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教授中世纪欧洲历史的教师，我自然讲述过黑死病及其对1381年英国农民大起义的助推作用。如今美国正深陷大流行病的泥潭，社会大范围动荡，对比之下，竟与14世纪的那场骚乱有着耐人寻味的相似之处。

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是一根导火索，大规模抗议活动一触即发，推波助澜的是暴力执法系统、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百万失业大潮，底色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歧视及经济不平等。

“人们破产了，生活摇摇欲坠，举目无援。他们找不到领头羊，对于迫近的未来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愤怒、绝望和无助肆意滋生，”非裔美国历史学者基昂卡-雅玛塔·泰勒（Keeanga Yamahtta Taylor）在接受《纽约时报》报道时说道。

中世纪的英格兰的境况似乎与当代美国八竿子打不着。当然了，现代美国工人已经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捆绑，不像当时的农民一样被强迫服务于地主。然而十四世纪的农民起义同样也是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底层人民受压迫而导致的反弹。

和今天一样，在当时的英格兰，大多数财富掌握在只占人口1%的精英阶层手中。致命疾病张牙舞爪，首当其冲的就是无权无势的人，他们脆弱无力，却要担起最大的风险，长期以来的经济困难也丝毫得不到改善。同时，当权者还拒绝倾听民间疾苦。

终于，农民揭竿而起。

涨薪

现存保留的历史信件和文章透着恐惧、悲痛和哀伤的情绪。十四世纪因黑死病死亡的人数骇人听闻——据估计，在黑死病的第一次大爆发中，欧洲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死亡。

巨大的死亡人数导致了劳动力及其短缺。英格兰史料详细记录了当时耕地无人问津、村庄形同鬼城、牲畜无家可归，如行尸走肉般在空旷乡村中漫游的光景。

幸存的英国农民意识到，在这个时代自己有了新的价值，于是开始要求更高的工资。有的农民甚至放弃封建土地租约，开辟另一片天地，寻求利润更加丰厚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农民拥有了离开地主的自由。

面对涨薪的诉求，国王爱德华三世没有应允，而是反其道行之。1349年，他将工资水平限定在瘟疫爆发前的水平，还制造牢狱之灾，监禁那些没有正当理由离开庄园的收割工、割草工等其他工人。这些法令的颁布实际上都确保了精英地主的财富不会缩水。

爱德华三世之所以接二连三颁布新律，是为了防止劳工提高收益能力。然而随着英国黑死病一波接一波地爆发，劳动力持续短缺，工人们开始疾呼变革。

燃点

1381年农民起义名义上是为反抗英格兰十五年内第三次征收人头税。由于人头税是均等分摊到每一位国民身上的，穷人在其中所受的影响要要远大于富人。但反抗的种子早已埋下。和弗洛伊德之死触发的大规模抗议一样，1381年农民起义实际上是三十多年来闷烧的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底层希望最终破灭的结果。

紧张时局终于在1381年6月达到燃点。中世纪估计数据显示，3万农民涌入伦敦，要求面见国王。这支大部队在前自耕农守卫兵瓦特·泰勒和“肯特的疯狂教士”约翰·鲍尔的带领下揭竿而起。

鲍尔赞同罗拉德派的理念，尽管这个基督教派被罗马教廷视作异端。罗拉德派抨击“圣餐变体论”， 在他们的信条中，甚至主张取消“圣餐礼”。罗拉德派教徒还主张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语，让每一个信徒都能平等地接受圣灵的引导，同时削弱神职人员的解释权。鲍尔希望再往前推进一步，将罗拉德派的思想在整个英国社会推行开来。简而言之，鲍尔希望完全推翻阶级制度。他在布道中提出，既然所有人类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孩子，那么王侯贵族与为他们劳作的农民在地位上并无高下之分。

在同情农民的伦敦劳工支持下，农民起义军挺进了伦敦中心，纵火摧毁了兰卡斯特公爵的萨沃伊宫。接下来，他们将伦敦塔洗劫一空，处死了几位声名显赫的神职人员，其中包括全英格兰大教长——坎特伯雷大主教。

糖衣炮弹

为了平息暴力反抗，爱德华三世的继任者，年仅14岁的理查二世在伦敦郊外会见了满腔怒火的农民军。他展示了一份密封宪章，宣布所有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将会“处于自由地位”，这就意味着农民与他们所效力的封建地主解绑了。

起义军最初对这份宪章是满意的，但事情并没有善终。第二天，反叛农民军会见理查二世，不知是过失还是有意为之，泰勒被理查国王手下的约翰·斯坦迪什杀死。在中世纪编年史中，其他的农民的命运要么消失，要么逃亡。

对当局来说，他们奇袭的机会来了。法官被派遣到肯特郡各个农村，去搜捕、惩罚甚至直接处死那些有嫌疑参与起义的农民。他们逮捕了鲍尔，这位传教士最终落得车裂下场，被绞死、掏出内脏并分尸。1381年9月29日，理查二世和议会宣布，解放农民的宪章无效，社会上下层之间的巨大鸿沟将依然存在。

今天美国的低收入劳动者无疑已经拥有了中世纪农民所匮乏的权利与自由，然而不变的是，他们依然被捆绑在工作上，小小的收入缺口都是生命无法承受之重。

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工人微薄的收益已经被蚕食。亚马逊原本为工人额外支付每小时2美元的“风险补贴”，但最近宣告终止。雪上加霜的是，这家企业宣布解雇那些因害怕感染新冠病毒而无法重返岗位的员工。然而在金字塔的顶层，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却又给自己的财富添上了346亿美元。

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差距似乎正逐渐在向14世纪的欧洲靠拢——最富有的1%拥有着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

收入不平等现象如此令人震惊，而其背后的压迫来缘已久。照这样看来，也许2020年的今天，我们目睹的街头动乱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作者苏珊·韦德（Susan Wade）系基恩州立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翻译：马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