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magasa

《饥饿游戏》第三部的下集上映，为这个风靡全世界的电影系列画上了句号。将第三部分成上下两集，显然是出于商业考虑，出品公司狮门影业希望尽可能地攫取这个“IP”的商业价值，带来的问题就是稀释了第三部的剧情浓度，叙事进程拖沓累赘，客观上拉低了影片收尾的水准。

导演：弗朗西斯·劳伦斯

主演：詹妮弗·劳伦斯；乔什·哈切森

制片国家/地区：美国

上映日期：2015.11.20

片长：136分钟

我不是《饥饿游戏》的粉丝，不过看前两部时仍得到了不少的愉悦，这缘于它提供了一个游戏化的社会模型，将一个极权国家的主要政治要素都提炼出来展示。比如说第二集中，菲利普·塞默尔·霍夫曼饰演的游戏设计师，对总统斯诺说了一席话，教他运用媒体来操控民众的思想，因为民众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总是轻信灌输和洗脑，可以轻易地被引导来憎恨敌人。

这套电影及其原著能够吸引青少年的最主要原因，是设计出一场大型的真人秀，允许参赛者在限定的场景内合法地屠杀竞争对手，整个过程面向全国直播，这简直是《大逃杀》的升级版，而且把它变成一台综艺节目，是对眼下火爆全世界的各种电视真人秀的讽刺。

值得玩味的是节目观众所处的地位，越是底层的民众，比如第13区的选手和观众，对饥饿游戏是害怕和厌恶的，但越是在统治结构中占据了更高层位置的人，比如来自国会区的选手和观众，对游戏的参与往往更加主动积极。这个死亡游戏定期地筛选青少年参加，独裁者令这个国家的未来一代长期生活在恐惧当中，下层民众会加倍珍惜眼前的和平假象，而喜欢享受残忍杀戮刺激的高级阶层则会愈加认同并维护弱肉强食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影片所构筑的社会模型。

可惜的是，到了第三部上下集中，电影就演变为一派反抗另一派的武力斗争。但战争也好，行刺也罢，它失去了和任何别的革命电影的本质区别，丢失了“饥饿游戏”的核心趣味。在之前的游戏化设定之下，一切幼稚行为都是可以被原谅，因为我们可以给它找一个借口，游戏规则就是如此。但当叛军和保皇派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后，还让一个女孩带着弓箭在前线冲锋杀敌，以及所有糟糕的战术策略，都让观众再也无法忍受——政治和战争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饥饿游戏》是粉丝电影，在这一点上它和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并无区别。粉丝电影能够成功的关键是在特殊群体中建立一套自己的思维逻辑和话语体系，非粉丝是无法理解，也无法认同的。在《小时代》的拜金主义争议之外，它做到了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让为数广大的即将迈入社会的青少年，接受了一套虚拟的社会规则的演练。《小时代》里有很多商战的情节，在成年人看来自然不值一哂，但不经世事的少年人就会非常投入和认真地看待。这批年龄集中在15至20岁之间的少年观众正处在认为自己已经长大，可社会并没有打算真正承认他们的阶段，他们加倍地渴望认可与尊重，迫切地希望参与到成人游戏中来，《小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幻想的舞台。

在这个意义上，《饥饿游戏》观众的心理机制和《小时代》是一样的。但一个颇为重要的区别是，《小时代》是在消费主义的逻辑下完成其世界观建构的，成功与失败，体面与落魄，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和奢侈品来衡量，剧中人的目标是为了过上一种高级的生活。《饥饿游戏》就完全建立在一个政治化的架构上，民主和独裁、宣传和反宣传成为影片的核心冲突。这种差异的出现，背后的原因不言而喻，当下的中国比美国更加推崇以消费水平来定义人的身份，文艺创作回避严肃的政治问题，尽力营造一个所有人都很安全的虚幻梦境。

《饥饿游戏》是近年流行的青少年反乌托邦电影的滥觞，《赐予者》《分歧者》《移动迷宫》之类层出不穷。这些影片除了高唱自由反抗独裁的主旋律外，还有一层弦外之音不可忽视，那就是青少年对家长权威的反抗。《饥饿游戏》中的总统斯诺，就是个典型的包办一切的老年家长。父权的压制永远是少年人眼中最直观的阻力和威胁。

但这部大结局对非粉丝的观众来说，始终存在一个无法逾越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并认同几位主角的行为。詹妮弗·劳伦斯饰演的凯特尼斯用中国网络术语来形容的话，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圣母”，她总是没有原则地软弱和博爱，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叛军领袖人物。但并不像在《三体》中“圣母”毁灭了地球，凯特尼斯终究还是成功地推翻了独裁统治，这背后反映的可能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价值观了。

在技术上，大结局的一大问题是叙事节奏过于拖沓，前面的来回交战推进缓慢，冗长沉闷，到需要终结使命时又突然一蹴而就，显得过于儿戏。在最后所有该杀死的“坏人”都死掉后，影片竟然迟迟不肯结束，反复切入新的场景，却又并没有什么要说的。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天下底定后的凯特尼斯抱着她的孩子，沐浴在郊外灿烂的阳光下，幸福安宁。这个画面的含义清晰无比：只有成长，才是少年人的最终归宿。这是影片给它的粉丝的最重要讯息。

作者magasa，影评人，现主编电影杂志《虹膜》，曾在若干电影节上担任选片人和评委，包括第52届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