‘这一点表明他在管理我们这个国家时最终还是会表现得像一个正常的共和党人’。”

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至少商业人士和投资者都认同。选举一结束，美国股市就急速上扬，其中引领上涨趋势的恰恰是高盛集团，特朗普在选举过程中大肆鞭挞过这个金融大鳄，在演讲中指名道姓地称之为罪魁祸首。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该公司的股价不断上扬”，光是选举结束后的那一个月就累计上涨了30%，“这很显然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终超越20000点的主要驱动力”。高盛如日中天的股市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还要仰仗这个恶魔来帮助运作美国经济，使之受益于特朗普允诺的政府管制的放松。没有人关心这样有可能为下一次金融危机（以及用纳税人的税收来拯救这些金融大鳄）埋下祸根。

因为特朗普将要推行的政策而大大获益的还有能源公司、医疗保险公司和建筑公司，所有这些商业巨头都希望从政府公布的计划中赚得盆满钵满。政府的计划中包括了体现保罗 · 瑞安（Paul Ryan）风格的为富人和企业大幅度减税的财政计划，增加军事预算，不顾后果地将整个医疗保险制度更大程度地向保险公司倾斜，通过借贷委托私人公司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然后用纳税人的钱来还债，以及其他种种用纳税人税收给富人和特权阶层发放“正常的共和党式的”大礼包。经济学家拉里 · 萨默斯（Larry Summers）令人信服地指出，这样的财政计划是“美国历史上最错误的税收改革措施，只能让收入水平最高的1%的人群大大地受益，只能让联邦政府的债务呈现爆炸性增长、带来严重危害，只能让美国的税法变得极其复杂和混乱，而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收效甚微”。

但是，对于那些真正能够从中得益的人来说，这不啻为福从天降。

当然，即便是在企业层面，也并不是家家都能获益的，其中有一些还会因此而受到伤害。从11月8日开始，在奥巴马领导下销量曾经翻番的枪支销售就呈现出急速下滑的趋势，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大家已经意识到了，新政府不再会强制回收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联邦政府攻击而主动购置的具有强攻击性的枪支和其他一些致命武器，这样原先的恐惧就减轻了很多。在民调结果表明希拉里可能领先的那段时期，枪支销量一直在急速攀升，但是当选举结果尘埃落定之后，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诸如史密斯威森和斯图姆鲁格这些枪支制造商的股价都呈现跳水趋势”。等到12月的时候，“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和选举刚开始时期相比已经分别下降了24%和17%”。但是对于这个行业总体而言，也不全是坏消息。就像其中一个行业发言人所解释的那样，“总体来看，美国消费者的枪支消费量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国家的消费量加总起来还要大。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市场”。

特朗普最终选定了持激进立场的财政政策鹰派成员米克 · 马尔瓦尼（Mick Mulvaney）来掌管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该决定在共和党内获得了普遍支持，但是这一决定却不由得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一个财政政策方面的鹰派成员如何能管理好旨在大规模提高财政赤字的预算呢？也许，在一个“后事实”的世界里，这些都已经无关紧要了。

同样得到“正常的共和党人”支持的任命还有一直坚守反劳工立场的安迪 · 普兹德（Andy Puzder），由他来担任美国的劳工部长。这背后照样存在着矛盾之处。普兹德曾经担任过一家连锁餐厅的首席执行官，是个超级富豪，他曾经大量雇佣最容易受到盘剥的非工会劳动力。这些整日里干着苦活脏活累活的工人多半是移民，这些移民因为美国政府可能推行将他们驱逐出境的计划而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即将实施的基建计划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那些希望通过这些计划而赚取高额利润的私人企业事实上都需要大量移民作为劳动力。当然，这样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通过重新设计那座“壮观的高墙”来解决，使之只把穆斯林人群（而不把其他移民）挡在外面。

文本书摘部分节选自《乐观而不绝望》，经上海译文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