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小镇做题家”，语出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这个带有自嘲性的称呼指的是从小镇或小城市依靠优秀成绩考入“985大学”的一群人。他们的共性在于，高中阶段因成绩优秀而拥有的光环，在进入大学之后迅速瓦解——“家境”“英语口语”和“社交能力”都成为了横亘面前的障碍。“小镇做题家”受到的冲击不仅在课业方面，也在日常生活的无数细节中，在上海乘一次地铁、在全家买杯咖啡、在萨莉亚吃顿晚饭，都可能让他们有所触动。大学毕业后，他们因户籍问题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有人甚至萌生出了一种“我真是个five（废物）”的感觉。

需要说明的是，“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中的不少成员没有停留在哀叹命运不幸的阶段，他们也积极地梳理和分析自己的过往历史并寻找出路。比如有成员看到，“小镇做题家”不应该只是自我责备，还应该看到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可能存在的不平等。在另一篇文章里，作者回溯了自己从高中到工作的经历，她从边远省份以小城状元身份考入一所沿海地区的大学，曾在繁难的课业与文化冲击中陷入自我怀疑；她劝慰有同样情况的人在时运不济时不要过度责备自己，更重要的是，以后也可以不去责备别人身陷窘境“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因为过往的经历让她认识到，个人奋斗固然重要，但还有更多原因能够决定一个人的成败。事实上，早在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之前，百度“985贴吧”中就已经频现类似的个人故事与落差感叹。

“小镇做题家”与大城市的碰撞，也令我们想起此前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关注的“小镇青年文学”话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曾写道，中国文学还应当看到城乡之中的空间——那些既不来自穷乡僻壤也不来自国际化大都市的小说家，那些继续散居在二三线和无数市镇的小城畸人，是“中国文学唯一的希望”。如果说小镇的复杂空间孕育着中国文学的希望，那么“小镇做题家”的境遇又能够为揭示我们怎样一幅教育与社会图景呢？

当不同变成不平等

一些“小镇做题家”将自己失败的现状归结为性格原因，例如不善言谈、不会来事、社恐、敏感、社会化程度低。有人按照MBTI人格分析认为，“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组员多属于INTP或者INFP型。如果说“小镇做题家”在性格方面确实存在这些特质，那么这些特质从怎样的环境中来，又如何转化为了阻碍其科研或就业的障碍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几本探讨教育不平等的著作中管窥一二。

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美国宾夕法尼亚社会学系教授安妮特·拉鲁提出，中产阶级家庭与工人阶级及贫困家庭在培养孩子方面有所不同：中产阶级家庭遵循的是一种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方式，而工人阶级家庭的培养是成就自然式的（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前者指的是通过有组织的业余爱好活动实现协作培养，同时孩子可以学习对成年人提出质疑并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与成年人对话；而后者的重点在于孩子经常和亲戚的小孩一起打发时间，父母的指令通常没有什么可协商的余地，尽管父母承受着更多的经济压力，孩子的生活却更像“真正的孩子”，可以自己安排如何度过闲暇。

有意思的是，家庭内部的对话交流也是区分这两种培养方式的重要标志：中产阶级家庭会有更多的对话，这些谈话让孩子发展出更好的口头表达能力，拥有更大的词汇量，在有权威的人面前能够更自如地表达抽象概念；贫困家庭的孩子通常没有学会这些技能，甚至认为在聊天时直视对方是危险的。

两种培育方式都同时为孩子提供了优势及负担。比如协作培养会让孩子在各种夏令营、体操、足球运动中发掘自己的个性，但其日程安排是如此紧张忙碌，每个孩子都可能陷入疲惫之中；自然培养的孩子学会了自娱自乐，与兄弟姐妹发展出更紧密的关系，但他们的家庭生活空间很小，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对于社会来说，虽然孩子掌握的技能都是重要的，但两种培育方式的价值却截然不同，不同的儿童教养逻辑被赋予了不平等的价值：与成就自然成长的逻辑相比，中产阶级的协作培养更有资本变成社会利润。作者给出了两则教养的例子，中产阶级家庭的亚历山大·威廉斯在晚上一边与父母斗嘴一边谈论剽窃和版权，如此这般增长着词汇量，而工人家庭的孩子此时学会的是如何在没有成年人指导的时候做游戏，如何不无聊地度过漫长的闲暇时光。其结果便是，没有在成长时得到充分训练的孩子，长大之后会体现出一种局促感（sense of constraint），他们很少通过与他人交流协商以达成自己的目的，相反地，他们与父辈一样，更可能被动接受权威人士的举措，虽然他们并不认同或者背后会有反抗——有些父母也会在家长会上显得困惑而顺从，他们表面上鼓励孩子遵从学校的官方规定，私下却怂恿孩子打破权威。

长远看来，中产阶级的孩子认为自己有权利参与意见、提出要求、对他人进行评判，他们为自己获得了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这帮助他们在重视说理和协商技巧的各种社会公共机构里顺利实现自己的需求。相比之下，工人阶级及贫困家庭的孩子通常无法让规则为自己所用，获得的只有失望与无能为力，而他们从小通过自然养育获得的优势，比如在同伴面前表现得轻松自如、对成年人抱有尊敬态度以及和家人之间有着深深的亲情，在现实世界里几乎都被视为“毫无价值”的，这也是自然养育方式会让孩子产生局促感的原因。这种局促感，也正与一些“小镇做题家”自我反思中的不会来事、社恐、敏感相通。

育儿陷阱与家庭背景

《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作者指出，在不同之处渐渐被定义为不足之处的时候，机构制度上的偏好也就演化成了制度化的不平等，这也回应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讲述日常生活中社会地位可以传送优势的机理。人们倾向于把自己周围的社会组织视作合理的，身份和特权都是通过个人智力与天赋赢得的，而布迪厄揭示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获得和适用文化资本，解释了个体的社会地位并不是由个人特质——诸如聪明、勤奋——决定的。因社会地位获得特权的人在很多方面获得优势，并非因为他们的文化本身有什么内在价值，而是因为有特权的家庭用来教养孩子的标准与占统治地位的公共机构推举标准之间有着密切的兼容性。

也有学者将不同家庭教育拉大差距的现象总结为“育儿陷阱”，在《爱、金钱与孩子》一书中，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育儿差距正在演化成为“育儿陷阱”。密集的、成就导向的教养方式在比较富裕的群体中已经形成共识，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有可能共同抚育孩子，并采用有利于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或提升阶层的方式；而弱势家庭的父母在育儿方面面临着种种局限与阻力，蓝领家庭的父母可能不会有动力去强调推理或讨论的方法，因此不同家庭的育儿差距可能会增加来自弱势背景孩子的困难，也会成为不同阶层社会流动的障碍。不平等将加大全社会范围内的育儿差距，而育儿差距又将孕育更多的不平等，这就是所谓“育儿陷阱”，也正与经济学中所说的“贫困陷阱”——贫困同时是一个人无法摆脱糟糕生活的原因与结果——十分类似。

与“育儿陷阱”的观点相似，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教授劳伦·A·里韦拉在去年引入中文版的《出身》一书中也指出，经济精英的社会封闭仍然存在，只有少数的寒门贵子能打破惯例。而在全球化的赢家通吃的体系之下，更多的父母会更早为孩子在幼儿园谋得位置，“选拔学生进入特定道路的标准表面看来不带阶层偏见、人人都可获得，但实际真的走上这些道路，需要父母富裕、负责、消息灵通、支持有力。”

“富裕、负责、消息灵通、支持有力”便是对符合这一体系的成功父母提出的具体要求。在“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中，我们可以从“小镇做题家”们的自白与回溯里看到对父母能力有限的认识。有的组员认为家长“支持”不够、全依靠自己选择，以及小地方环境带来的“眼界”不够开阔。这种“支持”与“眼界”的差距，对高中时期的“小镇做题家”们或许并不重要，但在抵达城市、进入大学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学IT改命运？

在“育儿陷阱”与教育不平等的大背景之下，我们是否还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呢？在“985废物小组”以及百度“985贴吧”里我们可以看到，计算机专业被认为是改变命运的最佳推荐选项。

“985贴吧”将计算机专业称为“宇宙机”，与之对应的还有推荐考公务员的“宇宙公”、鼓励学师范的“宇宙师”和推荐学医的“宇宙医”，而其他一些专业诸如化学、生物、地质则被划归为“天坑”专业，不如“宇宙机”可以更好地帮助毕业生在城市立足。在“985废物小组”一篇名为《小镇做题家的最好出路》的帖子中，楼主分析认为，程序员的工作要胜过金融（需要人脉）、教师（升迁难）、公务员（需要社交能力）和创业（有血本无归的风险），因为“只有程序员需要靠谱的学习能力，是不需要拼人脉和资源的”，又可以获得相对丰厚的报酬，因此恰恰符合了组员的特征与需求。

最适合“小镇做题家”的工作是程序员，不是所有人都会赞同这样的结论，但巧合的是，在印度孟买，也有贫困家庭的孩子以IT改变命运的故事。日前出版的《孟买：欲望丛林》一书描绘了作为奇特风景线的孟买贫民窟的计算机培训机构。作者跟随向导寻访孟买的贫民窟，看到了挂着“光明计算机课程”的陋居，向导告诉他，孟买贫民窟里有许多自学IT的年轻人，“如今阿猫阿狗都开起了计算机课。”对于这些出身贫寒却天资聪颖的年轻人来说，学习计算机是改变命运的机遇。这些来自贫民窟的孩子没有正规教育的途径，却看到了报纸登载的招聘启事，IT可以帮助他们找到正当且高薪的职位，为他们赢得走出贫民窟的机会，IT对孟买贫民窟的年轻人来说就像拳击或篮球对黑人少年一样。

与IT改变命运形成对比的是，作者也写到了一位希望以诗歌和文学改变命运的十七岁少年的故事。这位从家里跑出来的少年来到孟买，有空的时候就在孟买周游，在瘾君子被警察折断拐杖且遭到毒打时，他以残疾的瘾君子的视角写诗。他陷入穷困潦倒之中，无处可去，只能睡在大街上，他的父亲寻遍多个地方终于找到他，依然不赞成儿子的文学之路。他希望儿子将来还是做个教授或医生，因为这世上的诗人和作家何其多，可能很少人会欣赏他的作品。少年回应道，“我不怕。我是睡在大街上，但我也走在人生的大路上不是吗？”“我不想住公寓楼，它把人囚禁著了。露宿街头反而给了我结交朋友的机会。……街头是流浪汉和穷人的宝地，睡大街的人数不胜数啊。”少年向作者表示可以书写他的故事，甚至可以取名为《不为人知的生活》，因为“人们对讨论有钱人的生活乐此不疲，但穷人的生活无人问津”，最终少年还是同父亲一起回乡了。

IT还是文学，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折射出到大城市孟买寻求机会的年轻人的希望，一个可能是通往体面工作的快捷通道，另一个则如同与命运赤裸相搏，最终仍是返乡。

当然，比起孟买贫民窟的IT少年或是来到城市写诗的流浪少年，985毕业的“小镇做题家”们无疑有着更扎实的学习能力与更被主流认可的教育背景，然而，是留下还是离开，同样是一个久久徘徊在“985废物小组”里的问题。如果按照《爱、金钱和孩子》的说法“育儿如同投资”——父母教养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孩子的经济前景，父母干预的强度会随着教育的经济利益增大而增加——那么在进入大学之时，选择IT或文学也是一种投资，选择应当依据专业的经济前景做出。而这也的确成为了“985贴吧”或“985废物小组”区分“宇宙机”与“天坑专业”的依据。但专业选择真的可以如同投资吗？个人的天赋、秉性、志趣要如何纳入考量？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